從日劇窺探日本都市社區營造的脈絡

文：可能設計（致力於以使用者為中心，運用設計思考轉化弱勢資源）

日本擅長以電視連續劇反應社會現實。前陣子紅極一時的日劇「月薪嬌妻」（逃げるは恥だが役に立つ），以詼諧浪漫手法，討論了日本這個亞洲高度現代化的經濟強國，自從1990年代泡沫經濟之後失落的20年，浮現的諸多社會結構問題。

「家庭範本」中的婚姻與性別分工

根據藤田孝典（2016）的研究，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日本，提供了「終生僱用制」的基礎，形成了某種主流的生活與工作方式。年輕人，特別是男性正職員工只要維持工作，就能過著不錯的生活，隨著「年功序列制度」累積年資，大約50歲時就能升到一定的職位，確立了只要努力就會有回報的體制，過去被稱為「總一億人中堅社會」。即使不用刻苦，也有選擇適合自己工作方式的餘地，即使一輩子當個普通職員，也能過著一定水準的生活。在工作年齡，多數人都會結婚，受到專職主婦或兼職支持家計的女性、雙親、社區鄰居支持，過著足以養育小孩的幸福生活，此為普遍實存的「家庭範本」，並成為個人生涯規劃、社會制度設計的參照想像。可是，這種「家庭範本」卻急遽崩壞了。

「月薪嬌妻」故事中最初的爭議點，由「契約婚／事實婚」這個非傳統婚姻形式切入，挑戰日本的「家庭範本」，即以婚姻組成的核心家庭。在這樣的家庭範本中，擁有正職的男性為經濟支柱，女性則為專職家庭主婦，形成「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性別分工。女性的功能僵固於家務與育兒的每日操持，女性專業能力與生涯選擇自由受到忽視。隨著故事開展，逐漸鋪陳出此種婚姻與家庭型態無以為繼的根本原因，在於「終身僱用制」崩潰、「非典型僱用」興起的經濟制度變遷。劇情最後以平匡遭受公司裁員，無力負擔給美栗的家務薪資激化這樣的性別不平等，控訴男性中心的幸福家庭想像，在房貸、育兒的預期經濟壓力，透過婚姻對女性實行「愛情剝削（榨取）」，突顯無薪家務勞動的價值。

此外，美栗的好友小安，面對丈夫出軌，在全職工作先生的經濟保障所能提供的孩子安穩，與女性自我尊嚴之間擺蕩。最後忍痛離婚，回鄉依靠娘家，陳述女性離婚後工作機會的缺乏，加乘以單親育兒的雙重壓力。不難想像，這種狀況若無原生家庭的代間支持網絡，單親育兒女性極可能落入社會底層。

「非典型僱用」與青年工作貧窮、女性晉升收入的天花板

美栗頂著碩士的高學歷，卻只能當約聘人員，無法成為正式職員，這種現象並非特例。日本大學畢業生將近半數是女性，但當中只有67%的女性有工作，且很多是薪資水準低的兼職或服務生，造成女性的工作貧窮，使得日本成為全球已開發國家中，最多高等教育女性人才被忽略的國家。日本的義務教育只到高中，大學以上的學費相當高昂，畢業就身負學貸400～900萬日圓，有些畢業生甚至因為找不到工作，或者非典型工作的低薪不足償還學貸而到酒店賣春，美栗揭開的是這一代的貧困女子樣態。

藤田孝典（2016）《貧困世代》一書描寫15～39歲正處於人生主要工作階段者，因「非典型僱用」導致的工作貧窮，致使青年繭居失去「地緣」（因居住的地理親近性建立的鄰里社區關係）、「社緣」（除了血緣、地緣以外建立的社會關係，學校、職場、行政支援、社會保險是建立社緣的重要場域） ，甚至危及親緣的現象。1990年泡沫經濟崩壞之後，經歷就業冰河期（1993～2005年）的年輕人被稱為「失落世代」。他們受到景氣衰退剝奪職業選擇自由，且失去日本舊有「終身僱用制」保障。但這之後，不安定的勞資僱用環境更加惡化。現在的年輕人們並不像失落世代那樣，就業困境與貧窮只是暫時狀態，他們因為僱用環境的激烈變化，陷入了一輩子的貧困，難以脫離「窮忙族」（Working Poor），更要面對未來老年階段的經濟與照護問題，是日本史上特殊的世代，特別以「貧困世代」稱之。據統計，2000年以後，2、30歲的年輕人中，每3人就有1個是「非典型僱用」的兼職或約聘工，而女性比率又比男性高。若以20～29歲來說，女性約聘比率已高達4成2，男性只有2成8。這些女性的學歷卻不一定比男性差，主因日本社會認為女性的預期角色是結婚生子，工作只是過渡到婚姻的短暫時期，並非職場的主要生產力，因此並不被賦予要職，造成女性職場晉升的玻璃天花板。

過去女性可以選擇婚姻，依附於有終生僱用正職的先生，以家庭主婦的無償家務勞動換取生活保障。然而，當男性工作也不穩定時，主婦無法安於主婦生活，必須打工分擔家計（美栗後來也到商店街打工）。日本的所得稅與年金保費的制度設計，對非範本家庭、非典型就業的家戶經濟更落井下石。所得稅中的「配偶扣除額」讓由正職工作丈夫、家庭主婦太太組成的家庭，如果太太外出打工年收入低於103萬日圓，不僅不須將打工收入計入家戶所得，還能從先生應計所得稅中扣除38萬圓作為撫養負擔，可降低家戶需繳納的稅金，此即所謂「103萬日圓的壁壘」。而這個上限成為某些女性兼職工作的薪資天花板，導致女性低薪、勞動參與。（大前研一，2016）此外，符合上述條件的專職家庭主婦，屬於年金的「第三類保險人」，能以受撫養者的身份依附在丈夫的健保之內，免繳納保費。然而問題在於，若丈夫從正職員工變成非典型工作者，妻子就不屬於「第三類保險人」而必須繳納保費，儘管身為專職家庭主婦的角色從未改變。夫妻兩人份的保費約略超過每月3萬日圓的金額，就非典型就業的低薪水準而言負擔沈重。（山田昌弘，2016）

城鄉差距與商店街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