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劇窺探日本都市社區營造的脈絡

從日劇窺探日本都市社區營造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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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日本擅長以電視連續劇反應社會現實。前陣子紅極一時的日劇「月薪嬌妻」,以詼諧浪漫手法,討論了日本這個亞洲高度現代化的經濟強國,自從1990年代泡沫經濟之後失落的20年,浮現的諸多社會結構問題。另一部日劇「無聲的貧困」,與「月薪嬌妻」的難以承受之輕相比,則直指了底層社會現象的沈重。

文:可能設計(致力於以使用者為中心,運用設計思考轉化弱勢資源)

日本擅長以電視連續劇反應社會現實。前陣子紅極一時的日劇「月薪嬌妻」(逃げるは恥だが役に立つ),以詼諧浪漫手法,討論了日本這個亞洲高度現代化的經濟強國,自從1990年代泡沫經濟之後失落的20年,浮現的諸多社會結構問題。

「家庭範本」中的婚姻與性別分工

根據藤田孝典(2016)的研究,經濟高度成長期的日本,提供了「終生僱用制」的基礎,形成了某種主流的生活與工作方式。年輕人,特別是男性正職員工只要維持工作,就能過著不錯的生活,隨著「年功序列制度」累積年資,大約50歲時就能升到一定的職位,確立了只要努力就會有回報的體制,過去被稱為「總一億人中堅社會」。即使不用刻苦,也有選擇適合自己工作方式的餘地,即使一輩子當個普通職員,也能過著一定水準的生活。在工作年齡,多數人都會結婚,受到專職主婦或兼職支持家計的女性、雙親、社區鄰居支持,過著足以養育小孩的幸福生活,此為普遍實存的「家庭範本」,並成為個人生涯規劃、社會制度設計的參照想像。可是,這種「家庭範本」卻急遽崩壞了。

「月薪嬌妻」故事中最初的爭議點,由「契約婚/事實婚」這個非傳統婚姻形式切入,挑戰日本的「家庭範本」,即以婚姻組成的核心家庭。在這樣的家庭範本中,擁有正職的男性為經濟支柱,女性則為專職家庭主婦,形成「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性別分工。女性的功能僵固於家務與育兒的每日操持,女性專業能力與生涯選擇自由受到忽視。隨著故事開展,逐漸鋪陳出此種婚姻與家庭型態無以為繼的根本原因,在於「終身僱用制」崩潰、「非典型僱用」興起的經濟制度變遷。劇情最後以平匡遭受公司裁員,無力負擔給美栗的家務薪資激化這樣的性別不平等,控訴男性中心的幸福家庭想像,在房貸、育兒的預期經濟壓力,透過婚姻對女性實行「愛情剝削(榨取)」,突顯無薪家務勞動的價值。

此外,美栗的好友小安,面對丈夫出軌,在全職工作先生的經濟保障所能提供的孩子安穩,與女性自我尊嚴之間擺蕩。最後忍痛離婚,回鄉依靠娘家,陳述女性離婚後工作機會的缺乏,加乘以單親育兒的雙重壓力。不難想像,這種狀況若無原生家庭的代間支持網絡,單親育兒女性極可能落入社會底層。

「非典型僱用」與青年工作貧窮、女性晉升收入的天花板

美栗頂著碩士的高學歷,卻只能當約聘人員,無法成為正式職員,這種現象並非特例。日本大學畢業生將近半數是女性,但當中只有67%的女性有工作,且很多是薪資水準低的兼職或服務生,造成女性的工作貧窮,使得日本成為全球已開發國家中,最多高等教育女性人才被忽略的國家。日本的義務教育只到高中,大學以上的學費相當高昂,畢業就身負學貸400~900萬日圓,有些畢業生甚至因為找不到工作,或者非典型工作的低薪不足償還學貸而到酒店賣春,美栗揭開的是這一代的貧困女子樣態。

藤田孝典(2016)《貧困世代》一書描寫15~39歲正處於人生主要工作階段者,因「非典型僱用」導致的工作貧窮,致使青年繭居失去「地緣」(因居住的地理親近性建立的鄰里社區關係)、「社緣」(除了血緣、地緣以外建立的社會關係,學校、職場、行政支援、社會保險是建立社緣的重要場域) ,甚至危及親緣的現象。1990年泡沫經濟崩壞之後,經歷就業冰河期(1993~2005年)的年輕人被稱為「失落世代」。他們受到景氣衰退剝奪職業選擇自由,且失去日本舊有「終身僱用制」保障。但這之後,不安定的勞資僱用環境更加惡化。現在的年輕人們並不像失落世代那樣,就業困境與貧窮只是暫時狀態,他們因為僱用環境的激烈變化,陷入了一輩子的貧困,難以脫離「窮忙族」(Working Poor),更要面對未來老年階段的經濟與照護問題,是日本史上特殊的世代,特別以「貧困世代」稱之。據統計,2000年以後,2、30歲的年輕人中,每3人就有1個是「非典型僱用」的兼職或約聘工,而女性比率又比男性高。若以20~29歲來說,女性約聘比率已高達4成2,男性只有2成8。這些女性的學歷卻不一定比男性差,主因日本社會認為女性的預期角色是結婚生子,工作只是過渡到婚姻的短暫時期,並非職場的主要生產力,因此並不被賦予要職,造成女性職場晉升的玻璃天花板。

過去女性可以選擇婚姻,依附於有終生僱用正職的先生,以家庭主婦的無償家務勞動換取生活保障。然而,當男性工作也不穩定時,主婦無法安於主婦生活,必須打工分擔家計(美栗後來也到商店街打工)。日本的所得稅與年金保費的制度設計,對非範本家庭、非典型就業的家戶經濟更落井下石。所得稅中的「配偶扣除額」讓由正職工作丈夫、家庭主婦太太組成的家庭,如果太太外出打工年收入低於103萬日圓,不僅不須將打工收入計入家戶所得,還能從先生應計所得稅中扣除38萬圓作為撫養負擔,可降低家戶需繳納的稅金,此即所謂「103萬日圓的壁壘」。而這個上限成為某些女性兼職工作的薪資天花板,導致女性低薪、勞動參與。(大前研一,2016)此外,符合上述條件的專職家庭主婦,屬於年金的「第三類保險人」,能以受撫養者的身份依附在丈夫的健保之內,免繳納保費。然而問題在於,若丈夫從正職員工變成非典型工作者,妻子就不屬於「第三類保險人」而必須繳納保費,儘管身為專職家庭主婦的角色從未改變。夫妻兩人份的保費約略超過每月3萬日圓的金額,就非典型就業的低薪水準而言負擔沈重。(山田昌弘,2016)

城鄉差距與商店街沒落

劇中藉由美栗父母退休養老移居鄉下的脈絡,點出日本城鄉差距,地方經濟衰退缺乏工作機會,造成青年人口外流、高齡化,以及地方城鎮商店街沒落的現象。

商店街為日本傳統小型商業生活形式,20世紀前半,都市化過程農村人力流向都市,不須大型資本的小型自營零售店蓬勃發展,群聚而成商店街,以克服人口大量流動造成的失業與貧困問題。沿著僅容步行或腳踏車通行的巷弄兩邊,分佈著多種零售餐飲服務小店,藉由特色拱廊、看板、街燈與道路鋪面等視覺設計行銷,形成獨特街區魅力。店舖的構成不同地方大異其趣,依集客的地理範圍而言,「近鄰型」以日常生活所需的食材、日用雜貨、傳統服飾、食堂、居酒屋等為主;「廣域型」以較具規模或品牌之餐廳、商店組成。

1962年「商店街振興組合法」實施,以地域振興、相互扶持與公共福祉為目的,給予補助金鼓勵並保護商店街的發展,商店街中的各店家組成「商店街振興組合」之自治組織,協議管理商店街中營運、企劃、福祉等各項事務,屬於連帶經濟的一種。

然而隨著交通工具的演變(汽車取代腳踏車與步行)、都市中心轉移出現老舊城區、鄉鎮人口外流到都市、通信販賣普及、消費者生活型態改變,商店街逐漸不敵連鎖百貨、大型商場、購物中心的免費停車場、一站式多樣選擇、同時滿足家庭的量販需求或一人經濟的多樣料理食品,而趨於沒落。因此日本政府推動商店街振興與再生,包括中心市街地活性化、社區營造支援政策。

劇末,美栗以紮實的田野訪查及參與式設計,敏銳的創業家觀察,以及組織居民的行動力,將居民問題碎語跟創意小聰明集結而成「活化商店街的青空市集」構想,實現「做自己想做的事,對眾人有幫助,又可以賺錢維生」的想望。結局以家戶經濟作為「公司」、夫妻成為「共同經營責任人」(合夥人)的新視野,解開「男主外女主內」的僵化家務勞動分工,挪出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空間,以能實現獨特能力的女性創業,應對當代家戶經濟困境,並以商店街為例的社區事業,作為包容多元生活型態的解答。

在一部戲劇中塞入這麼多議題,編劇的野心令人敬佩,藉由男女主角的清新特質,以詼諧敘事之輕轉化結構壓迫之重,娓娓到來這個時代的哀愁,令人難以遁逃,但又提出可能的解答,隱隱透出曙光,無怪乎引起廣大迴響。

無聲的貧困
PhotoCredit:http://www.nhk.or.jp/drama10/silentpoor/
日劇「無聲的貧困」

以「地緣」克服「無緣」

另一部日劇「無聲的貧困」(サイレント・プア),與「月薪嬌妻」的難以承受之輕相比,無聲的貧困一劇,則直指底層社會現象的沈重。此劇以東京都墨田區商店街為拍攝背景,大阪府豊中市社會福祉協議會協力取材。劇中以女主角身為阪神大地震受災戶的創傷症候群為動力,以充滿傳統人情味的商店街為背景,描寫日本如何藉由地域福祉組織的社區營造,聽見社會隱微的聲音,重建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所編織的安全網,發掘每個人於其中最能揮灑的獨特能力。

劇中討論諸多因為失去「血緣」、「地緣」或「社緣」三種人際連結,造成失援而滑落底層的現象[1],如:垃圾屋、街友、失智老人、單親家庭、繭居族、非法居留、身障、地震受災戶遷居、多重困境家庭(繭居、長照、單親、醫療缺乏)等議題。劇中呈顯商店街中透過各種經濟活動型塑的社會安全網,例如女主角爺爺開的洗衣店在寒冬中關注老人未來取回清洗衣物而擔心其健康安危。並以位於商店街中的庇護咖啡館,作為協助失援者重新融入社會的機會。藉由社區營造的「地緣」,以克服「無緣」。

2010年日本NHK電視台製作了一系列探討人際關係疏離的專題節目「無緣社會──『無緣死』三萬二千人的衝擊」,並集結編纂為《無緣社會》一書,「無緣社會」遂成為日本當代關鍵字之一。所謂無緣,是指個人失去所有緣份連繫,總括為三大類別:血緣、地緣、社緣。反應日本社會在高度成長的過程中,既有維繫人際關係的傳統逐漸被打破,個人與個人之間不再有任何連帶關係。書末,以「結緣社會」終結「無緣社會」,尋求新的「連結」共同建立「關懷人,尊重生命的結緣社會」作為當代社會疏離失援現象的一帖良藥。

書中提到,2011年311大地震跟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的罹難者,絕大部分都是「無緣死」的孤獨老人。然而,在毀滅性的災難之後,社會韌性與復原力(Resilience)開始展露,此種精神延伸發酵至各層面的社會問題上。阪神大地震激起地區人民的自律與連帶意識,朝向自助、共助、公助的「韌性城市」而努力。阪神大地震之後11年的《國民生活白書》,直指1995年是日本的「志願工作者元年」,志願工作與NPO組織成立量大增。在這樣的潮流下,以市民為中心、借用市場力量並追求自立性的新典範,即社會事業(Social Business,簡稱SB)、社區事業(Community Business,簡稱CB)等「連帶經濟」的各種組織形式開始出現。

以社區營造重建「連帶經濟」

「連帶經濟」(「連帶經濟」為日文用語,英文為Solidarity Economy,中文亦譯為「團結經濟」)總稱以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為基礎的經濟活動。連帶經濟關照傳統經濟活動中經常被忽視的領域,特別是那些在既有經濟體制中遭受疏離壓迫、社會排斥者,將其重新納入社會活動,此為連帶經濟的核心目的。具體型態例如:NPO及其事業、公平貿易、社區貨幣(日文「地域通貨」)、微型貸款、社會企業、社區事業、倫理消費、合作社(日文「協同組合」)、開放原始碼等。(可參見日本語維基百科「連帯経済」條目。)

其中,「社區事業」是以企業方法活化地域資源解決地域課題的事業。社區事業為回應特定地區(社區)的需求和挑戰的業務,主要目標為運用人力資源、專門知識(Know-How)、設施設備、資金等來振興該地區,創造就業機會和宜居場所。此外,社區事業的催生也背負著減輕行政支出的期待。社區事業近年來普及於日本全國,其管理實體可以是NPO法人、公司組織(「株式會社」、「持分會社」),組合組織(「有限責任事業組合」,簡稱LLP、「協同組合」,即合作社),個人獨資等。

社區事業與「指定管理者制度」、「構造改革特區」、「市場化試驗」等公共制度緊密相關,擔任降低行政支出、新公共政策前瞻試驗、輸送小規模地區服務的角色。社區事業也與社會企業、社會事業、事業型NPO、非營利株式會社、勞動合作社(日文「労働者協同組合」)相關。以鼓勵高齡、女性、學生的社會創業;創造NPO與市民活動的自立持續形式;促發活化地域經濟、活用地域特色的社區營造、地域振興。谷本寬治認為,解決特定地域之社會問題的社會事業,稱為「社區事業」。

因此「地域性」可說是CB/SB的區隔指標,以明確地理範圍之社區問題為關照對象的事業為社區事業(CB),以跨地理空間(甚至擴大到海外)之社會議題為關照對象的事業為社會事業(SB)。同時具備「社會性」、「事業性」、「革新性」三個要素的「社區事業」,亦可稱作「社會事業」。SB/CB的具體案如:地域活化(災地復興、過疎地域活化、社區營造)、商店街活化、環境保護、高齡介護、幼兒托育、教育、障礙者與女性就業促進。


從這兩部日劇討論的議題,筆者嘗試探索日本都市社區營造的脈絡,尤其是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遭受排斥疏離而未蒙其利的族群。總結而言,就業結構與人口家庭結構的變遷,導致諸多失去社會連帶的「無緣」現象(例如:高齡獨居、青年繭居、自殺),從而導致「下流」(「下流」為日文用語,中文為「向下流動」之意)與「社會格差」[2](包含階級與地域的落差)。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的都市社區營造,可說是試圖重建「連帶經濟」回應資本經濟難題,具有理論洞見與實踐性的不懈努力。

註釋:

[1]湯淺誠(2010)以「溜滑梯社會」形容只要不小心滑一跤,就會毫無阻攔一路跌落到最底層的生活。影射日本社會制度的僵化與社會安全網闕漏,致使個人因某些非自我能選擇的因素,無法融入或脫離主流價值體系,向下流動落入貧困底層的現象。湯淺誠認為,沒有選擇的自由、人際關係的貧乏,就是貧困。湯淺誠呼籲,「漠不關心,是反貧困的最大敵人」,「讓社會重新生產有尊嚴的人!」

[2]「社會格差」為日文用語,英文為Disparity,中文可譯為:差距、落差、差別。格差社會指的是社會群體區具有嚴密的階層之分,不同階層之間經濟、教育、社會地位差距甚大。且階層固定不流動,社會地位翻身困難的現象。具體的形式如:所得資產差距、典型與非典型僱用差距、世代差距、結婚差距、醫療差距、城鄉差距、身障精障HIV感染者差別歧視。

1980年代後,伴隨世界經濟的自由化與全球化,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氛圍不安的情況。格差社會一詞源自日語,「格」在日語中有等級、階層之意(古漢語中亦有此意)。(參見日本語維基百科「格差社会」條目)

參考書目

延伸閱讀:

本文經眼底城事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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