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常人難以想像的課題：受性侵害所孕的女性與其所產的孩子

在看似安穩的社會裡，性暴力仍無所不在，打開媒體網路，不乏可見有女性網友們，以匿名發表求助文：「前男友告訴我再發生一次關係就分手，但事後我愈想愈不對勁…」、「我只是想說和學長續攤，結果被半推半就…」，而最令人心碎的是接下來的文字：「結果後來發現懷孕了，該怎麼辦？要生下來嗎？」

在一段關係中，如果以誘騙、脅迫、哄拐、條件交換、權力掌控等情況下要求或強制進行性行為，就是性侵害。

而回想華人女性被養成的處境，通常被形塑與期待成矜持順從，甚至從小灌輸未來要以夫為天的規訓權力觀念，常常演變為「不好意思拒絕對方」，或是在恐懼下無法拒絕時，即會被質疑「妳活該，為什麼不好好保護自己？」、「妳不會求救？」；但為什麼即便女性拒絕，性侵案依然頻傳？亦或被檢討「妳怎麼沒有積極說不要？」

在現代某些媒體與色情片的渲染下，建構出「女人說不要就是要」、「可以誘拐哄騙、或以強制以暴力達成目的」、「因為女人其實也很想」等讓大眾嚴重錯誤認知的性教育，因此即使女性拒絕，也會被某些人誤讀為只是在害羞；在目前社會的性別框架中，性宰制關係與大眾教育意識，仍然不平等，這更突顯性教育的重要性。

更令人心痛的是，性侵害是侵犯人權的行為，但在侵犯人權對待下的產物：遭性侵害後所懷的孩子，受害女性又該如何面對這樣的處境？

性暴力是歷史脈絡下的重要性別議題，直至今日，處理受害女性難以稀釋的創傷課題，甚至是生產與否的「人權議題」，並沒有隨著時代而消失；更令人憤怒地是，當女性因侵害致孕但有意願墮胎時，人群開始戴上檢討的眼鏡，指責欲墮胎的女性是殺人兇手，卻在孩子出世時，又投以輕蔑眼光；更多女性在父權思想的社會中，被「母為天職」綁票，好像女性原本就該與當母親畫上等號，即便她們原本不想生產，也會於順服於父權眼光下，勉強自己生下孩子，卻渾然不自覺。

然而，女人的子宮始終該是自己的。法國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曾說過：「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後天形成的」而成為母親這件事，也不是女性天生職責，更有可能是被社會所創造出來的責任，雖然女性生理結構有條件孕育生殖 ，但不代表她要為誰生產。

如果受性侵害所孕的女性堅持要生產，我們不妨可以思考：孩子又該如何面對自己與犯罪者的血脈連結？該名女性本人的身心狀態又是如何？畢竟，養育遭性暴力後所產的孩子，並不是常人能夠想像的課題，但這卻仍持續在發生，我們不得不正視這個議題。

生物學家羅伯特．泰弗士（Robert Trivers）於1972年提出親代投資理論（parental investment），相較於男性，女性必須經歷懷胎的漫長孕期、產後調適身體等歷程，在這過程中，女性較易與胎兒培養親情關係，對於孩子出世後的情感、期待、照護普遍都會遠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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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腹中胎兒是在非自願被侵犯所孕，即使受害女性在孕育過程中對胎兒產生情感連結，但也難免產生矛盾與衝擊，甚至是創傷記憶的重複提醒；可想而知，就算以「母愛」為前提產下孩子，如果沒有做足心理建設與後續教育計畫，當性侵創傷的壓迫遠高於親代投資的情感時，親情悲劇難保再重複上演，甚至反而危害下一代的身心狀態。

當然，不僅是受害女性與遭侵害所產的孩子該承受煎熬，社會與人群更要共同面對此項課題：告訴他們並沒有任何罪過，而不是拿放大鏡檢視他們，甚至進行排擠或投以輕視眼光（例如嘲笑單親）；或更好的方式是，該鼓勵彼此加入反性暴力運動，從參與社會來治癒傷痕；最重要的是，社會不該只聚焦於「受害女性與孩子」的生命困境，更要極力從性教育著手，剔除犯罪者透過性取得權力與控制的非人道思維。

因為對性暴力倖存者們而言，身體傷口會好，但心理創傷難以癒合，而關注性暴力受害者不僅是社會領域的事情，醫療專業更不能缺少性別觀點。

筆者曾聽過性侵受害者在檢驗採證時，認為「自己好像是一團待宰割的肉」，被要求褪去內衣褲後，換上病服、蓋上綠色布手術、雙腳被要求張開、拍生殖器照片等檢驗流程；雖然在生理的醫療採證程序，這些步驟都不能省略，但在心裡照護上卻可能造成性侵受害者的二次衝擊。

所以，若醫療融入性別觀點，例如問診檢驗時以較平穩語氣進行，或加入用語措辭的轉變，例如：「請你把雙腳張開」更換成「我們將雙腿微彎向外跨」，使用溫和詞彙再以專業引領患者進行流程，或許能減緩性侵被害者的恐懼，也可以稍微平息某些受害女性對於「雙腳張開等於性行為動作」的刻板印象聯想。

解決性暴力是性別平等教育的重點議題，社會不僅從性教育倡導反性暴力的行動，更該與醫療領域結合，性暴力倖存者們的身心，才能得以與時俱進地恢復，並透過多元專業角度，共同解決性暴力問題，讓我們所呼吸的地方，能夠綻放互相尊重的花。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