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的盛世》(上):中國歷代反腐無法取得治本之效的三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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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這些反腐措施不能取得治本之效呢?原因很簡單,這些措施都沒有觸及到根本。中國傳統社會的腐敗大多數時候都是一種制度性腐敗。它的產生是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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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宏杰

為什麼中國歷史上這些反腐措施不能取得治本之效呢?

原因很簡單,這些措施都沒有觸及到根本。

中國傳統社會的腐敗大多數時候都是一種制度性腐敗。它的產生是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權力決定一切」的社會運轉機制

自秦朝至清末,中國歷史基本上就是一個皇權專制不斷強化的歷史。而皇權專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敗。

皇權專制制度的根本特徵是,皇帝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相反,國家是為皇帝而存在。用黃宗羲的話說,從秦朝開始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天下之害盡歸於人」。黑格爾則說傳統中國是「普遍的奴隸制。只有皇帝一個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隸」。這句話在中國史書中得到這樣的注解:後梁宰相敬翔曾對梁末帝說:「臣雖名宰相,實朱氏老奴耳。」(《舊五代史.敬翔傳》)

這種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襲產業:「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確實,在君主專制制度下,整個國家,就是給皇帝提供服務的莊園,全體臣民,其生存的意義都在於為皇帝奔走。

換句話說,國家就是皇帝的盛筵,皇帝一家是唯一的食客,天下百官是負責上菜的服務員,而老百姓,則是餐桌上的食物。這就是所謂的「竭天下之財以自奉」、「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奪人之所好,取人之所爭」。這種狀況本身當然就是最大的腐敗。用黃宗羲的話說,皇權專制制度是「天下之大害」。用孟德斯鳩的話說則是:「專制政體的原則是不斷在腐化,因為這個原則性質上就是腐化的東西。」

利益如此巨大,風險當然也高。為了保證自己及後代的腐敗特權,皇帝們建立起龐大的官僚體系,試圖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於「焚詩書,任法律,築長城,凡所以固位養尊者,無所不至。」這就導致權力籠罩一切。

記得我中學時讀世界歷史,課本上有一段是講西方資本主義是怎麼發展起來的,說因為歐洲的國王們很窮,打仗辦事得向商人們借錢,錢借多了還不起,結果國王們就被新興的資產階級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讀了這些之後我大惑不解:君主怎麼會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嗎?西方的君主怎麼那樣笨?

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思維方式。雖然私有制在中國起源很早,然而中國社會並沒有真正確立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中國古代權力的起源主要依靠赤祼祼的暴力,因此「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定意義上而言對古代中國並不完全適用。傳統中國是一個「權力決定一切」的「超經濟強制」的社會。

馬克思稱之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皇帝們可以憑一已之喜怒,把國家像揉麵團一樣揉來揉去:秦始皇可以調集全國之力修陵墓、修長城,朱元璋在全國之內組織了數千萬人的大移民,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尚可一道遷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內,人民搬遷一空。如此巨大的行政動員能力,讓西方人驚歎不已。

傳統社會生產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權力的直接支配之下進行。比如農業,劉澤華說:「國家通過權力系統對農業生產進行直接的監督和管理,貫穿於中國整個封建時代。……從官府集中大量耕牛、種子、生產工具在全國範圍內調配,到將幾十萬、上百萬的勞動者從東遷到西,又從西遷到東;更不必說產品徵收和轉運中組織、措施的複雜與嚴密,都體現著一種精神,即國家對於全部土地、農民、一切生產活動的主宰。農民幾乎沒有自由的獨立的自己的生產,一切都要納入符合封建國家需要的軌道。自由競爭或自由選擇的原則,在這裡完全沒有效應。」

不僅是大事由統治者決定,甚至普通百姓穿什麼樣的衣服,住多大的房子,也要由統治者具體規定。比如明朝開國之初,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對細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明確要求。他規定金繡、錦繡、綾羅這樣的材料只能由貴族和官員們使用。老百姓的衣料只限於四種:綢、絹、素紗、布。他還規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不得裁制花樣金線裝飾。」也就是說,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裝飾。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訪,發現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繡了花紋,勃然大怒,回宮後,「以民間違禁,靴巧裁花樣,嵌以金線藍條」,專門下令,嚴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

後來北方官員反映,北方冬天太冷,不穿靴子過不了冬。朱元璋遂用格外開恩,「惟北地寒苦,許用牛皮直縫靴」。就是說可以穿靴,但只許穿牛皮的,只許做成「直縫靴」這一種樣式。除了衣服之外,其他的生活起居也無不有明確的規定。比如老百姓的房子,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飾彩色。百姓喝酒,酒盞用銀器,酒注只能用錫器,其餘的都只能用瓷器、漆器……事實上,在中國傳統時代,不存在公域與私域的區別,一切私人領域都具有政治性質,都是政治領域。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需要由權力來規定。

而且中國皇帝對商人特別敵視。戰國時期,中國的統治者們就十分銳敏地認識到,經濟力量會威脅政權的穩定。因此中國多數朝代都對商人階層設置了歧視性規定。比如西漢「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一樣。前秦皇帝苻堅規定「工商皂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朱元璋則規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農民可以穿綢、紗、絹、布四種衣料。而商人卻只能穿絹、布兩種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敵國,也沒權利穿綢子。商人考學、當官,都會受到種種刁難和限制。

歷代統治者都堅持「利出一孔」原則,什麼叫利出一孔,天下所有的好處,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從一個孔出來,那就是都要由權力這個孔出來,由皇帝來賜予。所以在傳統時代,財富不能給自己帶來安全,因為它隨時可以被權力剝奪。一定要攀附權力,才能安全。權力可以讓一個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讓他一夜赤貧。漢文帝寵幸為他吮瘡吸膿的黃頭郎鄧通。漢文帝病了,長了個瘡,怎麼也治不好。鄧通就為漢文帝吸膿,漢文帝很感動,特許他可以冶銅鑄錢,鄧通遂一躍而富甲天下;過幾年,漢文帝死了,漢景帝上台,厭惡這個靠拍馬屁上來的人,於是鄧通就「家財盡被沒收,寄食人家,窮困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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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戰國時代的刀錢、布錢與方孔錢

朱元璋時代一個有名的傳說是,江南首富沈萬三為了討好朱元璋,出鉅資助建了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見沈萬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敵國」,欲殺之,經馬皇后勸諫,才找了個藉口流放雲南。沈萬三終客死雲南,財產都被朱元璋收歸國有。這個傳說雖然被歷史學家證明為杜撰,卻十分傳神地表現了朱元璋時代富人財富的朝不保夕。在古代中國,「政治地位高於一切,政治權力高於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確實,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金錢萬能;那麼中國傳統社會則是權力萬能。

因為權力支配一切,所以通過權力,很容易獲得巨額財富。所以在傳統社會,人們商品經濟意識不發達,對純粹的商業經營、經濟投資興趣不大,而對政治冒險、政治投機、權力經營十分投入。戰國時期的大商人呂不韋是中國式權力投資學的開創者。他說,耕田之利不過十倍,珠寶之利不過百倍,而政治投資贏利無數。後來他果然也透過擁立子楚為秦國國君而拜相封侯,一下子家僮萬人,食洛陽十萬戶。在古代中國,要想致富並且保持財富,只有通過做官:「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這是古代中國制度性腐敗的第一個基礎:權力支配一切。

第二個基礎則是權力不受約束

中國古代傳統社會歷來講究人治,因此權力運用表現出極大的任意性。憑武力奪取天下的中國皇帝,可以對天下一切人隨意「生之、任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而各地官員則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盤上,一手遮天,說一不二,獨斷專行。他們對上只對皇帝一個人負責,對下則永遠英明,永遠正確,永遠受到逢迎,下屬們除仰自己之鼻息外,別無他法。因此他們也很容易作威作福,專擅恣肆。康熙年間的工部右侍郎田六善曾這樣說:「今日官至督撫,居莫敢誰何之勢,自非大賢,鮮不縱恣。」

雖然中國歷代王朝為了約束權力也進行了一些制度設計,但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無治法」,所以實際上這些制度發揮的作用很小。

雖然中國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視監督機制建設,御史台、都察院在歷代都是朝廷重要的衙門,但幾乎每一個王朝,監察系統發揮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轉。比如清代幾乎所有的貪污大案,都並非監察制度監察到的,而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原因引發的。

最典型的是清代最大一起貪污案王亶望案,涉及甘肅省官員二百餘人,其中布政使以下縣、令以上官員一一三人,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貪腐集團,捐糧案前有預謀有計畫、案中有分工有組織有步驟,案後有攻守同盟。這樣一個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肅是公開的祕密,在全國也為許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內居然無一人舉報告發,最終還是貪污者自我暴露。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因為監察機構只是皇權的附屬,並不能監督皇權。皇權不能分割,傳統監察制度本是為強化皇權而設的。在傳統社會,皇帝的權力從本質上講是不受制約的。意志強悍的皇帝很容易就可以繞開制度、更改法律,以一人之意志而為高下,甚至法外施情,以情代法。

比如明代成化、嘉靖皇帝喜歡方術,很多術士只憑一紙符籙,便可官運亨通。到了一個王朝的中後期,皇帝往往帶頭腐敗,監察系統就完全失去作用。對於諫官來說,諫諍不合聖意,輕則遭貶,重則喪命。這樣的例子歷史上比比皆是。比如永樂年間刑科給事中陳愕「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下場非常悲慘。

西方現代的反腐機構雖然大多直屬政府首腦,不能直接監督政府首腦,但是政府首腦往往會受到司法系統、議會系統及新聞輿論的有力監督。因此監察機制從理論上來說是無死角的。但是政治分工、權力制衡的觀念都是近代以來的產物。古代皇權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讓渡,所以傳統社會不可能對皇權進行有效監督和制衡。

另外,中國傳統的權力制約機制是封閉的,它排除外來力量的參與,特別是拒絕引入民間的監督力量,因此是一種體制內的自體監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所有官員都處於同一權力體系之內,受到「官大一級壓死人」這個同樣的遊戲規則的左右,監察官員打「大老虎」,隨時可能為其反噬。所以傳統時代,大多數時候監察官員只能「打打蒼蠅」。萬曆年間,左副都御史丘舜曾經說:「(官場)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軟弱之流」。

此外,監察官員和其他官員一樣,也受利益最大化原則支配。當他們發現巴結權貴有利於自己時,就會輕易將手中的監察權力作為向權貴們討價還價的資本。所以,在歷史上很多時期,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很容易貓鼠一窩,在竊取「天家」利益的時候,結成同盟。歷代王朝後期,隨著官僚體系的腐敗,監察系統也會高度腐敗。

明代言官的權力非常巨大,特別是「風聞言事」的特權讓他們擁有非同尋常的殺傷力。這並沒有導致明朝官場風紀特別嚴明,反而導致了明代後期言官系統的腐敗特別嚴重。因為手中握有的監督和考察官員的權力,所以他們公然索賄,買官賣官。明代後期人稱科道監察官員為「抹布」,「言其只要他人淨,不顧己污也。」監察系統腐敗的結果是這個系統完全失去作用。比如崇禎年間,都察院考核地方官吏,已經完全流於形式,拘私情,通關節,結果全是「稱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第三,低薪制導致腐敗的惡化

在中國歷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漢桓帝時的名臣朱穆,長期任中高級官員,「祿仕數十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東漢著名學者政論家崔寔,曾經在多地擔任太守,「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殮」。東漢那些級別低的官吏,不但不能養活妻室兒女,甚至連冬夏衣被也買不起。比如東漢明帝時,河內樂松「家貧為郎,(尚書郎)常獨直台上,無被,枕杫,食糟糠。」杫是指放在枉礎上面的板子。無獨有偶,《京兆舊事》載,「長安孫晨,家貧,為郡功曹,十日一炊,無被,有蒿一束,暮臥其中,旦則收之。」簡直如同叫花子一般。

某些王朝比如宋代對中高級官員局部實行了高薪養廉,但是對廣大低級官吏一直是薄俸制,因此從總體上說,宋代也是一個低薪制的朝代。宋代許多中低級官員的生活也是十分緊張的。宋朝時有人抱怨說:「閒曹奔走徒雲仕,薄俸沾濡不逮親。」更有打油詩說:「平江(治今江蘇蘇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買嘗。只把魚蝦充兩膳,肚皮今作小池塘。」宋真宗時,張逸「(知)青神縣,貧不自給,(王)嗣宗假奉半年使辦裝。」低級官員甚至有貧至生不足養、死不得葬者。如「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能歸,乳嫗挾二子行丐於市。」流落成了乞丐。

傳統社會的低薪制,到底低到什麼程度,離滿足基本生活相差多少?我在《給曾國藩算算帳》一書中專門透過曾國藩等人的例子中分析,曾國藩在做翰林院檢討時,年收入為一百二十九兩左右,年支出為六百〇八兩左右。赤字四百八十兩左右,需要自己想辦法彌補。這是當時京官的常態。

不僅大部分王朝都採取薄俸制,有的王朝甚至還採取無俸制,不給官員開工資。比如北魏王朝和元王朝早期。

遊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戰爭搶掠為生,所以立國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俸祿。當時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來源,主要靠朝廷賞賜的戰利品。但是獲得賞賜最多的當然是隨軍出征的將士及文武官員,留守的官員所獲甚少,甚至根本撈不到賞賜。比如北魏名臣高允在任中樞機要官員中書侍郎時,「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其家「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 出任機要,而家貧如此,可見北魏官員待遇水準是何等不公平。

明太祖画像
Photo Credit: 國立故宫博物院@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明太祖朱元璋畫像

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留守文職官員和地方官員的主要收入就靠貪污受賄、「刮地皮」。史載當時無祿之官,「率是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視他們為「饑鷹餓虎」。北魏太武帝時,公孫軌出任虎牢鎮將,「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者百兩(輛),載物而南」, 百姓登山怒罵相送。

北魏前期的皇帝們在反腐上可謂機關算盡,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沒有俸祿制度是一個根本制度缺陷。直到孝文帝時期,北魏君主才想通一個簡單的道理:不給百官發俸祿,不可能達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開始制定俸祿制度。孝文帝結束了北魏一百多年無俸的歷史,然後再厲行懲貪,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並且為他的漢化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制度條件。

朱元璋反腐未能治本,也有俸祿制度方面的原因。在中國歷朝歷代皇帝中,朱元璋對官員們是最小氣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祿水準是中國歷史上最低的,史家因有「明官俸最薄」之說。我們以縣令收入為例。明代正七品縣令月俸只有七石五斗。那時的官員,並不享受國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別墅、小車、年終獎金,也沒有地方報銷吃喝費。用七石五斗糧食養活一個大家庭甚至家族,這個縣令的生活只能是普通市民水準。而且明代對於官員辦公費用不予考慮,師爺、帳房、跟隨、門房和稿簽等手下均需要縣令來養活。作為縣令,還要在官場上迎來送往、交際應酬,這就給官員們造成了巨大的經濟壓力。

這種低薪製造成兩種結果。一個結果是奉公守法的官員,生活極為清苦。

比如洪武朝弘文館學士羅復仁性格質直,經常在朱元璋面前率直發言,因此朱元璋稱他為「老實羅」,但對這個到底是真老實還是假老實還是有所懷疑,因此有一天便服到羅復仁家去私訪,恰逢羅復仁正站在一張折了一條腿的木梯上填補一塊剝落的粉壁。朱元璋不覺感慨,說:「老實羅確實老實,是清廉之員,不用再修房子了,朕賞你一套新住宅。」於是賜給他城中府第。

最為極端的例子是洪武朝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曾秉正,去職時竟「貧不能歸」,實在沒有辦法,「鬻其四歲女」,充作路費。朱元璋一聽,不僅沒反省自己的低薪政策,反而勃然大怒,「帝聞(曾賣女一事)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明史.曾秉正傳》)

翻開明史,這類清官生活困苦甚至饑寒的例子,隨手可見。

另一個結果是大部分官員不得不想「歪門邪道」彌補自己的虧空。貪污腐敗當然就不可避免。

《低薪的盛世》(下):低薪制誘發腐敗,為何中國歷代統治者仍堅持實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低薪的盛世:從俸祿窺看中國二千年官場經濟與腐敗人性》,麥田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張宏杰

企業以低薪維持營運,經濟發展未見起色,政府錯誤決策,導致官方組織全面敗壞。
看官俸低廉的中國朝代,給後世何種啟示。
鑑往知來,從歷史上的腐敗與反腐敗,看出今日社會問題存在的遠因。

本書是著名歷史學者張宏杰新著。公開出版之前,由邏輯思維獨家發行三個月,銷售達數萬冊。第一部分對清王朝的腐敗與反腐敗作了重點分析;第二部分重點解讀中國歷史上的俸祿制度,探討官員俸祿與腐敗之間的關聯;第三部分介紹封建王朝各種制度下官員的生存。

歷史是連續的,今日社會在物質層面上已經與傳統社會完全不同,但是權力結構的基盤,仍然保持着強大的慣性。腐敗,僅僅是投射這個權力結構的一個入口。邏輯思維羅振宇推薦本書時說:《頑疾》這本書,點出了每個人一生中都會遇到的三個問題:一是如何分析自己身處的格局之網?二是如何自己建構一個良性之網?三是如何破出一個惡性網絡?既享有其資源,又不同流合污。

張宏杰以非常確切的歷史史實和真實數據,對中國漢宋元明清等時期官員的工作生活狀況、收入支出情況,以及國家制度設計等有關從政的方方面面作了全面的介紹,深刻剖析了中國官員的真實生存狀態和生存之道,是了解中國社會和官場生態的不可多得的好書。

低薪的盛世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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