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絕望:齊克果晚期思想巔峰之作《致死之病》

人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絕望:齊克果晚期思想巔峰之作《致死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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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齊克果在《致死之病》中所分析、呈現的,人於生存所經歷的普遍實境,恰恰呈顯腦科學研究以及一般的心理學無法予以適當解決之範疇,也成為人之所以為人必須面對的困境。

《致死之病》推薦序:為文造就靈性

文:李麗娟(聖光神學院助理教授)

齊克果(Søren A. Kierkegaard, 1813-1855)在短暫的四十二年生命之中,以大約十年的時間所寫下的著作,至今仍是神學、哲學、心理學、文學等學科研究的重要文獻。一八四六年是研究齊克果著作必須注意的重要年份,這一年標示他寫作事業的一個轉折。自一八四三年出版的《非此-則彼》至一八四六年的《對哲學片斷結語式的及非學科式的後記》,期間齊克果所發表的八部著作以及三篇論文均署以假名。與之平行的是,在這些年代他也以真名發表六份小書,均以「靈修論談」(或本書譯者譯為「造就」)為書名,至一八四六年齊克果才以一篇〈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說明〉揭開自己假名作者的身分。署以不同假名出版之因,齊克果自己有所說明,而這些說明是研究其著作相當重要的索引。

十分相異於其他作者,齊克果於著述開始即計畫讓他陸續出版的書作成為一個整體的全集。個本書所署以的假名代表不同的「個人」觀點,齊克果設身於不同的立場,以不同的世界觀表達出對人生、對信仰的剖析論述。因而,齊克果也特別說明,這些書中並沒有那一句話代表他自己的觀點,他的身分也像所有讀者一樣,閱讀著這些假名著作,參與在與之對話的過程。若要研究齊克果的思想,就不能只從單本著手,而必須讓幾份文本互相對話,聆聽其所彰顯的事理。齊克果曾在日記中論及,「整個寫作事業是為了我自己的訓練和教育。這裡再一次又是源於蘇格拉底的進路......不是作為一個教師,我是被教導的。」

這也涉及齊克果以假名發表的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寫作策略,他蓄意以蘇格拉底的「助產士/啟發問答」(maieutic)方式來進行他的寫作事業。蘇格拉底著名的教導是像助產士一樣,並非生者,只能幫助接生。老師的工作是幫助學生知道自己無知,認識自己所知的只是表象,但並非讓其停留於此,而是從而能向著真知努力,將自己在打盹中的真知喚醒。上述以真名發表的六份靈修論談,呈現的是宗教性的敬虔思想,齊克果蓄意安排讓這些信仰著作與其他八部假名著作平行出版,其原因在他之後所寫的《我作為一個作者的工作》中有所說明。署以假名的著作是「間接的傳達」,而具真名的靈修論談則是「直接的傳達」,這兩種傳達形式具有相同的目標,即在於最終要「使人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本質」。

一八四六年之後,齊克果的寫作風格改變,大部分不再用假名,改以真名發表,作品主要是針對基督徒的靈修培德/造就而寫。這個轉變並非由於他的信仰態度有所改變。對基督信仰的嚴肅認真一直是以不同形式貫穿在他大多數的作品之中。原先齊克果在一八四六年初想要停止寫作,進入牧師的職分,但是在一八四六年間也發生了極為困擾他的Corsar事件,捲入與哥本哈根當地著名的週報Corsar之主編的論戰,不斷受到主編與其聯手的作者之毀謗、攻擊,對齊克果的聲譽以及人際關係影響相當大。由於這個事件,以及他對丹麥國家教會之公務化漸增地不滿,齊克果決定繼續執筆,要做一個像使徒般的作家,為文造就基督徒的靈性。

《致死之病》是齊克果於一八四六年之後少數以假名發表的一本小書,他署以Anti-Climacus之假名,乃為與之前的假名Johannes Climacus所發表的《懷疑者》、《哲學片斷》和《對哲學片斷結語式的及非學科式的後記》之觀點有別,並且讓二者的觀點互為辯證。其用意不在於互相反對或是比較何種觀點為正確,而是要藉由兩方,讓讀者對基督信仰的本質有更基進、追根究底地認識。齊克果藉著J. Climacus以一位哲學家的觀點論述基督信仰,將「罪」視為「非真理」,而Anti-Climacus則是從敬虔的基督徒立場出發,從生存中的「絕望」來論「罪」。

Anti-Climacus在書的前言一開頭即論道:「對許多人來說,這本書的『陳述』也許是顯得相當怪的;若為靈修/修勵教化之用,它們對許多人是太嚴謹,若從嚴格的學術性來看,則它們又是太靈修式了。」 其實這一語也道破了齊克果神學著作的獨特性,他反省基督教的教義,也與基督教的神學傳統對話,但是,他更著意的是,期望藉著他的論述帶給人靈性上清晰的亮光,在看到自己存在的處境之同時,也看到基督信仰與人的存在具體對遇之處。二者是辯證的, 但並非是思想上的正、反、合進程,而是人的存在抉擇與神學思想之間的悖論式辯證。

可以說,對Anti-Climacus而言,基督教神學所關涉的更多在於「意志」的問題, 而不只是「知識」的問題,主要在於「信」的範疇,而不只是「思」的範疇,因為這個辯證具悖論/困思(Paradox)的本質,無法直接從思想以及嚴格的學術論述予以解決。但齊克果並非放棄對神學的思辨,他之所以在一八四六年之前署不同假名發表,即是要從不同觀點論述、分析、辨明、澄清基督教教義的關鍵點,以呼召讀者重新反思自己的存在問題,呼召讀者願意認真/嚴肅地面對信仰的問題。在《致死之病》書中正是表達,靈修教化與學術二者的功用在其神學中是並存的。這也是歷年來這一本書吸引各種帶著不同旨趣閱讀的讀者之因。

《致死之病》其內容與齊克果在一八四四年以託名Vigilius Haufniensis出版的《害怕的概念》(孟祥森譯為《憂懼之概念》)有許多相互關涉之處,兩本書的主旨都在探討基督教「罪」的概念,二者都以人的生存中常可經歷到的心理現象為觀點,可稱之為「主體導向」的思想進路,從而重新詮釋基督教的罪論,拓展出與傳統基督教神學有所相異的視域。《害怕的概念》其副標題是:「一個朝向主體學/心理學並與教義的原罪問題相關的考慮」,《致死之病》的副標題則為:「為靈修教化與覺醒而寫的一個基督教-主體學/心理學的說明」。

將「psyschologisch」譯為「主體學/心理學」主要因為,Psychologie在傳統的西方哲學可以溯至柏拉圖以及亞里斯多德的靈魂理論。這個專詞主要是指人的靈、心智、主體性方面的活動,如思想、想像、意願、感受等。自十九世紀中期起,由於S. Freud等心理學家使用特定的理論、方法探究人的心理, 而逐漸發展、形成當今特定範疇的「心理學」定義。齊克果在這兩本書中以這一主題發展,一方面是藉由觀察、描述人的心理現象進展神學理論,另一方面,在《害怕的概念》中,齊克果援引黑格爾的觀點,稱Psychologie為「主體的靈之研究」(Lehre vom subjektiven Geist)。這個概念背景讓讀者了解,《致死之病》與《害怕的概念》 二書在談心理現象之時,主要不在於論述、分析近代的心理學問題,而是直接關聯人的主體之「靈」的問題。

害怕、絕望、存在的不確定感等是所有的人在其生存中都可以經歷到的感受,齊克果在《致死之病》中以非常細緻的筆法以及分析,觸及人的心靈深處,層層剝析,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赤裸裸地看見自己的內心,無可閃避地與內在對遇。本書論述人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絕望,而絕望其實就是自我關係的失調。Anti-Climacus指出,正是在「絕望」的病症上,永恆的神向人揭示,人是被自己的絕望所釘住,無法脫身。只有造他的永恆者可以讓他從中釋放,得到他當有的自己,成為自己。

齊克果以悖論的筆法寫出,「這是『永恆』在人身上所做的最大的、無限的讓步,然而也是永恆對人的要求。」成為自己既是人的自由,但也是神給人的恩典和對人的要求,這是理智難以消解的悖論,也是齊克果在《致死之病》中以人是自由與必然性的綜合而論的精彩之處。這裡正是Anti-Climacus論「信」之處,一個人「信」神即表示,他願意放下他的理智, 以為要得到神;同時也是,人願意放下他自己的絕望,相信「決定在於:在神凡事都能」,而在「信」之中實現他存在的實在性。「信」因而消解了人存在的矛盾。

《致死之病》所論的另一個主題是基督信仰的「罪」觀。罪並非是道德議題,Anti-Climacus指出,一個認識神的人,或是有神的觀念的人,如果他絕望於不願做他自己或是絕望於要做他自己,這二者的表現都是罪。在《致死之病》的第一部,Anti-Climacus指出人的自我意識普遍具有的絕望之實況,在第二部他則提出,當人認識到他的自我是直接立於神面前的自我之時,就不再是從人的標準來衡量自我,而是,這個自我將具有新的質,並且也要繼續從新的方面來發展這個自我。當人認識這個新的自我的可能性,卻對這個自我絕望,不願成為這個該有的自我之時,齊克果稱之為罪,那正是在神面前的「不信」。「罪」在此前提之下其同義詞就是「不信」,或者說其反義詞就是「信」。這也是基督教信仰本質的根本。因此,從齊克果的觀點,惟獨人立於神面前才可能知罪,基督教的罪觀當從此論起。

因此,Anti-Climacus在書中特別指出,基督教義中的罪觀首先是人活在上帝面前不順服上帝旨意的問題。上帝並非員警或檢察官,時刻在我之外監視著我,隨處察看我有沒有犯錯,以定之為罪。不!Anti-Climacus精準地指出,人的過錯之所以稱為罪, 是因為人在神面前而顯出其犯罪意識。這意識是不願讓神的旨意成為他自己的意願,也就是不願意順服神之意。而所論的這意識,並非指存心在道德上犯什麼過錯,而是,他知道自己活在神面前,卻對自我絕望,不願成為神手中的自我。Anti-Climacus這樣的定義並非要避開人在道德上所犯的過錯的問題,而是他看到,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受造物,首先在於人是靈,是時間與永恆的綜合。永恆終究要向人的存在發問,人終究要單獨立於永恆面前交代他的一生。Anti-Climacus這種從存在的絕望定義罪的觀點,直接與人是「靈」的特性相關,突顯出人對神的回應之必需。

因此Anti-Climacus論述,罪也是意志的問題。由此,Anti-Climacus批判蘇格拉底對罪的定義。蘇格拉底認為「罪是無知」,但Anti-Climacus予以反駁,提出基督教所論的罪不在於知識層面,而在於意志。在於人不願意順服神、至善。但是蘇格拉底的觀點也有對的部分,因為,人若真知道順服神旨意的好處,他也就不會違背了。悖論的是,人處在不順服/罪之中,他無法了解順服神的好處,也不認為自己是在罪中。惟獨藉著「信」,就是神所給的條件才得以知。這恰恰是引起許多人惱怒的觀點。從這個層面可以說,「罪是無知」。但一個人如果已經信了神,從神的聖言知道罪是什麼,卻在神前絕望於不願做他自己或絕望於定意做他的自己,這就真是罪了。

齊克果在《致死之病》中以「自我」(self)為基礎論起,從此觀點也可以與近代的學科研究有所對話。「自我」是一個普通用詞,也是近兩個世紀在腦科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神學等等學科常被探討的主題。腦科學研究由於磁振照影與腦磁儀等儀器的發展與使用,在近幾十年對人類大腦的運作以及功能之了解有顯著的成果,在國際上已成為強大的研究趨勢,各個學科紛紛熱切地與之進行跨學科合作計畫。心智哲學的研究者進行與認知科學的對話,提出定義「自我」的問題。如戴維森(Donald Davidson, 1917-2003)將自我定義為「不可化約」(irreducibility)的概念,是生活在社會中的個人其經驗主體、與其他心智交流以及經驗客體的基本單位。

持類似觀點的學者反對用任何科學實驗的方式定義人的心智(mind)。但是也有一派心智哲學卻是全然擁抱腦科學研究成果,由此重新定義心智以及相關的「自我」問題。持此派觀點的學者宣稱沒有所謂的「自我」,自我只是幻象,只是腦神經的運作所浮現的現象,從而取消人的主體性,定義人的意識功能與人工智慧的機器人沒有兩樣。齊克果在《致死之病》中所分析、呈現的,人於生存所經歷的普遍實境,恰恰呈顯腦科學研究以及一般的心理學無法予以適當解決之範疇,也成為人之所以為人必須面對的困境。在當今以科學數據導向發展人觀的主流趨勢之下,《致死之病》提供讀者反思生存意義、真實面對自我的問題之閱讀歷程。

欣見商周出版在《愛在流行:一個基督徒的談話省思》之後,繼續翻譯、出版齊克果的著作。過去《致死之病》已有一些中文譯本,此版新譯本在譯文的準確性以及流暢性都表現極佳的水準,看得見譯者的十分用心。

相關書摘 ►齊克果《致死之病》:絕望是一種自我摧殘,雖然它想要摧殘自己卻做不到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致死之病:關於造就和覺醒的基督教心理學闡述》,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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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譯者:林宏濤

《致死之病》是十九世紀最引人入勝的哲學名著,更以其探幽析微的心理學洞見著稱。齊克果的這部晚期作品對二十世紀哲學家的影響無遠弗屆,包括雅斯培(Karl Jaspers)、沙特(Jean Paul Sartre)和卡繆(Albert Camus),堪稱有神論的存在主義(theistic existentialism)的代表作品,為渴望填補屬靈空虛的人們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答案。

在齊克果筆下,絕望是一種屬靈的疾病,源自於人對於自我的誤解,以及人神關係的失衡。絕望不是一時的病症,也和外在環境無關,它是一種存在處境,就連死亡也不能擺脫的處境。因此,所謂的絕望是對於自我、自己的生命以及自己的存在境況的絕望。

齊克果描述了三種絕望的形式:第一種形式是人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絕望,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甚至不認識他的自我是什麼;第二種形式則是在絕望中不想做自己,那是一種軟弱的絕望,不管是對於塵世或永恆的絕望,只想隨波逐流,而不想做自己;第三種形式是在絕望中想要做自己,也是抗拒的絕望,人意識到自己的絕望而想要努力掙脫它,到頭來卻因為種種挫敗而放棄了救贖的希望。最後,齊克果也指出真正擺脫絕望的方法:一、認識人的自我是什麼;二、完全透明地接受神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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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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