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何處得以讓被排除、被視為「異物」的動物們安身立命？

文：黃宗潔

城市中的動物身影

二○一五年五月，在美國三藩市海灣區的車底下，出現一隻看似奄奄一息的小海獅，路人報警並送至海洋哺乳動物中心療養後，所幸並無大礙。但獸醫檢驗時卻發現，這隻小海獅同年二月間已入住過該中心，當時取名為「垃圾哥」（Rubbish），救援並增磅成功後已於三月底野放，想不到才事隔月餘，牠又形容消瘦地流落街頭。

在地球的另一端，香港於二○一七年七月間，有登山人士在大嶼山引水道旁發現一隻體型瘦弱的大理石花色小狐狸，救援後多個單位包括漁護署、愛護動物協會、海洋公園等皆表示無力長期照顧收容，小狐一夜之間頓成「狐球」，不知該何去何從的命運亦引發眾多市民關切。

上述兩例無論就物種、城市環境與動物落難原因都看似迥異，沒有相提並論的理由，但它們卻指向了同樣的問題核心，那就是無論要討論當代動物的處境或人與動物的關係，往往必須回到城市中思考。這其實是個違反過去我們所熟悉的「常識」或「直覺」的選項，因為提到動物，過去多半是被放在自然、荒野的脈絡之下進行討論。一直以來，將文化與自然、人與非人動物視為二元對立的兩種互斥系統，始終是多數人看待生活世界的主流態度。然而，人與動物關係的改變，其實與都市化的進程息息相關，這是一個持續與自然對話／對抗的過程，因此，若將動物抽離城市的脈絡來思考，不僅不符合現實，亦無法真正梳理出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複雜互動。

無論美國的小海獅或香港的小狐狸，牠們同樣都出現在某個「不該出現」的錯誤場所。海獅擱淺是海水暖化、海洋環境劣化影響食物來源所致；而小狐狸無論是人為棄養或走失、逃逸，都與非法野生動物買賣及運輸有關。換言之，牠們的「不得其所」，推論到最後仍然是人類行為所導致。這也是何以在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反思中，一個很重要的潮流正是重省人與動植物「混雜動態的生命」。如莎拉．華特摩爾（Sarah Whatmore）所言：

（過去）動物的地位大多掉落在當代人文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的議程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掉落在這些議程的間隙裡。不過，新的「動物地理學」焦點正在浮現，試圖證明動物位居一切社會網絡中，從野生動物的狩獵旅行，到城市動物園、國際寵物貿易，到工廠養殖，擾亂了我們有關動物在世界裡「自然」位置的假設。

本書的核心概念，正是希望指出此種新的「動物地理學」的視野，將眼光放回我們生活的場域，正視動物非但不是少數愛好者才需要關心的對象，更與我們的生活緊密連結，且早已被人類毫無節制與遠見的所作所為嚴重影響與傷害。動物與自然不是框限在電視機裡那看似遙遠到與我們無關的沙漠或草原，而是就在我們的日常之中。

保羅．波嘉德（Paul Bogard）在《夜的盡頭》一書中，就曾以拉斯維加斯的發展為例，說明城市的開發與快速的變化，如何令原先生活在當地的生物措手不及。文中描述這座世界最明亮的城市，在夜晚會吸引大量的蝙蝠與鳥類，來捕食因為趨光性而飛舞在燈束下的無數昆蟲，看似食物不虞匱乏的環境，卻是蝙蝠與鳥類改變在棲地覓食的習性，必須耗費體力長途跋涉到市中心的致命陷阱，因為等牠們再飛回巢穴時，往往沒有足夠的食物餵養下一代。他因此回想起自然主義作家艾倫．梅洛伊（Ellen Meloy）筆下，在酒店外被人工火山爆發驚嚇，最後誤觸拉斯維加斯大道旁高壓電纜，瞬間變成焦炭的那隻母野鴨，並感嘆道：

這座城市最早的住宅區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年代，比第一家簽約設立的賭場更早點亮光線，但在不到人一生的時間內，原本幾乎一片漆黑的地方，已經發展成全世界最燈火通明的地方，人口數從一九四○年代的八千多，快速成長到一九六○年代的六萬多，再一路成長到如今超過兩百萬的水準。「歡迎來到拉斯維加斯」的好客標語，不過是一九五九年以後才有的事物。但梅洛伊筆下的母野鴨、盤旋在天際星光裡的蝙蝠與鳥類，在這塊土地上繁衍多久了？如果以進化論的時間軸來看，牠們根本就沒機會和拉斯維加斯快速變遷的環境一起演化。

人改變與破壞地球的速度太快，快到許多動物的腳步根本來不及跟上。這是何以近年來，許多科學家主張以「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來理解當代人與環境的關係。「人類世」一詞的出現，正是因為「許多專家認為地球已被人類改變得面目全非，因而可以認定全新世已經結束，應代之以另一個新的地質世代」。於是尤金．史多謀（Eugene F. Storerme）及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提出的人類世一詞逐漸普及，標誌著「人類的世代」之來臨。不過，即使同樣站在同意人類作為已改變地球環境的立場，看待人類世的態度也可能有相當大的差別。

由此開展出的一連串討論中，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態度，一是認為人類具有創造性的力量，重塑了自然亦將啟動一個更好的未來；二是認為人類目前遭逢的環境危機，正說明了「他們其實既不明白，也無法控制大自然，無法掌握複雜的全球變遷，而人類世將人類意圖和施為的失敗，銘刻進地球的地質和大氣之中」。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在《半個地球》書中，對前者所抱持的態度多所批判，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人類時代》一書，亦談了許多人類行為如何影響生物演化之例—在這個快速變遷的環境中，動物們雖然看似如波嘉德形容的，演化的速度跟不上人類所帶來的時間差，必須被動與被迫去面對環境的鉅變；但在適應的過程中，人類其實等於介入了動物的篩選機制，只有那些更能應付城市生活的物種與個體，方有可能存活。

問題在於，儘管人類的作為早已改變動物在「自然」中的位置，卻又不願意正視與接納此一位置的改變。文明越是「進步」，動物與自然越被當成應該驅逐的他者，一旦稍有「越界」之虞，我們便因其所具有的力量、疾病與汙穢等威脅的可能，而感到驚恐憤怒。這或許也說明了何以臺灣在二○一三年傳出鼬獾感染狂犬病的消息時，全國遂陷入巨大的恐慌，一連串擊殺野生動物、棄養同伴動物的事件，在那兩個月比病毒蔓延得更加迅速。換言之，想要維持動物在我們想像中既有「位置」的企圖，讓人與動物的關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了某種斷裂，在城市文明潔淨合宜的秩序與邏輯之下，動物被視為一種失序的介入與存在，香港的「未雪」事件亦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