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貓熊與黃色小鴨背後的難題:藝術有「動物倫理」豁免權嗎?

紙貓熊與黃色小鴨背後的難題:藝術有「動物倫理」豁免權嗎?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曾來台灣展出並引發討論的《貓熊世界之旅》和《黃色小鴨》為起點,論述動物形象在藝術作品中被符號化可能產生的效應,再延伸到更具爭議性的,使用活體或死亡動物為素材,藉此思考當代藝術與倫理交涉的可能。

文:黃宗潔

在倫理議題上,藝術有豁免權嗎?

動物元素的使用,在當代藝術中並不罕見,這些作品無論訴說著藝術家對人與自然、科技、環境的想像或好奇,或是意圖透過視覺影像的衝擊重新定義和挑戰藝術的疆界,其間蘊含的複雜訊息都值得注意。無論藝術家自身是否意識到或者刻意為之,符號化的動物都必然涉及人與真實動物、人與自然環境、以及作品本身與周遭環境之互動關係的多重辯證。

以二〇一四年桃園地景藝術節為例,主辦單位邀請了多位藝術家在舊海軍基地進行創作,其中包括以《黃色小鴨》(Rubber Duck,2007)聞名的弗洛倫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他以防水紙和保麗龍製作的大型作品《月兔》(Moon Rabbit,2014),再次成為吸引民眾的視覺焦點。然而,此類裝置藝術作品的意義是不能抽離周遭的環境去理解的,若月兔失去了那斜倚的舊機堡,失去了周遭廣闊的空地,這隻在月光下做著白日夢的兔子,或許就顯現不出那種自在的、攤開手腳看著天空編織夢想的自由的力量。

既然「地景藝術」中「藝術」的意義與地景密切相關,就有必要把對於「地景」的關懷納入考量,當桃園地景藝術節的場地本身,因航空城開發案與臨近土地徵收引發爭議時,藝術節蒙上「破壞地景」的反諷陰影,其原因就不難理解了。

另一方面,當作品中的素材來自活體動物,牽涉到的倫理議題又更為複雜。例如中國知名藝術家蔡國強於二〇一四年八月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亞斯本美術館(Aspen Art Museum)展出的開館作品《移動的鬼城》(Moving Ghost Town,2014),讓三隻蘇卡達象龜各揹兩台iPad在美術館天台花園漫步,播放附近荒廢城鎮的影片,就引發保育人士的不滿及聯署抗議,認為此舉涉及虐待動物。僅管館方強調象龜是由繁殖場救出,策展過程亦經過獸醫評估,不致造成傷害,但諸如此類的爭議,卻讓我們必須更慎重地思考下列問題:

  • 這類的抗議是保育人士小題大作,以所謂動物福利干預創作自由嗎?
  • 當代藝術中,以動物為素材的作品如此之多,在倫理的議題上,藝術具有絕對的豁免權嗎?或是仍應規範出某種不可逾越的底線?

這或許都需要透過對作品的更多討論,方能釐清其中究竟是標新立異、譁眾取寵、消費甚至虐待動物者居多,或是某些作品確實得以映照出人與生命的關係,並成為讓觀者打開一扇思考倫理與複雜道德議題大門的契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些作品又具有什麼樣的特色或是原則?

本章將由這樣的思考出發,先就曾來台灣展出並引發討論的《貓熊世界之旅》(Pandas on Tour,2008)和《黃色小鴨》為起點,論述動物形象在藝術作品中被符號化可能產生的效應,再延伸到更具爭議性的,使用活體或死亡動物為素材,如徐冰、黃永砅、蔡國強與朱駿騰的若干作品進行介紹,藉此思考當代藝術與倫理交涉的可能。

保育的可能?從快閃貓熊到黃色小鴨

「世界自然基金會」(W W F)邀請法國藝術家保羅.格蘭金(Paulo Grangeon)創作的貓熊裝置藝術作品,曾於二〇一四年來台,於台北首展後,部分紙貓熊後續巡迴台灣其他城市與若干小學進行了幾次展覽,並於二〇一四年六月間跨海至澎湖展出。《貓熊世界之旅》是以1,600隻(野生貓熊僅存的數量)紙貓熊在各大城市巡迴展覽的方式,傳遞關懷瀕臨絕種動物的訊息。

當時在台北的首展,主辦單位邀請台灣藝術家薄汾萍設計製作了石虎、白海豚、台灣雲豹、諸羅樹蛙等共十種台灣特有種的紙雕作品穿插在貓熊當中,在展覽前安排了十場「熊出沒快閃行動」;並將二百隻台灣黑熊(同樣是野生黑熊僅存的數量)紙雕置入,期望透過貓熊和黑熊的對話,增加展覽的「在地性」。

無論是台灣特有種生物的置入,或是邀請原作者格蘭金造訪台北市立動物園,設計「台灣限定」的黑熊紙雕,都可看出策展單位相當強調此項裝置藝術與「保育」結合的用心。不過,質疑的聲音亦伴隨著貓熊來台而展開,認為這類作品只是打著保育旗幟,來操作與消費貓熊/黑熊符號。紙貓熊展究竟是否具有保育功能的爭議背後,其實涉及當代對「藝術」內涵理解的兩種價值系統:當藝術作品承載了美學以外的「宣傳」意味時,是否代表著藝術詮釋的開放性將被意識形態稀釋?或是它反而能提升作品的意義與重要性?

如同托比.克拉克(Toby Clark)在《藝術與宣傳》一書中所指出的,當代有關藝術與政治的論爭,總是圍繞著若干高度相關的議題:「藝術為宣傳之用是否永遠暗示著美學質地對於訊息傳播的屈從?換個角度來說,評斷美學品質的標準能否與意識形態的價值分離?如果宣傳性藝術的目的是為了說服大眾,那麼該如何達成這個目標?並且,又達到了何種程度的成就?」也就是說,藝術是否需要以保育(或任何其他意識形態)之名固然見仁見智,但是當意識形態的宣傳確實被當成其中一個「目標」時(快閃行動強調的正是「保育×藝術×城市地景」),它如何與是否達成這個預設的期待,就具有討論與思考的空間。

不過,有關紙貓熊展的相關論述,多半仍集中在克拉克所提出的後兩項議題:「宣傳性藝術如何說服大眾,以及達到了何種程度的成就?」若由這個方向來思考,紙貓熊展得到的評價以負面居多並不令人意外─論者多半認為被可愛化、商品化的紙貓熊,只是讓觀者帶來愉悅的視覺感受與娛樂效果,「與其說它成功讓人關注保育類動物,不如說它成為台北市圓仔文創行銷下另一商品」─台北市立動物園自從小貓熊「圓仔」誕生之後,一連串的行銷手法,自然又引發了「貓熊外交」的政治聯想,讓這個展覽多蒙上一層政治色彩。除此之外,它更被認為不只無益於實際的保育行動,甚至可能造成某種自欺欺人式的傷害:


猜你喜歡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