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局招考時男女體能標準一致,到底是不是歧視?

環保局招考時男女體能標準一致,到底是不是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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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或許在爭論它是性別歧視還是反向歧視之前,我們需要先從工作標準的合理性、實質平等的意義等多方角度,更細緻地抽絲剝繭才行。

「同工不同酬」是性別平等中的經典議題,反映出女性在爭取到工作權後,薪資仍普遍低於男性的父權困境。[1] 與此同時,也有人質疑「女權分子」在爭取的不過是「同酬不同工」——認為女性想拿一樣的薪水,卻成天只想做比較輕鬆的工作。尤其在涉及軍警或體能相關行業時,此種質疑便愈加強烈。

這起事件中,一方質疑環保局沒有設立保障名額,且最後錄取的女性人數過低,根本不成比例(意即:本次招考可能透過考試規則,對女性進行制度性排除,因此是一種性別歧視);另一方則質疑清潔員工作本就需要體力,且考試時女性的體能標準早已比男性還低,怎麼還能說是歧視女性呢?

「保障」還是「歧視」?

從「保障名額」到「依性別而設的差異標準」,這些保障措施,常被質疑是反向歧視。對此,其實藉由這張偷看棒球比賽的圖片便能釐清:如果從形式平等的觀點來看,所謂的「平等」即是「我有的你也有,你沒有的我也不能要」,因此單方面的保障措施,便會形成歧視;但若從實質平等的角度切入,形式平等的做法忽略現實差距,結果只會讓「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從而延續了不平等的社會處境。

就好像玩大富翁吧:每個人開局都可以拿到10萬元現金,但如果你是女性,必須先等20回合才能開始擲骰子;非異性戀也必須等20回合;原住民或新住民也是如此。[2]所以,當你是一名原住民女同志時,要先在起點空等60回合,[3]才能進場——屆時,滿場的土地都已經被別人買走了,雖然你「公平地」拿到了10萬元的開場資金,此時也只剩乖乖付過路費的份,哪來的機會「公平競爭」?

因此,「優惠性差別待遇(affirmative action,或譯『積極矯正歧視措施』)」並不是反向歧視。相對地,它是在洞察到優勢與弱勢之間,早已因為歷史與社會環境的積累,而存在了難以透過形式平等弭平的龐大鴻溝,方才催生出來的平權策略[4]——希望藉由給予弱勢方更多的資源,使其能加緊追上優勢者,把那空轉的60回合給討回來。

男女考試體能標準一致,到底是不是歧視?

如此一想,因為性別不同而有不同的考試標準,也是一種優惠性差別待遇,所以不算歧視啦?一旦使用同樣的體能標準來招考,就是制度性地排除女性、遂行性別歧視之實囉?這樣的帽子,不會扣太大了嗎?

事實上,直接將「男女體能標準一致」視為「制度性地排除女性」,確實有點太快了。我們應該先問:這個標準是合理的嗎?它是該項工作所必須的嗎?例如,要求空服員能夠摸到離地208公分高的地方,是希望空服員在緊急狀況發生時,能夠取用機上的安全設施,故為基於安全考量的合理需求。是以,208公分的要求,乃是職業所必須,而非歧視。相對地,若將標準提高到220公分,由於遠超過工作需求,這種標準不僅毫無道理,又可能排除亞洲人或女性等平均身高較矮者,所以便可能是一套藉由制度設計、蓄意篩選掉特定族群的歧視辦法。[5]

回頭來看這次招考。在爭議最大的負重折返跑測驗中,女性只要負重10公斤的沙包,乍看之下比男性的15公斤標準還低,竟然還嚷嚷考試不公,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然而,問題不在於「女性標準已經比較低」,而是「不分男女,整體標準都超過工作需求」[6]——就像要求男性空服員須摸到離地230公分、女性須摸到220公分處,看起來優惠女性,實際上兩個標準卻早就超過必要的208公分了!——如此看來,本次招考,確實有(或許是不自覺地)制度性排除的可能。

至於需不需要女性保障名額呢?可能要先辯證保障名額在此是否具有優惠性差別待遇的效果。其實,近年的倡議趨勢,早從「女性保障名額」轉向了「性別比例原則」(任意性別不得低於特定比例)。前者的目的在於保障女性,雖肯認女性的弱勢處境,卻也可能強化既有歧視(「女人就是弱者」)、或者只求性別象徵不求具體能力的問題;相較於此,後者將焦點轉至性別均勢,重視的是性別正義的實現——在性別比例原則下,無分性別均可受益。因此,如果在特定場域中,女性為此受益的狀況較明顯,那麼不過是恰好反映出女性在此場域中,向來處於相對弱勢的處境而已。

總之,這次的招考爭議是有道理的,並不是所謂的女權自助餐;對「制度性排除」的合理質疑,亦非只為爭取「同酬不同工」——與此同時,去脈絡地將「男女體能標準一致」直接等同於「制度性排除」,也可能陷入評斷過快的謬誤中,變成政治正確的反射話語。類似事件層出不窮,或許在爭論它是性別歧視還是反向歧視之前,我們需要先從工作標準的合理性、實質平等的意義等多方角度,更細緻地抽絲剝繭才行。

註釋

[1] 民視新聞(2016年03月07日)。已婚女性「薪」情差,和已婚男差距48%

[2] 我們當然可以加上更多弱勢身分,例如跨性別、階級、宗教信仰、居住地點……但因為篇幅限制,先就此打住吧。

[3] 為了舉例方便,此處使用加法的概念,意即:原住民+女性+同志。然而,從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觀點來看,弱勢效果其實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的。這點非常重要——因為若使用「相加」的概念來處理多重壓迫,很可能會忽略受迫生命的複雜程度。

比如說,一名生在美國的亞裔無性戀女性,「亞裔」是種族結構下的弱勢身分,「無性戀」是有性戀結構下的弱勢身分,「女性」則是性別結構下的弱勢身分。從「加法」的概念來分析,她將具有三重弱勢:一名時常遭受種族歧視的女人,人們覺得她不想要性是因為生病了,或者因為她出生於典型的保守東方家庭,或者更簡單——「女人向來如此」,她們就是對性比較沒感覺。

實際上呢?在挾帶種族迷思的西方之眼下,「亞裔女人」具有矛盾的二重性:她們既比西方女人乖順,而更具女人應有的「良婦」典範;又擁有神秘東方的性感風情,能於床笫間化身成飢渴的「蕩婦」——因此,比起美國白種女人的無性戀認同可以歸咎到「女人向來如此」之上,亞裔女人宣稱她是無性戀,反而是不可能的事!亞裔女人或許會欲拒還迎地遮掩她的淫蕩本質,但不可能徹底拒絕性愛的召喚!——這說明了多重壓迫因素交織後,可能產生質變;是以,美國亞裔無性戀女性的實際受迫經驗,截然不同於原本「加法」概念下的單純想像。

[4] 不過,我們也需要仔細釐清:目前提出的保障措施,是基於什麼目的?有沒有可能在保障的同時,延續了另外一塊不平等?例如前年女性官兵教召爭議時,立委薛凌指出「女性退伍後若要面對教召,將比男性更多限制,包括是否已懷孕、是否有需要照顧家中幼童孩子等問題……國防部應同時提出相關規範與緩徵要件,才符合現狀所需」,這部份便可以做更細緻的討論。

首先,「懷孕」是一種母性保護,而非性別保護:它是基於孕產事實給予保障,而不是因為對方具有某種性別。從社會存續及公共照護的觀點,母性保護是必要的;同時,由於男性無法懷孕,不具比較基礎,因此並不涉及對男性的歧視(若男性可懷孕卻不能享有母性保護,才是歧視)——事實上,若男性也能懷孕(有少數跨性別男性保留子宮因此懷孕的事例),基於母性保護的概念,作為處於孕產事實的當事人,他們當然也有資格接受相關保障。

其次,若將「照顧家中幼童孩子」視為女性獨有的「更多限制」,便會回到短期的實務性需求與長期的策略性需求之爭(參見此文註10)——意即,這樣的考量固然察覺到女性官兵可能有照護小孩的實務需要,然若因此僅以女性需求的名目或概念來立法,又恐會鞏固「女人需要帶小孩」的既有母職牢籠。

關於上述事件,可參見王文萱(2014年05月13日)。女性退役官兵也要教召,綠委批草率。自由時報。

[5] 當然,我們也可以檢視這些需求有沒有進一步改善的可能。例如,安全設備一定要離地208公分才行嗎?在設計上可以放在更低的地方嗎?有時候,就連大家習以為常、認定是基於公平而設定的差異標準,都可能是迷思產物,而不見得真的公平。這部份可參考運動公社(2016)對於睪丸素與運動比賽性別分組的反思

[6] 黃任膺、鄭敏玲(2016年02月22日)。考清潔員,竟得扛15公斤衝刺。蘋果日報。

本文經男性解放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