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躲過古巴飛彈危機的核子浩劫不僅是因為管理得當,也是因為幸運

全世界躲過古巴飛彈危機的核子浩劫不僅是因為管理得當,也是因為幸運
Photo Credi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古巴飛彈危機最令人難忘和震撼的一面,是我們所面臨的艱險大到令人難以想像:它可說把我們帶到核子大浩劫的邊緣。在此一無可比擬的危機中,美國決策者的知識經常是不完美,有時候甚至是錯誤的。

文:威廉・培里(William J. Perry)

古巴飛彈危機:一場核惡夢

這個國家的政策,是將從古巴發射、針對西半球任何一個國家的核子飛彈,都視為是蘇聯對美國的襲擊,美國將對蘇聯採取全面的報復反應。————約翰・甘迺迪總統,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向全國講話。[1]

一九六二年秋季,風和日麗的某一天,我剛過三十五歲生日的次週,我的電話響了。當時我任職於西爾韋尼亞電子防衛實驗室(Sylvania’s Electronic Defense Laboratories) ,它是針對蘇聯核武系統的精密電子偵察系統的先鋒。我和內人李以及五個子女,安住在風景如畫的加州舊金山灣附近的帕洛奧圖(Palo Alto) ,生活相當安逸,但是即將天翻地覆。

電話來自阿爾伯特・威倫(Albert “Bud” Wheelon) ,我們都是評估蘇聯核武能力的政府高階小組成員。威倫當時只有三十多歲,是中央情報局歷來最年輕的科學情報室(Office of Scientific Intelligence)主任,也是導彈暨太空情報委員會(Guided Missile and AstronauticsIntelligence Committee, GMAIC)主席,這是評估有關蘇聯飛彈及一切太空計畫情報的專家團體。

他要我飛到華府會商,我告訴他好呀,我可以重新安排時程,下星期報到。他說: 「不行!我需要你立刻趕過來。」聽出來他很急迫,我不由得緊張起來。美國當時深陷與蘇聯的核武激烈競爭漩渦,蘇聯前些年才打破核試爆禁令,試爆一枚相當於五千萬噸黃色炸藥的「巨無霸」核彈。當天夜裡我就搭機直飛華府,翌晨立即和他會面。

他不浪費唇舌解釋,拿出一落照片給我看,我很快就辨認出來,那是進入古巴的蘇聯飛彈。我當下的反應非常恐懼。情勢再明顯不過,這批飛彈部署很有可能成為導火線,引爆美、蘇相互用核彈攻擊。我對核武影響力的研究告訴我,一旦雙方交鋒,人類文明即將終結。

接下來八天我與一小群人密集工作,分析每天蒐集到的資訊,做成報告,由中央情報局局長面呈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每天上午,美國的戰術偵察機飛到古巴上空,對已知和可疑的飛彈及武器地點拍下高解析度照片。飛機回到佛羅里達州之後,底片立刻由軍用運輸機送到位在紐約上州區的伊士曼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快速沖洗。下午,沖洗出來的底片再送到國家照片判讀中心(National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Center,NPIC) ,由我們一群分析人員研判。

我隸屬於兩個分析小組之一,每個小組有兩名技術分析員和三名照片判讀員。兩個小組個別獨立作業約六小時,然後向另一組做心得報告,並接受批評。我們試圖確認蘇聯部署這些飛彈的重要訊息:數量有多少?是哪種型別?多快可以運作?核彈頭什麼時候可以裝到飛彈上?

午夜時分,我們開始起草呈送給威倫的共同書面報告,他通常在最後幾小時也參加我們的批評過程。次日一早,威倫依據我們對照片的分析及其他資訊,如通信情報,向甘迺迪總統及其古巴專案小組提出報告。威倫做完報告就退席,但是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麥康(John McCone)會留下來討論,如何就最新發展做回應。

透過比對我們在古巴的新發現,和從蘇聯飛彈試射場所見到的情形,我們很快就判定飛彈的類型、射程和負載物。我們知道這些飛彈具備搭載核武能力,射程可及於美國絕大部分地區。不到幾天,我們這個小組就判定某些飛彈只需幾個星期就能運作。

我沒有關在房間分析情報資料時,就盯著電視上播出的政治大戲,甘迺迪總統下令我方海軍制止蘇聯船艦跨越某道界線,而蘇聯船艦仍舊朝界線前進[2]。甘迺迪總統在向美國民眾發表講話時,清晰明白地交代出當前局勢的嚴峻,明白警告從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國家發射的核子飛彈,將造成「對蘇聯的全面報復反應」。

我完全明白「全面報復反應」是什麼意思。古巴飛彈危機之前的十年當中,我就是研究各種核戰劇本及其後果。坦白講,每天到分析中心研究,我都以為這一天可能就是我在地球生活的最後一天。

我是這場核戰邊緣大戲中的參與者,雖然對總統的每日團隊會議討論內容沒有第一手了解,但也勉強扮演一角。國防部長羅伯・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和其他人日後對事件經過有許多文章談論,我們特別警醒地獲悉總統的軍事顧問建議他對古巴發動攻擊。我們只能猜想,假使他們知道我們清楚查證在古巴已有一百六十二枚飛彈,而這些飛彈要裝置的核彈頭大多已經送到古巴,而非當時的評估說是還未送達,他們會如何建議。

雖然古巴飛彈危機並未爆發戰爭就落幕,我當時相信——至今依然認為——全世界躲過核子浩劫不僅是因為管理得當,也是因為幸運。

此後我所得悉的詳情,更強化這個信念。以今天掌握到對實際情況的了解去回顧,我可以更清楚看到事件會失去控制,把全世界捲入核戰災難的重大危險。譬如現在我們知道,朝美方封鎖線前進的蘇聯船艦有潛艇護航,而這些蘇聯潛艇配備了核彈頭魚雷。由於和潛艇通訊困難,指揮官已獲得授權,必要時可不必請示莫斯科,逕自發射核彈頭魚雷。危機過後多年我們才知道,當時一艘蘇聯潛艇被美軍驅逐艦逼迫浮出水面時,潛艇指揮官曾認真考慮過發射核彈頭魚雷。由於船上其他軍官勸阻,他才沒有下令開火。

同樣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與古巴攤牌沒有直接關聯的意外事件,差點導致情勢立即升高至戰爭狀態。危機正在高峰時,一架美軍偵察機執行早先已安排的任務,它卻偏離航線,飛進蘇聯領空。蘇聯防空本部誤判它是美軍轟炸機,立刻下令攻擊機升空攔截。阿拉斯加的美國空軍基地,也立即命令配備核彈頭飛彈的戰鬥機升空,保護這架美軍偵察機。

幸運的是,誤闖蘇聯領空的美軍偵察機機長發現犯了錯,在蘇軍還未攔截前已飛出蘇聯領空。大約同時,一枚洲際彈道飛彈從范登堡空軍基地(Vandenberg Air Base)發射。這是例行試射,沒有人想到要將試射改期,它很容易被蘇聯誤判。

古巴飛彈危機發生前十年,我負責來自蘇聯核武威脅的評估工作,意識到最近兩年緊張情勢不斷上升。美蘇之間若是爆發直接、即時的軍事衝突,會引起什麼狀況?在核子時代,軍事衝突將是無與倫比的夢魘,當下沒有先例,避免核子災難的解決方案可供參考。人類文明危在旦夕。

十月份那八天,我就像是活在惡夢之中。

危機緩和後,許多美國新聞報導大肆喧嚷美國的勝利,譏笑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是個「膽小鬼」[3]。這個偏狹的通俗想法其實浮而不實,不僅是因為赫魯雪夫做出退讓決定,才使得世界免於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也因為危機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雖然隔了一段時候才變得明顯,但古巴飛彈危機確實加速美、蘇之間已在進行的核武競爭。

一九六四年,可能是因為被迫在古巴退讓,赫魯雪夫下台,換上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和初期的柯錫金(Alexei Kosygin)當家掌權。布里茲涅夫誓言,蘇聯在核武方面絕對不再處於弱勢,蘇聯祕密加速研發洲際彈道飛彈(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ICBM)及核武計畫。

美國國防官員起先相當自滿於所謂的「勝利」 ,但很快就必須升高已經相當受重視的科技情報蒐集任務,因為蘇聯的飛彈和太空計畫迅速擴增範圍和精密度。我所服務的這類防衛實驗室業務興隆,是因為美國和世界日益危險,簡直就像在發國難財。

回顧起來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古巴飛彈危機是核子時代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它最令人難忘和震撼的一面,是我們所面臨的艱險大到令人難以想像:古巴飛彈危機可說把我們帶到核子大浩劫的邊緣。在此一無可比擬的危機中,美國決策者的知識經常是不完美,有時候甚至是錯誤的。

古巴飛彈危機期間及之後,有些思維帶有超現實的特質,舊式思維明顯與核武時代的新現實格格不入:雙方陣營都有許多顧問主戰;媒體把危機當作「勝」 「負」大戲報導;雙方領導人的政治支持度,似乎都是以不惜啟動戰爭的意願作為基礎;危機落幕後,不是決定合作減少核武和緊張態勢——在如此間不容髮的危機之後,這應該是理性的決定——雙方反而更積極投入武器競賽。

當時,世界避免了核子浩劫。但是長期而言(至少在那一次躲過浩劫之後的喘息空間裡是很明顯的) ,古巴飛彈危機象徵危機升高。我經歷一九六二年秋天那無法想像的八天之後,沒有別的路讓我更深刻認同,也讓我以降低核武危險為終身職志。

就我個人而言,古巴飛彈危機是個徵召令,使我從產業界及針對蘇聯核武創新現代化的高科技監視工作,走向擔當五角大廈領導工作,負責革新美國的傳統及戰略武力,以追上及維持核武嚇阻力量;日後又追求國際合作,透過立法、全球外交和奔走,鼓吹設法削減核武。

相關書摘 ▶北韓擁核或重啟韓戰?我告訴柯林頓總統,必須在災難和浩劫之間做選擇

註釋

[1] Kennedy, John F・“Radio and Television Reports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Soviet Arms Buildup in Cuba,October 22, 1962・” JFKWHA- 142- 001, 22 October 1962・ Accessed 25 August 2014・

[2] Ibid・甘迺迪總統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向美國人民報告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時,他宣布: 「已經啟動嚴格禁運一切攻擊性軍事器械運進古巴。所有任何種類船隻、不論從任何國家或港口出發,若經發現載有攻擊性武器貨物,一律要掉頭。」

[3] Kessler, Glen・“An ‘Eyeball to Eyeball’ Moment That Never Happened・” New York Times, 23 June 2014・Accessed 25 August 2014・ 古巴飛彈危機之後,有些報紙刊載甘迺迪及美國大獲勝利的報導,引述國務卿狄恩・魯斯克(Dean Rusk)說: 「我們怒目瞠視,我認為對方眨了眼睛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核爆邊緣:美國前國防部長培里的核戰危機之旅》,天下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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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威廉・培里(William J. Perry)
譯者:林添貴

《核爆邊緣》是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培里為使人類遠離核子災難所做出的努力與成果。他身處後冷戰的核子時代,世界警察的角色讓他試圖控制與避免引發全球核戰災難,本書詳細記錄了他的布局與思索當今世界如何改變核武所構成的威脅。

在培里卓越的職業官生涯中,他曾親身參與核戰威脅的處理決策過程,累積數十年的經驗和接觸最高機密的戰略核武工作,帶給培里特殊、冷靜與清晰的觀點:也就是核武是危害而非保護世人的安全選項。

本書從培里的核子之旅開始,包括古巴飛彈危機、在卡特總統治下制定防禦戰略,抵銷蘇聯數量龐大的傳統武力、在柯林頓總統治下,主持拆解高達8,000枚核子武器;他在2007年時,與喬治・舒茲、山姆・努恩、亨利・季辛吉,在「核子安全計畫」中明白揭示他們的遠見:未來應該是個沒有核武的世界,所以全球應在削減核武威脅方面,制定必要的緊急措施。對比今日北韓所挑起的東亞核戰威脅,不啻為警醒之言。

核爆邊緣
Photo Credit: 天下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