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缺陷,來自人性的缺陷——從群眾的反叛到菁英的反叛

民主的缺陷,來自人性的缺陷——從群眾的反叛到菁英的反叛
Photo Credit: Pixabay CC0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多少政客在拿著選票上台後,還覺得自己並未高人一等?更甚者,看似天生勢利的菁英,會想真心誠意跟群眾平等共處嗎?

文:蔡東杰

且讓我們再總結一次,如同貝拉米(Richard Bellamy)所言,理論家們早在古典時代便對民主制度頗有微詞,在他們看來,比起菁英主導的開明專制,民主缺乏理性、沒有效率、充滿偏見、狹隘且不寬容,無論是柏克或密爾,保守派或自由派,對於民主之批評都涉及無政府狀態、破壞性和暴民政治等趨於負面之概念,甚至此種負面想像並不僅存在於政治層面,在經濟活動中也是如此。

無論如何,情況自二十世紀下半葉起,出現了戲劇性的大逆轉,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後,例如帕特曼(Carole Pateman)便在一九九六年曾經表達如下之樂觀積極描述:「民主從未如此受歡迎過,而民主憲政制度、公民與政治自由、多黨選舉以及普遍選舉權也未曾如此遍及全球。」不能否認,此種看法在當時既是共識,也是事實。

根據粗略的統計,全球被認為接近民主的國家數量在一九二〇年代初約有三十個左右,其後雖因法西斯主義興起的緣故,一度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降到了大約僅有十二個,但大戰結束後又增加至三十個以上(當時全球約有五十個國家);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雖然全球國家數量超過一百五十個,民主國家數目仍僅僅有四十個,直到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後,一方面國家總量暴增至一百八十個以上,民主國家也在一九九三年達到一百零七個,到了十年後的二〇〇三年,這時全球國家總數微升至一百九十三個,但民主國家估計已達到一百二十個。由此看來,將二十一世紀初的世界稱為「民主的時代」,似乎並不為過。

當然,以上數據「僅供參考」。理由是,即便作為民間機構的「自由之家」和官方的美國政府每年都推出某種總結報告,但在迄今仍不存在任何客觀民主評量標準的情況下,這些報告的權威性當然也備受質疑;其次,從民主國家佔全球國家總數比例大致不超過六成,且偶而還出現下滑傾向看起來,民主的未來還是不太確定的。更何況,前面也已提過,即便將二〇〇三年視為「第三波」的巔峰時刻,事實是全球民主自二〇〇六年以來的明顯回潮現象,也慢慢成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新現實和新共識。

且讓我們回到本書一開始的介紹:不僅社會是基於人類經驗需求所出現的產物,政治制度更是如此。至於一個制度到底能否長治久安,端賴於它能不能夠有效地回應社會人群的需求。所謂「制度是人類經驗需求產物」的說法,正意味著制度不可能如同《西遊記》裡的孫猴子般,「自開闢以來,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華」,然後時間一到,不由分說便憑空而降。

那麼,制度的演進與選擇究竟是怎麼出現的呢?

從歷史上以「少數統治」為主的政治現實看來,菁英自然是制度的主要推手。但正如本書第八章提到的,由於自十九世紀末起,原本長期被迫或自願「沉默」的群眾,便被菁英策略性地拉進政治生活中,作為對抗「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工具,在終究粉墨登場後,表面上如奧特嘉所言:「既然群眾已經決定要走上社會生活舞台,……並且分享以前被少數人所把持的樂趣,結果當然不言而喻,亦即群眾支配政治的時代來臨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群眾將如何支配政治發展呢?

或許源自因長期受約制,以致缺乏自我組織經驗的事實,從群眾運動在二十世紀初頻繁爆發並瀰漫歐洲各地,造成明顯政治與社會動盪看來,所謂群眾支配的下場不過帶來「對於現狀的不滿與破壞」罷了。這也難怪如奧特嘉這類的菁英主義者會認為:「世上生來有貴族和群眾兩種,前者是那些社會責任感強烈的人,後者則甘於平庸和隨波逐流」,但因「……平庸者竟然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庸的權利,並把它強加於觸角所及的各個地方」,結果讓原本只是一廂情願的「人人平等」觀念,最終成為到處點燃暴民怒火的爆發點。當然,此種思考邏輯既給了法西斯在一九三〇年代崛起的充足正當性,也使得「群眾的反叛」被視為第一波民主化回潮的關鍵所在。

高喊平等口號的群眾,最終卻將歡呼拋給法西斯獨裁者,這不是反叛是什麼?

不過,群眾真的背叛了民主嗎?

如果考慮到群眾大致乃「被動」且「工具化」地被拉進政治生活中,而且直到第二次大戰前為止,當時多數群眾由於教育程度有限,事實上缺乏必要之政治和理性訓練的情況(其實群眾迄今仍極易受到短視功利心態驅動,並輕信政治投機份子的誘惑),將反叛這頂帽子加諸群眾頭上,毋寧是有點不公平的。更何況,如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事實上並不存在什麼群眾,只存在各種將人民視為群眾的方式和角度罷了」,儘管這並非說所謂群眾純屬虛構,但他們多半以「概念」而非「具體可見」形式存在,或許是經常被忽略的現實。

其次則唐斯(Anthony Downs)從經濟學角度切入的看法,也頗有趣。他針對在民主選舉中經常出現的「棄權」(也就是投票率)現象指出,部分選民所以很少甚至從不投票,甚至在某些選舉中,棄權者還超過投票者(也就是投票率不到百分之五十,實則這也是美國的常態),其原因主要來自他們認定投票邊際效應過低的理性計算結果;簡單地說,如果投票無法真實改變政治結果的話,這個行動意義何在?

對此,庫特納(Robert Kuttner)說得真切,「當投票與面對面的政治,屈服於金援競選的財閥政治,作為民主本質的選舉已遭到踐踏侵害,民眾乃從中得出自己被排除在外的結論」。對於這種「理性下的無知」(rationally ignorant)論點,卡普蘭(Bryan Caplan)則從非關理性(irrational)切入,在《理性選民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書中指出:民主的缺陷,其實就來自人性的缺陷!

不論群眾是刻意漠視、無能參與或理性棄權、相對地,美國哲學家拉許(Christopher Lasch)則提出「菁英的反叛」觀點。

拉許認為,相對於多數群眾繼續對於公共議題保持相對冷漠的態度,甚至也缺乏能真正參與的機會,因此,社會發展的主要威脅來源其實是位居「階級頂端」、長期實質掌握政治的菁英,即便有了初步民主化也一樣。例如二十世紀初,美國評論家孟肯(H.L. Mencken)便曾有如下之辛辣調侃:「民主時時刻刻都在發明新的階級界線,儘管它在理論上是反對階級界線的。」表面上,他(或者大家)看到的是美國人民拼命向上爬的奮鬥精神,這也是「美國夢」的核心價值,但如同許多人「不小心」發現的,美國人雖然對不勞而獲的頭銜深惡痛絕,又打心底深深仰慕著貴族的尊榮,並由此投射到自身社會的人際關係當中,此種明顯的矛盾,讓英國名記者馬格里居(Malcolm Muggeridge)不由得感嘆說道:「顯然,越平等的社會也越勢利。」

有多少政客在拿著選票上台後,還覺得自己並未高人一等?

更甚者,看似天生勢利的菁英,會想真心誠意跟群眾平等共處嗎?

達爾(Robert Dahl)曾在一九六一年直率提問:「在一個成年人幾乎均可投票,但在知識、財富、社會地位、與官員接觸和其他資源等,都不平等分配的政治系統中,到底誰在真正統治呢?」對此,麥考密克(John McCormick)的回答是:「除非受到正式限制,最富有的公民將普遍運用他們的特權,來騷擾其他公民且不受懲罰,他們同時把持著政府的運作,使其服務於自身利益而非全體公民的利益。」

這難道不是隱藏在今日「民主」背後,最真切又被視若無睹的事實?

無論如何,少數統治乃社會與政治組織的常態,特別在一九七〇年代一度盛行之「新社會運動」逐漸歸於平靜的同時,一方面證明群眾「對革命的索然無味」,也讓那些既缺乏義務感,也沒有忠誠度可言的新菁英上台控制了公共舞台。表面上,出身社會運動的新菁英們似乎都支持一個更具「多元性」的社會,但實際上「多元性往往不過合法化了一個新的獨斷論調,並讓那些懷有敵意的少數族群躲在無法被理性討論的信念體系裡頭。」

這既是今日民主化的主要障礙,亦不啻是種全球性的現況。

更甚者,如同拉許進一步指出,在全球化浪潮與新興科技推波助瀾下,這群新菁英也愈來愈「四海為家」且「自成一格」,這使得他們不僅「胸襟愈發地狹窄」,在無視群眾的前提下,更紛紛利用既有的民主遊戲規則,把越來越多金錢用於遊說、公關、自我形象塑造,乃至非法賄賂和回扣,目的在利用「自由開放」的大旗,以「民營化」為由將部分權力移交給私部門(其實也就是他們自己),但因這些新的政策承包商本身並沒有責任解決不平等問題或保護環境(亦即有權無責),只需對股東保證能夠獲利,結果非但讓一般群眾的聲音遭到淹沒,長期受忽視的利益繼續受到忽視,也讓現有的所謂民主機制無法兼顧促進經濟增長和消除社會難題的雙重目標。

在本世紀初爆發的美國安隆弊案,或許正是最佳啟示吧。

當然,我無意緊緊追隨拉許的論述,或陷入失望悲觀主義的憤怒情境當中。在此要說明的只是,正如制度發展在人類政治史中所遭遇的頓挫般,目前民主的困境也若相彷彿,儘管它再度反映出「制度本來就不可能一步到位」的現實,但依舊充滿希望。至於未來的關鍵,或許在於那些根本沒機會反叛民主的群眾,最終能在某個時刻終於真正覺醒過來(如果他們真能夠的話,衷心期盼如此)。無論如何,覺醒的前提必須是,有更多人透過更客觀且更全面地回溯歷史,掌握觀察與判斷政治過程之必要理性,然後利用迄今既有民主機制中的最消極功能(也就是投票),在每一次有機會表達意見時,對控制權力的少數者高聲吶喊:「我們可不是那麼容易被掌控的!」

這也是本書希望提供的積極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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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蹣跚走來的民主:歐洲歷史中的非主流制度與現代普世價值》,暖暖書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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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東杰

當我們身處在民主制度下的社會中,特別是在當前網際網路盛行的時代,言論自由、定期選舉投票、民意代表、媒體監督、權力制衡……等等這些朗朗上口,天天在談的東西,一切都是那麼的理所當然、習以為常。但是,「民主」這東西是本來就有的嗎?

當我們在電視政論節目、各類評論文章、街談巷議中總是聽到:總統制比較適合我們、內閣制比較權責相符、總統制是贏者全拿、內閣制容易造成政局動盪……,如果民主是普世價值、民主是最好的選項,那麼為什麼現實世界中仍然充斥著各種不滿?

在這個聲稱「自由至上」的時代中,最不自由的事情,莫過於「不能民主地去談論甚或質疑民主」吧。

面對這個嚴酷又真確的思想現實,本書試圖冒險犯難地去追溯一段看似漫長實則有限的歷史,爬梳幾百年來歐洲乃至全球的政治史,重新檢視那些總被認為是天經地義、自古皆然、但不過是一連串理性選擇結果的制度演進歷程,由此幫助讀者在瀏覽「民主的上半生」之餘,一方面有機會反思現在,還能更大膽前瞻地放眼未來。

蔡東杰 蹣跚走來的民主:歐洲歷史中的非主流制度與現代普世價值 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暖暖書屋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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