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紀念106周年,回應對孫中山的四個質疑

辛亥革命紀念106周年,回應對孫中山的四個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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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孫中山作為現代中國革命先行者,又(傳統上)被兩岸三地尊崇。根據中國對領袖人物為尊者諱的傳統,不免有誇大與隱藏之處。適逢辛亥革命紀念106周年,正好回應一下對孫中山的質疑。這裡主要先談四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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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兩岸三地都有否定孫中山、否定辛亥革命、否定(分共前的)國民政府的聲音。在中國,拜九十年代李澤厚等掀起的「告別革命」思潮所致,認爲「立憲」與改良才是中國變革的良方,指責革命中止了「立憲」的進程;而孫中山晚年提倡「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則被指引入「蘇俄式」的黨國體制,「遺禍無窮」。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等都是「反孫派」猛將。

在台灣,否定孫中山成為「獨派」否定「一個中國」的武器。台灣與中國的分治現狀是國共內戰與東西方冷戰的結果,否定孫中山是否定中華民國工程的一部分,「台獨」否定「中華民國」,把中華民國定義為外來政權,才能拋開「一個中國」。於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一向被尊為國父的孫中山,現在被視為「強加在台灣人民頭上的國父」,自然也成為獨派的眼中釘,更是非打倒不可。在這方面,其實孫中山非常無辜,蓋因孫中山從事革命時,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孫中山與台灣人關係不大。即便為「轉型正義」要算清國民黨在台灣白色恐怖的賬,也只能找蔣介石和蔣經國,孫中山可謂「躺著也中槍」。

至於香港,人民一向尊重孫中山,也以孫中山曾經在香港受教育與從事革命工作為榮。但近年也有一些人借反孫中山為其反中央的日程張目,比如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與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資深講師蔡子強就指責孫中山「賣國」,意在嘲諷否定習近平主席的講話。

孫中山作為現代中國革命先行者,又(傳統上)被兩岸三地尊崇。根據中國對領袖人物為尊者諱的傳統,不免有誇大與隱藏之處。實事求是地還原歷史,我們當然要歡迎,但更多對孫中山的指責都罔顧歷史背景、斷章取義、天馬行空、甚至戲說歷史。適逢辛亥革命紀念106周年,正好回應一下對孫中山的質疑。這裡主要先談四個方面。

第一,有人從人品方面質疑孫中山,主要是指他有多次婚姻與「蘿莉控」

實際上,當時中國與日本都實行一夫多妻制度,一個男性擁有數個配偶很常見,並不違反道德與法律(在香港一夫多妻制度維持到1970年代),這是一種舊俗,而不是好色。至於所謂「蘿莉控」,孫中山確實喜歡較年輕的女性,但這也無傷大雅。孫中山交往最「蘿莉」就是日本女子大月薰,大月薰與孫結婚時是15歲(孫中山時年37嵗),當時日本少女一般在16歲以前成婚,15歲並不算太早;兩人婚姻得到大月薰父親首肯,符合日本風俗與法律。至於宋慶齡與孫中山結婚時已22嵗,早就過了法定結婚年齡。孫宋婚姻純屬兩人自由戀愛,宋父反對乃干預婚姻自由,新時代女性當然有理由不遵從。香港理工大學鍾劍華等文人置自由戀愛這種基本普世人權不顧,認為把宋慶齡擔任孫中山秘書愛上孫中山貶為「送羊入虎口」,令人汗顏。

亦有人指責孫中山「遺棄」大月薰,孫中山後因革命奔走之故,沒能照顧大月薰及兩人女兒,女兒被迫送人撫養,大月薰改嫁,這固然是不幸,但在革命年代,這種事並不罕見。「鞋子是否適合,要穿鞋的人才知道。」1956年,兩人女兒宮川富美子,與大月薰相認證實自己身世,對孫中山的行為表示諒解,並以孫中山為傲。最後,婚戀問題純屬私人事宜,對政治家與革命家的歷史評價來說,都是小節,美國國父傑佛遜與黑人女奴「通姦」產子也絲毫沒有影響其偉大。有人抓住孫中山婚戀問題攻擊,實在可笑。

第二,貶低孫中山的革命貢獻

有人認爲質疑孫中山(甚至同盟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認為滿清滅亡的主要原因沒有一個與孫中山相關。首先應該承認,武昌起義發動者並不與孫中山甚至同盟會直接相關,但武昌起義只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不等同辛亥革命。

無可否認,孫中山在首倡革命,建立一整套宣傳力極強的理論體系,建立興中會與同盟會,在海外大力籌款,宣傳革命,並策動十次起義上的核心作用。在辛亥革命期間,孫中山本人與同盟會也始終處於革命中心。

武昌起義的組織者主要是留學日本回國的新軍軍人。他們的革命思想主要來源於孫中山爲首的革命宣傳。兩個核心團體之一的共進會屬於同盟會的外圍組織(雖然沒有直接隸屬關係)。但當時孫中山在革命群眾中已經是一個革命「共主」的象徵。比如武昌起義前,領導熊秉坤就說自己「所有會黨都以孫逸仙為共主,當然都是孫黨。」就在武昌起義期間,「孫逸仙領導下的黨人將要舉義」的消息在新軍中已經流傳。起義之後,他們迅速「找到組織」,在漢口活動的同盟會員居正迅速加入領導層,同盟會的二號人物黃興與重要人物宋教仁在十月底也已經抵達武昌,黃興主持軍事工作,宋教仁主持立法工作。同盟會雖然不是武昌起義的直接發動者,但在武昌起義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各地響應武昌首義,進行武裝起義、促成各地獨立的重要人物,如湖南焦達峰,江西蔣群、李烈鈞,安徽張匯濤、貴州張百麟、四川張培爵、上海陳其美、江蘇徐紹楨、廣東胡漢民等都或是同盟會員,或是與同盟會關係密切的人。同盟會是推動辛亥革命,促成各省紛紛獨立,令大清大勢已去的關鍵力量。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發生時,雖然不在中國(有人根據失實史話説他當時在唐餐館打工,其實他正在美國西部籌款的路上),但作爲同盟會的領袖與革命黨中最深孚衆望的人,他立即被邀請回國到南京主持大局。這絕對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麼「摘桃子」(編按:坐享其成)。孫中山回國後,在各省代表共同選舉中,高票當選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定下《臨時大總統宣言》與《告全國同胞書》,宣佈「顛覆滿清專制政府,建立中華民國」,主持確定「中華民國」國名,創建法統,制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與《臨時約法》,確定了「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一律平等」、三權分立等基本原則,在中國歷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

最後,孫中山不貪戀權位,為南北統一與推翻滿清,把總統職位讓出後也不在政府擔任要職;以後在改組的國民黨中,也不實際領導,轉而專心考察鐵路建設事宜,可見,其並非戀棧權位之人。如果沒有這些建立國家的組織工作,南方政府何來籌碼與袁世凱北洋集團及清政府談判?袁世凱又如何能借力迫使滿清退位?

有人認爲袁世凱才是中華民國的國父。應當肯定,袁世凱在推翻滿清中起重要作用,但抛棄帝制、建立民國的框架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主持制定的,袁世凱本質上不相信共和,內心是封建王朝的一套,否則何來復辟帝制的鬧劇?把一個要顛覆共和的人奉為國父,豈非滑稽?

孫文 孫中山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guangzhou,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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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人認爲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是「違反法治」,是中國「暴力革命」的開端

二次革命是宋教仁遇刺之後,北洋派與革命黨人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有人認爲是孫中山派人暗殺宋教仁,嫁禍給袁世凱,這經不起推敲。袁世凱上台之後,就銳意消除革命黨人勢力,通過裁軍與「滲沙子」的方法削弱革命黨人對南方省份的控制權。宋案發生後,孫中山及革命黨人一開始也主張依法解決,但在秘密電報被公開,疑點燒到總理趙秉鈞與袁世凱之後,袁世凱對調查宋案諸多阻撓,趙秉鈞暴斃後,宋案已經不可能依法解決。

之後袁世凱政府未經立法院同意強行簽訂善後大借款,又罷免革命黨三都督,調兵遣將要進入三省。袁世凱要徹底除去革命黨勢力昭然若揭,這早已不是憲政與法治以内能解決的問題了。二次革命雖然是革命黨發起,卻是袁世凱刻意逼出來的。事實證明,袁世凱骨子裏早有建立帝制之心,二次革命是阻止袁世凱走向獨裁的嘗試。它雖然失敗了,但仍然是一次革命,不能用法治的標準衡量其正確與否。

第四,有人認爲孫中山「賣國」

這我已經在〈孫中山真是賣國賊?——兼駁蔡子強、鍾劍華〉中駁斥過了。核心是第一,所謂「中日密約」是偽造的;第二,孫中山對日本的承諾是空頭支票,這是一種政治策略。香港中文大學蔡子強與鍾劍華分別發文反駁,這裡補充一兩個回應。

蔡子強認爲我是「憑空猜測歷史」,理由是我認爲「孫中山確實為了獲得支持開過一些許諾,但這不代表孫中山真會完全履行;日本方面當然也不會幼稚如斯。說到底,這是雙方都心知肚明的政治遊戲。」於是他指責我「沒有提供任何稍稍確切的證據去嘗試證明,孫中山不會履行這些承諾。」

常言道,歷史是最好的證據。第一,如我文中舉出〈與森恪的談話〉的信件為證,即使達成了目標,孫中山也沒有履行過他給日本人的承諾;第二,如果沒有達成目標,承諾自然作廢,更談不上履行承諾。所以歷史事實就是,孫中山從來沒有「賣國」過。反而根據第一點可以推斷,假設第二點中實際沒有達成的目標真的達成了,孫中山也不會完全履行承諾。

雖然孫中山沒有賣國,但蔡子強的邏輯是,革命家「說過的承諾」就一定會算數。對於這點,歷史上有無數的反例,不必我細數。憑空猜測歷史的顯然是蔡子強。

至於鍾劍華的反駁通篇屬於瑣碎與謾駡,不必與他同等見識。只是一點要指出,孫中山不是他所謂的「大漢族沙文主義者」。

推翻滿清前,孫中山號召「驅除韃虜」,這是民族主義與民主思想合二爲一的口號。從民主的角度,滿清政府當然無法代表占中國絕大多數的漢人;從民族的角度,滿清不斷出賣中國權益也自然不斷損害民族利益。他絕非章炳麟與鄒容那種「驅逐滿洲人,殺滿洲人報仇」的激進排滿主義者。

此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内涵經過多次演變,也互相矛盾,不能把某個時期的講話,當作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但其最終定型,可認爲是1924年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宣言》的表述。當中提到「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國民黨之民族主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

可以認爲,孫中山希望中國能統一(即維持清朝的疆域),但這必須建立在各民族自願平等的聯合之上,並期望眾民族最後能融為一體(孫中山經常以美國式民族來比喻)。這與孫中山的愛國情懷是一脈相承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孫中山是大漢族主義者。蔣介石以後否認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認爲五大民族只是宗族,這有違孫中山的最後表述。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