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專欄】我們要排一個「新工人」的戲  

【鍾喬專欄】我們要排一個「新工人」的戲  
Photo Credit:工友之家/許多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皮村新工人劇場裡,一齣稱作《我們》的劇碼,在中國十一假期間與觀眾見了面,這戲主要涵蓋兩條軸線:一是叫做小海的新工人、二是1987這一年。所有85後的農村青年都像小孩這樣瓜瓜落地,不待成年便準備投身大都是的打工行列之中。

今年2月,北京遠郊的平谷地凍天寒。我們一行十人左右就靠著保暖的搓腳功、一部偶爾會故障的暖氣機,以及疲憊卻不減炙熱之心的身體,共同完成長達11天的民眾戲劇工作坊。參加者是落腳北京城中村-皮村,已長達12年的「新工人藝術團」與「九野女子民謠組合」的成員們。

10月初,中國國慶假期間,城區人煙稀少,南鑼鼓巷的觀光老街可是觀光遊人如織。我彎進巷中一條安靜的窄巷,在掛著「蓬蒿劇場」店招的門口,曬著中秋微寒的暖陽,順道來根菸。這裡應是北京小劇場的先鋒場域,我雖認知有限,卻跟著劇場圈的流動,這樣子想,那麼這城中的小劇場圈與城郊的新工人劇場,彼此之間有交流嗎?又是怎樣的交流呢?

答案是:有的。交流原本就要發生,卻因官方批審劇本,讓一齣關於新工人的劇碼無法如期公演,預計要緩上一段時間。這樣的事,在中國劇場界並非太突如其來,我好奇如果新工人劇場在文青聚散的蓬蒿劇場演出,會是如何的一場風景?

中國文化界這些年流行著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叫「接不接地氣」。這話的流行可以表面的看,大家問的是文化是不是和生活關係密切。但經過細究便會發現,這其實和經濟爆發後,種種講究大型排場,動不動聲稱耗資數個億資金的豪華製作相關聯。簡單說,排場固然滿足了通俗文化的聲色慾望,卻在虛榮的長久糜爛下,通過虛擬的視頻或網路盜取與複製,讓人精神疲憊,甚而心生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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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工友之家/許多提供
北京工友之家舉行的民眾戲劇工作坊現場。

蓬蒿劇場負責人王翔說:「就讓工人來講講故事,不必什麼專業的演出,也會吸引很多觀眾進場的。」為什麼工人說說故事,也得以吸引很多觀眾進劇場?理由再簡單不過了。因為,工人的故事接地氣,有血有肉有生活的掙扎之外,更有樸實的生命內涵。

今年4、5月間,皮村這個工人聚集的城中村裡,突然出現了一位紅得發紫的女作家范雨素,靠著網路傳播一夜間火紅。這是一件既讓人欣喜又讓人驚豔的大事,因為她恰是一位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者,打工、幹活、求生存之外,以寫作來追求精神生活的滿足。范雨素是湖北人,來自襄陽市襄州區打夥村,44歲,初中畢業,在北京做育兒嫂。空閒時,她用紙筆寫了十萬字,寫兩個家庭的真實故事。她覺得:「活著就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又說:「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讀的書,命運把我裝訂得極為拙劣。」

她在文章中這樣描寫自己的大哥:「大哥哥又讀又寫了好幾年,沒有當成文學家。身上倒添了很濃的文人氣息,不修邊幅,張口之乎者也。像這樣的人,在村裡叫做『喝文的人』,像魯迅先生筆下的孔乙己一樣,是被人鄙視的。」

范雨素突而火紅,但她卻很低調,不愛出風頭,讓我們見識到勞動女性素樸不愛虛榮的一面。像范雨素這樣自勞動身份出發的作家、詩人,在工人群體中並非特別少數,相反的,有愈來愈多的男男女女投身這樣的筆耕行列中。

在皮村的「工友之家」,成立了一個「皮村文學小組」。除了鼓勵參與者身體力行寫作外,更加入討論與文學對話的課程。當我閱讀他們的討論內容紀錄時,發現多數圍繞在,作品如何與生活的鬥爭緊緊相連的環節上,甚少是寫作形式與風格的探究。文學是在這樣的對話中,回返到勞動生活中的。

寫作的文學小組,做為勞動者精神自主的追尋,令人動容。這遠遠不是發達社會,或者像台灣這樣的新興工業化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在資本社會中,工人沒有自身的文化,或者說工人文化隱而不顯,再自然不過,畢竟工人只是消費文明構造下的一環。話說回來,偏偏在中國中國改革開放後,當世界工廠暴露生態破壞、環境汙染、貧富差距、勞資剝削、工業傷害......種種艱困的問題與矛盾之際,運用寫作來抒發個人在困頓環境下的處境,竟成為勞動者創造精神主體的重要工程,這是何等重要的轉折點。

除了文學小組,戲劇作為勞動文化的創造,也漸成潛伏的潮流。這股潮流在劇場圈內,展現在詞彙的使用主張上。中國的日常用語「農民工」一詞,既不肯定他們是農民,也不肯定他們是工人,而是有些歧視性質的半農半工。呼之,這些人從農地上都市來;揮之,則從都市被甩回農村中。現實是,他/她們也早已失去可以返回的農村了。因此在中國,被稱作「打工者」是一種零碎的身分,只是僱傭關係中不斷從空中墜落的螺絲釘。

這些社會現狀形成皮村「新工人戲劇小組」自覺後的主張。在皮村新工人劇場裡,一齣稱作《我們》的劇碼,在中國十一假期間與觀眾見了面,這戲主要涵蓋兩條軸線:一是叫做小海的新工人、二是1987這一年。所有85後的農村青年都像小孩這樣瓜瓜落地,不待成年便準備投身大都是的打工行列之中。

我與小海
Photo Credit:鍾喬提供
差事劇團導演鍾喬(左)與工人詩人小海,本次差事劇團在北京工友之家,與新工人藝術團和九野女子民謠組合所合作的戲劇工作坊完成戲劇作品《我們》,故事及講述打工者小海的故事,以及小海所隱喻的年輕打工者。

《我們》以我們要排一齣戲作為開場,既有宣告新工人文化行動的意涵,也有將現實進一步「陌生化」,打破劇場虛構情境的效果。整齣戲以敘事劇場的鋪陳為主要調性,輔以身體意象化的風格,很能將大環境下的個體工人,血肉真實的展現在觀眾面前。開場詩的一段,生猛直白地現身:

我們要排一個戲,講講近四十年裡,我們怎樣一路走來;
我們要排一個戲,講講被遺忘的人,在人世上的經歷;
我們要排一個戲,講勞動的喜怒哀樂,講勞動的人如何在一起;
我們要排一個戲,講世界該去向哪裡,講如何做個更好的現在;
我們要排一個戲!排一個戲!排一個戲!排一個戲!

這戲圍繞在小海位演員、角色身上。小海15歲離開貧困的農地,出門打工,他經歷種種非青少年該有的磨難,在令人感到絕望無路的流水線上,像機器人般日日夜夜旋轉再旋轉。有幾次的茫然與晦暗,打從心底踹著他被踐踏得像具死屍的靈魂,讓他浮起自殺的念頭。最後,在懸崖邊,他將自己給拉回黃土地上,繼續年輕歲月對沉重世間的凝視。

什麼力量將他從死亡的懸崖邊拉了回來呢?《我們》這齣戲中,小海以真實劇場的表現,交代青春年少在生存邊線上喘息的兩件要事。首先,是精神上的地糧-詩歌,拯救了他的灰暗,他的詩歌似乎融合了在他身體裡劇烈晃蕩的搖滾音樂,以及不斷滋長的賀爾蒙;而後,是生理男性的賀爾蒙,像逃離了困頓農家的一把火般,燃燒著他騷動的、浪跡的身體,讓他在劇中告白自己對婚姻、對女體的渴望。

在新工人詩篇與新工人劇場的交互召喚下,小海也述說了他隻身埋進富士康工人群體中的經歷,他這樣告白:

在我的打工生涯中,在鄭州富士康的這段時光,讓我總有恍然如夢的感覺。

那個冬天淩晨四點的下班路上,呼嘯的北風、飄飛的大雪、各種叫賣的商販、沉默而鮮亮的月色、孤獨的星辰以及簇擁著行走卻表情漠然的工人大隊伍,構成一副超現實的畫面。

新世代、新工人在網路的虛擬世界中,成為世界工廠中一具日夜燃燒體力與靈魂的機器人。劇裡劇外,小海皆是一人,他也常提及自己的母親,在我聽來,像是眷戀著那回不去的鄉村與農地,這便也引發了我更深的思索:「改革開放近40年,新工人何時才能在劇中唱出自己寫的詩〈這裡是待得下的城市,那裡是回得去的鄉村〉。」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