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宣稱擁護敘利亞為了追求民主而奮戰,這樣的說法真是虛弱無力

美國宣稱擁護敘利亞為了追求民主而奮戰,這樣的說法真是虛弱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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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國的資深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的庫雷格.惠特洛克:「不願與我們合作的政府,我們嚴厲譴責到底」,然而「願與我們合作的政府,我們給予自由通行證」。姑且不論美國的外交政策表面上有多麼娓娓動聽,它的真正主旨,盡在這言簡意賅的一句話中表露無遺。

文:史蒂芬・高望斯(Stephen Gowans)

阿拉伯之春裡的兩種國家

所謂的阿拉伯之春有兩個部分:一部分在現實世界,一部分只在抽象的語言文字裡。波斯灣國家的君主政權,歡迎有關利比亞和敘利亞兩國的阿拉伯之春論述,對於發生在自家門前的現實阿拉伯之春,則是務必斬草除根。這些國王的贊助人,從美國官方到廣大的西方世界各個大國,也都有志一同:他們熱愛阿拉伯之春的虛幻詞藻,並且加以提煉、捏塑。他們也確實會衷心捍衛這樣的修辭,再將它行銷全球,就像是賣蘋果的智慧型手機和好萊塢的電影。但是,他們以更大的熱情銷售那一套修辭,而且將它和兩個阿拉伯國家緊緊掛鉤;那兩個國家至今仍不屬於美國的管轄範圍,而且也不願意進入。

至於那些已經歸降美利堅帝國的國家,阿拉伯之春是勢必要被徹底消滅的,從舌粲蓮花的修辭形式到有血有肉的真實行動,任何痕跡都不得留下。在那些國家,無論是要求推翻傀儡型國王、對殖民國家奴顏婢膝的埃米爾和蘇丹,永遠都不會得到華盛頓方面以及西方媒體評論家一絲一毫的同情。

一名美國的資深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的庫雷格.惠特洛克(Craig Whitlock):「不願與我們合作的政府,我們嚴厲譴責到底」,然而「願與我們合作的政府,我們給予自由通行證」。姑且不論美國的外交政策表面上有多麼娓娓動聽,它的真正主旨,盡在這言簡意賅的一句話中表露無遺。

沙烏地阿拉伯和巴林兩個王國,當然是在美國面前百依百順的國家,與美國企業階級的配合更是無以復加。因此,它們都拿到自由通行證。相反地,在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統治下的利比亞,它並不是處處對美國言聽計從的。利比亞的「資源民族主義」激怒西方國家的石油公司,進而讓美國國務院也隨之龍心不悅。任何外國政府,若是為了本國人民的利益而堅守石油公司的底線,不但會惹惱美國的石油大亨,美國國務院亦絕對不會善罷甘休。阿拉伯民族主義派的敘利亞,也是完全不願意歸順美國的國家。它推崇復興黨的三大價值,亦即阿拉伯世界統一、脫離外來勢力控制,以及阿拉伯社會主義。因此,華盛頓方面對利比亞和敘利亞的譴責也就不留餘地了。

根據《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大衛.桑格的觀察:沙烏地阿拉伯鎮壓「異己和言論自由」,而且允許「國內的菁英階級資助伊斯蘭派極端分子」,然而「美國⋯⋯往往不願意正視」。反之,在2011年的暴動中,敘利亞政府以武力壓制武裝伊斯蘭派,華盛頓方面即安排管道供輸武器給聖戰士,意圖推翻世俗派政府。《紐約時報》記者馬克.馬徹提(Mark Mazzetti)和麥特.阿普佐(Mark Mazzetti)指出,沙烏地阿拉伯與華盛頓方面的合作方式五花八門。

這些合作關係足以說明:即使沙烏地阿拉伯犯下眾多暴行,「何以美國從來不願意為此公開批評沙烏地阿拉伯」。他們歷數這些暴行,其中即有:斬首沙烏地的傳教士尼姆爾.尼姆爾,因為他領導阿拉伯之春的遊行示威,挑戰沙烏地皇室反民主的暴政;沙烏地的厭女癖(美國一向自詡為世界人權鬥士,應該無法坐視厭女癖吧);還有,沙烏地「支持伊斯蘭的極端派瓦哈比主義⋯⋯美國正忙於應付的恐怖主義團體,其中有許多正是受瓦哈比主義啟發的」。馬徹提和阿普佐認為,有三個理由讓華盛頓方面能容忍這些惡行:亦即沙烏地阿拉伯有龐大的石油礦藏;它是穆斯林世界遜尼派的精神支柱;以及它長期以來在情報工作方面與美國的合作關係。

沙烏地阿拉伯蘊藏龐大的石油,它的重要意義在於:這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各大石油公司巨大利潤的來源。除此之外,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收入,同樣為了迎合美國銀行和企業的利益,被沙烏地王朝大量用於投資。其中包括美國的軍火工業,沙烏地是全世界最大的客戶。他們也用出售石油的巨額收入,資助美國外交政策的各種計畫,例如,支援埃及的軍事獨裁政權和巴林的君主政權,以及在1980年代時為阿富汗的聖戰士購置武器, 對抗在阿富汗的蘇俄勢力。其他不勝枚舉。不止如此,正因為沙烏地坐擁龐大的石油儲量,它可以配合山姆大叔和他的企業主階級的利益,自由調節產量,控制全世界的原油價格。

沙烏地阿拉伯自命為遜尼派穆斯林世界的精神支柱,這一角色對於華盛頓方面有雙重意義。歷史學家大衛.莫他德(David Motadel)曾經寫道:非穆斯林強權國家捲入伊斯蘭世界之後,均會處心積慮動員伊斯蘭,協助其對抗敵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與鄂圖曼帝國結盟,德國皇帝凱薩.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即曾藉由鄂圖曼帝國的最高宗教當局地位,「安排一場泛伊斯蘭聖戰的宣示」,對抗協約國。「在戰爭期間,用威廉二世的話來說,柏林與君士坦丁堡雙方均付出極大的心力,煽動『整個穆罕默德的世界瘋狂反抗』英國、俄羅斯和法國帝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攏絡了穆斯林世界的各個精神支柱,「在敵軍後方製造動亂不安。其中最著名的,是針對蘇聯邊界不穩定的穆斯林。德國也針對英國〔隨後及於自由法國(Free French)軍〕在非洲、中東及亞洲的殖民統治地區,故技重施」。

「在軍事衝突中」,動員伊斯蘭「於對手或敵軍勢力統治的區域挑起動亂、分裂和叛變,亦可藉機征服及平定被占領區域」,這種作法並非德軍所獨有。「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英國、法國和鄂圖曼帝國均曾經試圖煽動克里米亞半島及高加索地區的穆斯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也曾極力動員「全亞洲的伊斯蘭,對抗英國、荷蘭、中國和蘇俄」。義大利曾經為了對抗墨索里尼而吸收伊斯蘭教徒,意圖使他不可能擺出「伊斯蘭保護者」 的姿態。

為達政治目的而動員伊斯蘭,在這方面美國也不是新手。美國有過一次聞名的行動,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所述:那是「在蘇俄進軍阿富汗之前半年,美國情報機構已經開始援助阿富汗的聖戰士⋯⋯讓俄國人在阿富汗陷入泥淖」。設計這個圈套的人正是布里辛斯基。1998年時,布里辛斯基告訴《新觀察家》週刊:「蘇俄正式通過阿富汗國界那一天,我致函卡特總統,大意是說:『現在是天賜良機,讓我們為蘇聯雙手奉上一次越戰』」。美國在阿富汗對上蘇俄以及它的世俗派盟邦,沙烏地是美國的作戰工具。1980年,布里辛斯基「和沙烏地達成協議:沙烏地每金援阿富汗反抗軍一里亞爾,美國也會相對投入一美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鄂圖曼帝國是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領袖。德皇凱薩即利用德國與鄂圖曼帝國的同盟關係, 動員伊斯蘭以謀取德國的外交利益。帝國主義強權國家為了世俗目的而動員宗教力量,這已稱得上具有悠久的傳統。德國是其中一個實例,華盛頓方面也毫不遜色。沙烏地是遜尼派穆斯林世界的精神支柱,華盛頓方面亦與沙烏地結盟,動員遜尼派伊斯蘭為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效命。

遠方的敵人與鄰近的敵人

沙烏地對華盛頓方面的第二重、也是息息相關的意義,是沙烏地王室具有令人信服的地位,有足夠份量宣告成為遜尼派伊斯蘭的領導人。這一點對華盛頓方面來說非常重要。它的功用之一,是成為全世界穆斯林的第二名領導者;也就是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分庭抗禮。如我們所見,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國迥然不同,對於美國在穆斯林世界的領導地位始終嗤之以鼻。

德黑蘭與利亞德兩個政府之間的關係,最好的情況止於相敬如冰。在西方國家的相關論述中,到處可見將它們類比為正統與非正統伊斯蘭教派的古老仇恨,但這是大錯特錯的引申。正統與非正統伊斯蘭誰能合法繼承穆罕默德,成為統治者哈里發,雙方為此僵持不下。但德黑蘭與利亞德之間的仇恨,並非源自教派之爭。關於穆斯林世界被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控制,他們的態度針鋒相對,才是真正的根源。伊朗革命推翻華盛頓的代理人沙王,突破了伊朗對西方國家唯命是從的處境;伊朗革命代表穆斯林世界對於恢復獨立自主的渴望。沙烏地王室的態度則截然相反:美國的勢力君臨伊斯蘭世界,沙烏地王室絲毫沒有意願帶頭反抗。沙烏地王室能成為阿拉伯的統治者,是因為得到英國的支持,後來又變成美國提攜照顧的附庸小弟。他們接受五角大廈的保護,而且實際上已然躋身美國的經濟菁英階級。他們若是反對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的控制,將會有百害而無一利。沙烏地人民受王室壓迫而怨聲載道,甚至認為他們的政權不過是一場詐騙。若非美國,誰能保護沙烏地王室高枕無憂?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官員羅勃.巴爾曾經寫道:紹德(Abdullah bin Abdulaziz Al Sa’ud)國王「無法保護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同胞,在伊斯蘭受到污辱的時候,則是無助地袖手旁觀,因此飽受譴責」。沙烏地人民相信:「石油帶來的財富使王室家族腐化,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領導階層同意美軍堂而皇之進入沙烏地王國的土地,更是褻瀆伊斯蘭信仰」。許多具有政治意識的遜尼派穆斯林看破了沙烏地王室的面紗,因而造就蓋達組織興起,以及穆斯林世界宣稱出現第三名精神支柱,也就是伊斯蘭國。

蓋達組織與它的後裔伊斯蘭國,都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一樣,以反帝國主義為宗旨。這兩個遜尼派組織均致力於削弱西方國家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力,而它們的手段是攻擊海外的西方國家目標(即「遠方的敵人」)。它們的攻擊具有雙重目的:首先,是迫使西方政府從穆斯林世界撤軍;其次,則是施壓西方政府放棄支持當地的政權。這些與西方國家裡應外合的在地政權,名義上是穆斯林政府,其實是西方國家的附庸國(即「鄰近的敵人」)。依蓋達組織的定義,沙烏地阿拉伯就是鄰近敵人的具體代表。

反什葉派的瓦哈比意識形態,對伊斯蘭國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影響所及,雖然什葉派伊朗也同樣是反帝國主義的伊斯蘭,伊斯蘭國卻是完全以人廢言。伊斯蘭國最大的死穴或許在於教派主義,教派主義同時也是它最顯著的特色。蓋達組織的分支對「邪教徒」深惡痛絕,即使是蓋達組織的領袖艾曼.扎瓦希里(Ayman Zawahiri)也對此不以為然;更精確地說,是認為不智。阿布.巴克爾.巴格達迪自封為哈里發,他曾頒佈一套對伊斯蘭的講解。根據伊斯蘭國的標準,凡不贊同巴格達迪的人,即使是穆斯林也算是無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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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coolloud@flickr CC BY-NC-ND 2.0
從伊斯蘭國到土耳其

伊朗人很睿智地拒絕教派主義,其理由顯而易見:反帝國主義、團結募斯林是伊朗革命所迫切要實現的目標,然而喚起教派主義將會摧毀這一切希望。(阿薩德和薩達姆等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支持世俗主義,進且成為堅定不移的世俗主義派,他們的理由可以和伊朗等量齊觀:若非如此,絕無可能將阿拉伯人團結成渾然一體的強大政治力量,無法使阿拉伯人不僅是一個民族,更是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且,伊朗屬於少數族群穆斯林,伊朗的領導者不可能以教派措辭吸引遜尼派這個穆斯林多數派。

在敘利亞的阿薩德亦然:他希望在大馬士革建立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穩定統治基礎,即不可能追求世俗阿拉維派的教派計畫。然而更重要的是:伊斯蘭革命並未訴求教派認同,因為革命的目標無關乎教派。伊朗革命的目標, 是先求達到伊朗的經濟與政治獨立自主,其次是及於全體穆斯林的獨立自主,並非獨厚特定的伊斯蘭教派。

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Hassan Rouhani)在第71屆的聯合國大會說:在「穆斯林人民」之間,「任何教派主義以及利用任何手段促進宗教」差異者,「伊朗均不贊同」。這一點和沙烏地阿拉伯及伊斯蘭國的目標,形成強烈對比。以沙烏地來說,它非常有必要推廣伊斯蘭的遜尼派原教主義詮釋。正當魯哈尼在聯合國大會否定教派主義,有兩百名遜尼派穆斯林傳教士,包括來自埃及的遜尼派阿茲哈爾大教長(Grand Imam of al-Azhar)艾哈邁德.塔伊布(Ahmed el-Tayeb),也在俄羅斯的格羅茲尼(Grozny)聚會,他們確實也譴責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教瓦哈比主義是在促進教派主義。

終結西方國家在穆斯林世界的優勢地位,是伊朗的首要目標,而在伊斯蘭國則並非如此。它當然也是伊斯蘭國的目標之一,這一點無庸置疑;但它只是次要,談不上主要目標。反之,伊斯蘭國最關心的,是使穆斯林世界全面皈依清教主義式的遜尼派伊斯蘭;而且,伊斯蘭國將以武力為手段達成其目的。十八世紀以來,阿布多.瓦哈比和本.阿勒.紹德(Ibn al Saud)即在阿拉伯世界屠殺無信仰者,伊斯蘭國只是他們的二十一世紀版本。巴格達迪的目標若是全面實現,阿拉伯世界將依中世紀遜尼派所詮釋的伊斯蘭而治國,一如已往的沙烏地阿拉伯。然而,沙烏地是君主政體的政府,而且甘為非穆斯林強權國家的隨從,這些均是巴格達迪的政治伊斯蘭在所反對的,因此二者大有分歧。

然而重要的是:就巴格達迪的理解,伊斯蘭國最至高無上的目標,是將穆斯林世界轉化為嶄新的伊斯蘭,而不在於反帝國主義。所以,伊斯蘭國付出極大的努力,以自殺炸彈的方式攻擊什葉派;卻並未投入所有力量對其他敵人宣戰,例如針對穆斯林兄弟會或蓋達組織所分類的「鄰近敵人」和「遠方敵人」。正如約翰.穆勒和馬克.G.史都華(Mark G. Stewart)在《追擊幽靈》(Chasing Ghosts)這本研究恐怖主義監管的書中,對此提出的說明:「伊斯蘭國沒有將心力集中於摧毀遠方的敵人,尤其是美國;反而是以殺害及恐嚇他們厭惡的穆斯林同胞及鄰近的基督徒為主」。但是,這其中卻蘊藏著伊斯蘭國意識形態的關鍵。

在伊斯蘭國眼中,什葉派是鄰近敵人的一部分。正是這個原因,使華盛頓和台拉維夫兩方面均偏愛伊斯蘭國,勝於對蓋達組織。對華盛頓和台拉維夫兩個政府而言,伊斯蘭國反什葉派的態度根深柢固,讓它無暇分心注意遠方的敵人。而且,也使伊斯蘭國成為伊朗的嚴重威脅。

馬徹提和阿普佐也引述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在情報工作上的長期合作關係,認為這是華盛頓方面偏袒沙烏地王室的原因之一;儘管他們的政府厭女、蔑視民主,而且和反美的恐怖分子糾纏不清,亦在所不惜。這兩位記者真正所指,是沙烏地王朝的實用之處:那就是美國的各式各樣秘密行動,經常是由沙烏地全額或部分贊助。因此,他們寫道:當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13年時暗中授權中央情報局武裝敘利亞的⋯⋯叛亂分子,這個情報機構很清楚,有哪個伙伴樂意為這項秘密行動買單。幾十年來,CIA在應付遙遠國家的衝突時,一向也都是仰仗同一個伙伴的財力和決定權:那個伙伴正是沙烏地阿拉伯王國」。

馬徹提和阿普佐補充道:「支援敘利亞的叛亂分子,只是沙烏地阿拉伯和美國之間情報工作的新篇章。它們相互配合的關係長達數十年⋯⋯從伊朗軍售醜聞(Iran-Contra Scandal)、在阿富汗支援聖戰士對抗蘇俄,再到非洲的代理戰士,事跡不勝枚舉。有時候,這兩國的合作模式就像在敘利亞的例子⋯⋯稱得上全面照應。至於其他情況,沙烏地阿拉伯⋯⋯只是負責出錢,由美國負責秘密行動。」

華盛頓方面領軍採取行動,罷黜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政府。華盛頓方面的動機,並不是為了促進代議式民主。如我們已經提過的,那只是個動人的虛構說法。

對敘利亞的戰爭中,美國在中東當地的主要盟邦是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是絕對君主政體,它對付自己國內追求民主的暴動,是以坦克、斬首和釘十字架等手段鎮壓,卻不聞華盛頓方面曾有些微抗議。這個事實就足以證明,華盛頓方面所自稱的動機純屬捏造。「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的中東研究員亞當.庫格爾(Adam Coogle)指出:「與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中」,華盛頓方面「似乎總是以經濟利益優先,遠高於對人權的關懷」。

華盛頓方面與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等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國家周旋時,同樣也是經濟利益掛帥,人權關懷地位低落。但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的意識形態,強調自決和阿拉伯社會主義。因此,基於這樣的意識形態,這些國家即不同於沙烏地阿拉伯,以致美國所要求保障的經濟利益,始終無法得手。

華盛頓方面與大馬士革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政府交戰,在沙烏地阿拉伯之外,華盛頓方面在當地最重要的盟友應屬土耳其。土耳其是代議制民主政府,但是越來越傾向於獨裁專制。它的目標將是伊斯蘭化的社會,立法的根源是《可蘭經》,民主只是從屬地位。

土耳其逐漸伊斯蘭化,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是重要的領導者之一。1996年,當時埃爾多安是伊斯坦堡的市長。他曾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因為他朗讀一首伊斯蘭詩歌,詩中宣稱「尖塔是我們的刺刀,圓頂是我們的鋼盔,清真寺是我們的軍營」。他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在穆斯林兄弟會有「堅定的伊斯蘭根源」,土耳其內部反對敘利亞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派,主要即是源自此處。

派屈克.寇克朋指出:AKP「在2002年贏得第一次全國大選」,從那一刻開始,它的施政綱領是「扭轉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阿塔圖克(Kemal Ataturk)於1923年所建立的世俗化社會。隨著它更穩固掌握權力, 即著手逐步瓦解國內的世俗機構,並且鼓勵伊斯蘭化的教育和社會行為,同時尋求機會剔除非伊斯蘭的官員和軍官」。

《華爾街日報》的中東專家亞洛斯拉夫.特洛菲莫夫認為,在現代伊斯蘭教徒如埃爾多安眼中,「民主本身並沒有價值,它只不過是創造「『真正』伊斯蘭秩序的策略。對他們來說,為了廢除後殖民的世俗系統,經由投票亭是最為可行的途徑。他們的追隨者相信,後殖民的世俗系統從來沒有為一般穆斯林帶來正義和發展」。特洛菲莫夫指出,2005年時埃爾多安曾不小心說出「他只是把民主當作『手段』」,目的是建立伊斯蘭國家。華盛頓方面也看出埃爾多安的土耳其正在「偏離民主政治」。即使這位統治者與穆斯林兄弟會頗有淵源,但是華盛頓方面仍然和他保持緊密的關係,因為他是「重要的策略盟友」。

敘利亞向西方國家的世俗多黨制民主政治靠得更近,而土耳其靠得更近的對象,是華盛頓對敘利亞的戰爭中,在中東地區的其他盟友,例如反民主的伊斯蘭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它也更靠近華盛頓方面在戰場上的盟友聖戰士,他們企圖推翻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建立以《可蘭經》統治的政權。羅勃.費斯克問道:「土耳其?有一個國家,在那裡警察接管報社而且監禁記者、幾十年來軍隊屠殺了無數庫德族人,還有,那裡的總統越來越像小型的蘇丹。是不是那個國家?」

華盛頓方面宣稱,它擁護敘利亞為了追求民主而奮戰;這樣的說法真是虛弱無力,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協約國也宣稱它們跟同盟國的戰爭是十字軍東征,是為了追求全民作主的政府。協約國的主要成員國之一是蘇俄,它的領導者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是一名獨裁者。他的等級和沙烏地的國王薩勒滿(Salman)、卡達的埃米爾塔敏(Tamin),以及約旦的國王阿布杜拉(Abdullah),都是足以並駕齊驅的。華盛頓方面對敘利亞的戰爭中,它在中東地區的盟邦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承諾,就像沙皇的承諾一樣堅定⋯⋯美國亦承諾要促進民主政治的傳播,而英國和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也有相同的承諾。以上這些承諾都一樣堅定──一無所有的空洞堅定。

相關書摘 ▶美國對敘利亞的戰爭,其核心是四大勢力的糾葛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敘利亞戰爭:美國從不公開的中東地緣博奕與野心》,大寫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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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蒂芬・高望斯(Stephen Gowans)
譯者:黃開

2011年春天,阿拉伯世界因為多起動亂劇變而地動山搖。這場大狂熱後來演變成如今為世人所知的「阿拉伯之春」。

那年三月敘利亞也發生暴動,並且迅速激化為內部叛亂。華盛頓方面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呼籲其阿拉伯宿敵巴沙爾.阿薩德下台謝罪。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告阿薩德政權已失去合法性,官方則將他形塑成殘暴的獨裁者,同時支持推翻阿薩德的一切反抗行動,在整個西方世界眼中,這彷彿是幅唾棄暴政、擁護民主的場景。

然而,事實的全貌並非如此,也遠非如此。其實這場戰爭早就開始了⋯⋯2011年敘利亞發生動亂之初,美國總統歐巴馬以失去民心為由,呼籲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下台,從此敘利亞陷入彷彿永無止盡的戰事中⋯⋯

本書作者史蒂芬・高望斯研究了關於敘利亞數十年的地緣鬥爭史。這場鬥爭涉及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治伊斯蘭教和美國帝國主義、自稱為阿拉伯主義的叛軍,以及該地區的泛阿拉伯國家。

究竟美國為何要介入、甚至發起數年連美國一般民眾都難以看清的區域動亂?本書將讓讀者完整認清混沌不明的阿拉伯世界派系異同,以及這場充滿意識型態宣傳、國際政治謊言與代理人的敘利亞戰爭。

敘利亞戰爭
Photo Credit: 大寫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