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敘利亞的戰爭,其核心是四大勢力的糾葛

美國對敘利亞的戰爭,其核心是四大勢力的糾葛
Photo Credit: U.S. Navy名稱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由於美國政府受到這些資本主義勢力控制,我們可以確信:其他國家凡是追求國內人民的利益優先於美國投資家、銀行和企業的對外投資與出口利益,必然會抵觸美國的外交政策。

文:史蒂芬・高望斯(Stephen Gowans)

第一大勢力是美利堅帝國主義,它有個四平八穩的名稱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美利堅帝國主義致力於服務美國企業、銀行和投資家,在世界各地取得完全不受約束的出口與投資機會。至於吸引美國資本家想要進駐、定居和建立關係的國家,當地居民的意願為何,完全不在美利堅帝國主義的考慮之列。諸如經濟自由、自由企業、開放經濟、整平運作環境、消除障礙、克服關稅以及暢行無阻的商業等等觀念,在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策略文件中屢見不鮮,足以證實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要務正是美國企業。

北美地區最富裕的投資家、最具規模的銀行以及最龐大的企業,竟能驅使美利堅帝國主義推行他們的經濟計畫,其理由有二。

第一個理由:資本主義的本質會迫使美國企業不斷尋求累積資本的機會,永無止境。企業對於盈利的胃口確實無遠弗屆,無法滿足於國內市場的機會,資本家的擴張慾望甚至不受地球所限。例如賽西爾.羅德斯爵士夢想併吞浩瀚宇宙中的星球,而美國企業亦要求開發各星球商業機會的權利,至少是對小行星的權利。

在美國社會中經濟地位最高的階層,其牟利計畫能穩居於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中心,第二個理由是: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大致上是峰峰相連的。美國的經濟精英階級與其他社會階層競爭時,不見得所向無敵;然而,他們的金錢力量能使獲勝機會大幅提高。2014年,政治學家吉冷思和沛吉針對1,700個政策議題進行研究, 該研究指出:「代表商業利益的經濟精英和組織化團體,對於美國政府的政策具有重大而獨立的影響力;一般公民和代表大眾利益的團體,其影響力則是微乎其微或者完全談不上」。

左右公共政策與外交事務的階級集團

美國的經濟精英階級亦即資本家階級,他們有非常多手段能發揮金錢的力量,以他們的偏好及迫切想要完成的任務強行干擾美國的外交政策。以美國企業精英的相對人數而言,他們在政府關鍵職位的代表性過高,並且主導了重要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例如,美國的國會議員絕大多數是百萬富翁,他們的財富則是來自和他們有關係的企業。(以2012年美國的參議員為例,他們的平均身價超過2百70萬美元。)美國政府任命的內閣成員也大多是企業界的高層出身。

美國有多種不同的機制,讓企業社群得以將他們的偏好加諸於政府當局。首先,它有巨大的遊說者網絡,可代表它們向政府表達其觀點。比如大型公司即設有專職部門,負責施壓政府官員照顧個別企業的利益。各個產業也備有眾多遊說人馬,為該產業公司的共同利益代言。另外還有橫跨多種產業的遊說團體,代表這些產業的全體企業,維護其利益。那麼,當這些企業是在海外營運,它們的共同利益為何?當然是開放市場、平順的運作環境、低廉的薪資和低稅率,以及能夠毫無阻礙地取得投資機會。在美國外交政策的策略文件中,這些觀念頻繁成為其政策目標,會令人感到奇怪嗎?

企業社群擁有大眾媒體和廣大的公關網絡,能在社會上帶風向。它資助政客的競選活動,而且只要他們當權時願意擁護企業的利益,企業即承諾在他們政治生涯結束之後,會有非常誘人的高層主管或董事職缺回報。這就是它控制政客行為的手段。

企業的高層主管們,經常在企業界的高階職務以及公務部門的重要官位之間來來去去。例如,紐約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和美國財政部的關係繁複,以致它的對手們稱它是「官盛」(Government Sachs)。高盛的前管理高層轉任政府要職的包括羅勃.魯賓(Robert Rubin)和亨利.保森(Henry Paulson),均是擔任財政部長。同樣系出高盛幫的官方要員不計其數,雖然他們的職位比較不出風頭,卻仍然是在美國或其他地方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高盛幫的馬克.卡尼(Mark Carney)是加拿大銀行和英格蘭銀行的總裁,高盛前總裁馬利歐.杜拉吉(Mario Draghi)則是擔任歐洲中央銀行總裁。《紐約時報》指出,投資銀行「有史以來的文化即是鼓勵其合夥人在公家機關取得主管地位」,而且「在高盛銀行內部有一項普遍的共識:不論你賺進來的鈔票堆得多高,除非你能在政壇過水一番,你永遠算不上高盛的明星」。

柯林頓政府和高盛之間有緊密的關係。例如比爾.柯林頓任命高盛的共同主席羅勃.魯賓為財政部長;高盛的主席兼CEO洛依德.布蘭克芬恩(外交關係協會成員)為希拉蕊.柯林頓第一次角逐美國總統寶座募款,並且在希拉蕊離開國務卿職位後,以67萬5千美元的酬勞邀請她在高盛的活動發表過三次演講;布蘭克芬恩也是希拉蕊64歲慶生宴會的座上嘉賓之一。(布蘭克芬恩的前任高盛總裁亨利.保爾森,是小布希政府的財政部長。)《紐約時報》報導:「二十幾年來高盛不止讓一些最有地位的顧問報效柯林頓政府、也進貢了數百萬美元的政治獻金與演講費,並且為柯林頓家族基金會的慈善計畫提供金援。」

然而,不止高盛能在政府當局處處留下足跡,其他還有許多大型企業的前任高層主管也能在政府機關擔任要職。

我們指出資本主義民主政治被超級富豪控制,這個觀點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古怪。且看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專欄所寫下的一段話:「如你所見,有錢人跟你我大不相同:他們的影響力比較大。這一部分是政治獻金因素使然,同時也和社交壓力有關,畢竟政客們都花費了大把時間和這些有錢人交際應酬。」

克魯曼又說:「⋯⋯確保在意識形態上忠心耿耿的人可以獲得回報,是這個體系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科學家願意否定人為造成的氣候變遷、經濟學家願意宣稱為富人減稅是經濟成長的要素、策略思想家願意為戰爭提供理由、律師願意為刑求辯護,他們都可以依靠組織網絡在背後支持,而那些組織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各自獨立,實則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少數財閥家族資助的。」

在《紐約時報》的另一篇專欄,克魯曼指出:「政策制定者幾乎完全是在迎合⋯⋯那些靠資產獲得大筆收入者的利益」。他的結論是:政府的經濟政策「唯一的真正受益人」,是「銀行家和富豪,他們的投資組合中有大量各式債券」。這位經濟學家出身的專欄作家總結說道:「這一點說明了債權人利益何以能在政策中大舉膨脹其地位。這個階級不止是在選舉中貢獻良多,也和政策制定者有私下過從:許多政策制定者卸任公職之後,一穿越旋轉門即投奔他們的門下,克盡犬馬之勞」。

美國的企業社群長袖善舞,他們在國內事務上左右公共政策的能力也靈活運用在外交事務上,即使沒有更加呼風喚雨,至少也是同樣淋漓盡致。一般民眾對於國內政策的興致較為強烈,因為它的影響立即而直接。由於國內政策處理的事務攸關一般家庭,有其直接影響,所以民眾也比較有可能了解國內政策。相反地,就以美國在海外的軍事任務來說吧,對大多數美國公民而言,那是既遙遠又間接的;若是由特種部隊或無人機在秘密計畫之下執行,那更是全然脫離社會大眾的視線。

因此,相較於外交政策(它的影響往往是在遠方,不但間接而且難以釐清),若是國內政策和公民利益唱反調,民眾更有可能起而反對(因為他們對國內政策比較可能目有所見、心有所感,也能深入了解)。其結果就是:企業社群在外交政策上幾乎可享有暢行無礙的場域供其操作,即使美國社會的其他各界有任何反對聲浪,也是微不足道的。

涉及外交政策的高知名度智庫中,有許多個是由企業資助的。接受企業資金的智庫大多數是由企業社群的人員指揮,這些智庫向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言亦是反映企業社群的利益。

在企業控制下的智庫和倡議組織(advocacy organizations),會提供「專家」於媒體上評議外交政策事務;記者在報導外交政策時,亦會諮詢這些專家以獲得背景知識。社會大眾所感知到的意見如果是權威而且完全獨立的, 最容易影響輿論風向。因此智庫專家所展現出來的專業人士姿態,不僅是具備專業知識,也要是公正無私的,藉此負責引導輿論的發展方向,迎合企業社群所好。

最精細的傳播網路

在此我們就舉戰爭研究所(ISW)為例說明。ISW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智庫,由美國的軍火工業出資成立。它的贊助人簡直就是武器製造商名人錄,包括雷神、通用動力、諾斯洛普.格魯門(Northrop Grumman)到DynCorp 等都到齊了。在2016年時,它的所長是退休的美國將軍傑克.基奈(Jack Keane)。基奈同時身兼MetLife、厄賴.巴壇保全服務(Allied Bartan Security Services)和軍火業巨擘通用動力等三家公司的董事高位。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能注意到:ISW及它的企業贊助人都會有興趣促成美國軍方以武器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對這個智庫的贊助人來說,戰爭是發財的好事。

ISW有兩個角色:一是政策制定,一是輿論塑造。在政策制定方面,有一部分工作是向政府提出支持壯大軍力及頻繁用兵的政策建議。至於輿論塑造方面,則有一部分工作是展開宣傳活動,呼籲支持政府提昇強大的軍力。基奈是公開支持軍備的主角,他與大眾媒體合作無間,而媒體則是將他的功能視為「中立」的軍事分析家。伊拉克與敘利亞都是世俗阿拉伯民族主義取向的國家,拒絕承認美國自以為是的全球經濟領導者角色,其態度與美國企業的利益悖道而馳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軍火工業是美國企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也是基奈的智庫ISW的金主;因此,基奈經常上CNN(有線電視新聞網)的節目,鼓吹美國以軍事手段介入伊拉克及敘利亞。

其他還有幾十名經常出現在大眾媒體的「中立」專家,同樣也是軍火工業的代表。這份名單包括:退休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將詹姆士.瑪蒂斯(James Mattis),他是通用動力的董事;退休的美國上將安東尼.辛尼(An­thony Zinni),他是英國武器公司BAE系統的董事;約翰.嘉瑞(John Garret),他是退休的海軍上校,目前是福斯新聞的軍事分析家,也是五角大廈供應商派頓.博格斯(Patton Boggs)的說客;還有詹姆士.馬克斯(James Marks),他是退休的美國陸軍上將,曾擔任CNN的軍事分析家三年,同一期間也是武器製造商麥克尼爾技術(McNeil Technologies)的資深總裁。

「伊拉克解放委員會」這個組織是另一個例子,可用以說明企業社群與美國政府之間的關係。NBC(全國廣播公司)最傑出的兩名軍事分析家巴瑞.麥克考佛瑞(Barry McCaffrey)和韋恩.唐寧(Wayne Downing)這兩人都是該委員會的成員,也都身兼多個重要武器供應商的董事,但NBC從未承認他們與軍火工業的關係。

像麥克考佛瑞和唐寧這類軍事分析家,通常與美國政府都有直接的關係。這一點是大衛.巴思托(David Bar­stow)在2008年的《紐約時報》曝光的,他發現大眾媒體的軍事分析家可從五角大廈直接收到談話備忘錄。

巴思托寫道:「在社會大眾眼中,這些人屬於一個熟悉的團體,他們曾經在電視和廣播中以『軍事專家』的角色現身千百次。過去的長期職務養成他們的能力,可在後九一一的世界針對最為迫切的課題,提出權威且完全不受束縛的論斷。﹝但是,﹞他們這些分析家﹝絕大多數﹞和軍事承包商有密切的關係,而他們在節目中被要求評論的戰爭政策, 可能正好是由那些承包商包辦的。﹝他們代表﹞一個龐大的承包商組合,正在爭食﹝五角大廈在﹞軍火業製造出來的上兆生意大餅;他們﹝往往﹞比新聞網的記者有更多發言時間⋯⋯能夠引導觀眾如何詮釋各種事件。」

企業社群用以型塑輿論的網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為大眾媒體備妥虛假的「獨立分析家」。這些分析家塑造觀眾和讀者詮釋各種事件的方式,藉此說服社會大眾支持能迎合企業社群利益的政策。在國內政策方面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是:大眾媒體依賴銀行派經濟學家和CEO,將他們視為經濟政策的專家。不可否認會有一些左翼的聲音能夠進入大眾媒體,但是工人和左派的觀點終究會被大量的親企業觀點淹沒。而且,納入另一方的聲音也讓大眾媒體得以宣稱,它們已經提供了遍及政治光譜的多樣化觀點。

企業社群用以型塑輿論的網絡,最為重要的部分是大眾媒體。大眾媒體本身即是大型企業,同時亦是組成企業社群的一份子。大眾媒體所推動的立場,是能夠與大眾媒體的切身利益相容、而且有利於它們自身和它們所屬的企業社群;這個看法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報紙的所有權屬於工會,它所推動的立場會是迎合工人團體的利益;這一點無庸爭議。再者,如果是環境主義派擁有新聞網,對於利用水力壓裂法(fracking)獲取天然氣以及部署管路設施,會有特定的觀點;此一說法同樣也不會引起太多反對。那麼,當媒體的所有權屬於富有的企業主,媒體即會反映有錢企業主的觀點;這當然是意料中事。既然大多數人認識外交政策的管道都是大眾媒體,也就是說, 他們對於外交政策的了解正好都反映了美國企業精英的觀點。

企業社群塑造輿論的網路也包含監視輿論的民調公司,以及負責開發風向帶動方案的公關公司。此外,企業社群也會發揮其商業行銷的專業知識,進行政治行銷和型塑選民、立法者及政治決策者等人的意見,贊同能促進企業社群利益的政策。這一切就如同是在操縱消費者的品牌選擇。企業社群已將行銷技巧提昇到科學層次,並且能善用行銷科學鼓動輿論,在國內聲援對企業社群有利的政策。

上述是國家理論的工具機制觀點,另外還有一套對立的國家理論則是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體系,它所架構出來的環境會使得在其中運作的政府,被迫依企業社群的利益而制定政策。這個觀點的涵義之一,是指資本主義國家高層官員的政治取向大體上是毫不相關的元素。根據這個理論的邏輯,資本主義已經架構好了政策範圍,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只能在其中運作,不論保守派、自由派、自由民主派,甚至共產主義派,凡是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選舉出來的人,都只能強制在同樣狹隘的政策空間裡運作。

這個觀念最重要的一點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景氣和穩定性,有賴於私人資本的擁有者賺到足夠的利潤。他們若是無法創造足夠的利潤,就會停止投資,經濟活動也會因之戛然而止。為了維繫社會穩定,政府務必透過政策支持企業群體的盈利活動。否則,經濟危機將會從天而降,政府也會流失民心。所以,政府的抉擇是:支持私人資本擁有者的盈利活動,避免發生危機而動搖持續執政的基礎;或者,利用政策干預資本累積,也因此陷入執政危機,並在下次選舉中落敗,而接替它執政的新政府則是重啟舊政策、支持私人資本擁有者的獲利能力,藉以恢復資本主義經濟的穩定性。

結構理論與工具理論代表美國政府運作方式的兩個互補過程,美國政府即透過此兩種過程滿足企業社群裡社會上流階級的利益。在資本主義社會,政府必須維護社會穩定與景氣,因此在現實中的政策選擇乃侷限於支持企業盈利的範圍內;不僅如此,擁有巨大財富的企業社群同時也讓其精英階級能夠利用智庫、倡議組織、遊說者, 以及將它們的代表安插在政策決策的重要職位等手段,主導施政歷程,制定符合其利益的政策。

由於美國政府受到這些資本主義勢力控制,我們可以確信:其他國家凡是追求國內人民的利益優先於美國投資家、銀行和企業的對外投資與出口利益,必然會抵觸美國的外交政策。

相關書摘 ▶美國宣稱擁護敘利亞為了追求民主而奮戰,這樣的說法真是虛弱無力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敘利亞戰爭:美國從不公開的中東地緣博奕與野心》,大寫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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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蒂芬・高望斯(Stephen Gowans)
譯者:黃開

2011年春天,阿拉伯世界因為多起動亂劇變而地動山搖。這場大狂熱後來演變成如今為世人所知的「阿拉伯之春」。

那年三月敘利亞也發生暴動,並且迅速激化為內部叛亂。華盛頓方面幾乎是迫不及待地呼籲其阿拉伯宿敵巴沙爾.阿薩德下台謝罪。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告阿薩德政權已失去合法性,官方則將他形塑成殘暴的獨裁者,同時支持推翻阿薩德的一切反抗行動,在整個西方世界眼中,這彷彿是幅唾棄暴政、擁護民主的場景。

然而,事實的全貌並非如此,也遠非如此。其實這場戰爭早就開始了⋯⋯2011年敘利亞發生動亂之初,美國總統歐巴馬以失去民心為由,呼籲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下台,從此敘利亞陷入彷彿永無止盡的戰事中⋯⋯

本書作者史蒂芬・高望斯研究了關於敘利亞數十年的地緣鬥爭史。這場鬥爭涉及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治伊斯蘭教和美國帝國主義、自稱為阿拉伯主義的叛軍,以及該地區的泛阿拉伯國家。

究竟美國為何要介入、甚至發起數年連美國一般民眾都難以看清的區域動亂?本書將讓讀者完整認清混沌不明的阿拉伯世界派系異同,以及這場充滿意識型態宣傳、國際政治謊言與代理人的敘利亞戰爭。

敘利亞戰爭
Photo Credit: 大寫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