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一個好用的活詞——汪精衛與「偽政權」

  「漢奸」,一個好用的活詞——汪精衛與「偽政權」
南京政府控制區內「擁護汪精衛先生」的宣傳標語|Photo Credit: 集英社「図説 昭和の歴史6」より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偽」這個用語也包含了價值上的判斷,在日本學界,除了介紹中國的研究狀況這件事之外,幾乎沒有被使用。與其如此,倒不如說是對在汪兆銘政權上加上一個「偽」字的中國歷史學界的立場抱持著懷疑態度的人很多。

始於盧溝橋事變的中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擴大到了以上海為中心的華中地區。日本的上海派遣軍與中國的國民政府軍激烈交戰後,結果國際都市上海就被日軍所佔領。乘勢追擊的華中方面軍,十二月在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的指揮下,斷然進行了南京攻略戰。一方面蔣介石有鑒於上海戰役中蒙受重大損失的中國現況,於是迴避了與舉全國之力日軍的正面衝突,斷然決定遷都到內陸的武漢與重慶。

日本政府判斷,失去首都的國民政府已經喪失了掌控中國的能力,於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迅速地發表「爾後不與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將政策轉向與「新興中國中央政權」做全面性的中日關係的調整。當七月的時候也策劃了,中國「當今中央政府」屈服於日本時,就「承認此為一個友好政權,將其納入既成的新興中國中央政權旗下,或是與既有的親日政權合作,建立新的中央政權」的方針。

為了在「新興中國中央政權」的框架下承認現存的國民政府,日方所提出是「結合或是參加成立新的中央政權」、「舊國民政府的改稱與改組」、「放棄容共政策及採取親日滿防共政策」、「蔣介石下野」等等的條件(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 開戰外交史》增刊資料篇)。總而言之,當時在日本的主流判斷是,由於逃到重慶的蔣介石政府已經降格變成一地方政權的關係,已經沒有統治全中國的能力,而為了實現重建中國和改善與日本的關係只有期待「新中央政府」了。

另一方面,放棄南京,轉往重慶的國民政府,推舉了第一把交椅的蔣介石與第二把交椅的汪兆銘擔任國防最高會議的主席與副主席,準備與日本做持久戰。可是日本的對中國政策的轉換卻造成了國民政府內部不小的動搖。對蔣介石徹底抗戰的方針抱持異議的人們,便開始摸索以戰爭之外的手段來打破中日僵局的方法。他們與日本「特務」再三進行了檯面下的交涉。結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汪兆銘突然離開重慶,揮別了蔣介石的對日抗戰路線。

直到汪兆銘逃出重慶為止,日本政府或是軍部相關人士及記者等民間人士,不斷地與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局長高宗武等汪兆銘周遭人士積極接觸的經過,一般稱為「汪兆銘工作」。這實際的情形已被近年來一系列的研究所解開,所以這裡就不再詳細提及。脫離重慶之後,經由雲南省昆明,然後在河內短暫停留的汪兆銘,在隔年一九三九年五月到達了上海,十個月後在南京設立了新政府來與蔣介石對抗。於是便出現了兩個國民政府並立的狀況。

中國史與「偽政權」

中國歷史上,兩個以上的王朝或政權並存絕不稀奇。之後才成立的政權也主張自己才是正統政權,把過去的政權稱為「偽政權」來否認其正統性。汪兆銘也一樣,主張自己的政府才是代表中國,為中國帶來和平統一的合法政府,對內持續訴諸於中國國民,對外持續訴諸於國際社會。

可是,南京政府有個決定性的弱點。那就是這是在日本的佔領區內,在日本的軍事保護的背景下所建立的政府。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計畫,指導的對日抗戰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時刻,汪兆銘探尋與日本談和的可能性而脫離重慶政府,在日本支配區域建立政權,因此南京政府在成立當初開始就被稱作「偽政權」,不只重慶政府,也不被當時的國際社會所承認。現在的中國和台灣,一般來說都用「汪偽政權」當作歷史用語來使用。

一九三〇年代以後,在中國還有其他在日本軍事背景下所成立的「偽政權」。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偽滿洲國」。根據中國具權威性的百科辭典之一《辭海》(一九九九年版),在「偽」一字之中,除了有現代日語也通用的「偽物」的意思之外,也包含了「非法的,非正統的,不被承認的」意思。歷史上,也可見於稱非正統王朝為「偽朝」的例子。當然,對當時的重慶政府而言,一九四〇年成立的「南京政府」與一九三二年成立的滿洲國一樣,對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台灣的「中華民國」而言都是正統性與合法性不被承認的「偽政權」。

「偽」這個用語也包含了價值上的判斷,在日本學界,除了介紹中國的研究狀況這件事之外,幾乎沒有被使用。與其如此,倒不如說是對在汪兆銘政權上加上一個「偽」字的中國歷史學界的立場抱持著懷疑態度的人很多。除了歷史學者應當排除主觀的價值判斷這樣的想法之外,也有相當根深柢固的意見就是先決問題是解開汪兆銘政權的複雜的多面性。

的確,研究人物汪兆銘及汪兆銘政權,無論在日本還是中國直到最近為止都被當作是一種禁忌。在中國這被分類為「敏感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並沒有受到環境的眷顧。在日本的學者之中,不同意中國對汪兆銘是「漢奸」評價的人也把它當作是「二十世紀日本的污點」,刻意地避開這個問題。還有,應該也有人認為抵抗蔣介石對日抗戰路線的汪兆銘才是揭櫫「中日提攜」理念的真正的愛國者。可是,這種意見在日本侵略中國大陸的歷史事實之前很難去獲得認同。

近年來,值得注意的新動向就是,在以「思想解放」為基調的現代中國的歷史學界上,汪兆銘研究已不再是禁忌,針對汪兆銘的人物像及汪兆銘政權實態的研究開始興盛起來這件事。在日本與中國,舉辦以這個問題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開始頻繁了起來。可是,中國的學者與日本的學者一討論起這個問題,先姑且不論要不要擺在檯面上,在私底下的爭論點通常都會歸結到汪兆銘是否為「漢奸」,汪兆銘政權是否為「魁儡政權」。當然,在日本也有很多持有和中國學者同樣意見的研究者。把這個問題當作與中方的爭論點的,不如說是針對近代史整體上,帶有與中方不同見解的研究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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