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被排除「異物」動物,如何安身立命?

城市中被排除「異物」動物,如何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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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的核心概念,正是希望指出此種新的「動物地理學」的視野,將眼光放回我們生活的場域,正視動物非但不是少數愛好者才需要關心的對象,更與我們的生活緊密連結,且早已被人類毫無節制與遠見的所作所為嚴重影響與傷害。

文:黃宗潔

城市中的動物身影

二○一五年五月,在美國三藩市海灣區的車底下,出現一隻看似奄奄一息的小海獅,路人報警並送至海洋哺乳動物中心療養後,所幸並無大礙。但獸醫檢驗時卻發現,這隻小海獅同年二月間已入住過該中心,當時取名為「垃圾哥」(Rubbish),救援並增磅成功後已於三月底野放,想不到才事隔月餘,牠又形容消瘦地流落街頭。

在地球的另一端,香港於二○一七年七月間,有登山人士在大嶼山引水道旁發現一隻體型瘦弱的大理石花色小狐狸,救援後多個單位包括漁護署、愛護動物協會、海洋公園等皆表示無力長期照顧收容,小狐一夜之間頓成「狐球」,不知該何去何從的命運亦引發眾多市民關切。

上述兩例無論就物種、城市環境與動物落難原因都看似迥異,沒有相提並論的理由,但它們卻指向了同樣的問題核心,那就是無論要討論當代動物的處境或人與動物的關係,往往必須回到城市中思考。這其實是個違反過去我們所熟悉的「常識」或「直覺」的選項,因為提到動物,過去多半是被放在自然、荒野的脈絡之下進行討論。一直以來,將文化與自然、人與非人動物視為二元對立的兩種互斥系統,始終是多數人看待生活世界的主流態度。然而,人與動物關係的改變,其實與都市化的進程息息相關,這是一個持續與自然對話/對抗的過程,因此,若將動物抽離城市的脈絡來思考,不僅不符合現實,亦無法真正梳理出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複雜互動。

無論美國的小海獅或香港的小狐狸,牠們同樣都出現在某個「不該出現」的錯誤場所。海獅擱淺是海水暖化、海洋環境劣化影響食物來源所致;而小狐狸無論是人為棄養或走失、逃逸,都與非法野生動物買賣及運輸有關。換言之,牠們的「不得其所」,推論到最後仍然是人類行為所導致。這也是何以在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反思中,一個很重要的潮流正是重省人與動植物「混雜動態的生命」。如莎拉.華特摩爾(Sarah Whatmore)所言:

(過去)動物的地位大多掉落在當代人文地理學與自然地理學的議程外,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掉落在這些議程的間隙裡。不過,新的「動物地理學」焦點正在浮現,試圖證明動物位居一切社會網絡中,從野生動物的狩獵旅行,到城市動物園、國際寵物貿易,到工廠養殖,擾亂了我們有關動物在世界裡「自然」位置的假設。

本書的核心概念,正是希望指出此種新的「動物地理學」的視野,將眼光放回我們生活的場域,正視動物非但不是少數愛好者才需要關心的對象,更與我們的生活緊密連結,且早已被人類毫無節制與遠見的所作所為嚴重影響與傷害。動物與自然不是框限在電視機裡那看似遙遠到與我們無關的沙漠或草原,而是就在我們的日常之中。

保羅.波嘉德(Paul Bogard)在《夜的盡頭》一書中,就曾以拉斯維加斯的發展為例,說明城市的開發與快速的變化,如何令原先生活在當地的生物措手不及。文中描述這座世界最明亮的城市,在夜晚會吸引大量的蝙蝠與鳥類,來捕食因為趨光性而飛舞在燈束下的無數昆蟲,看似食物不虞匱乏的環境,卻是蝙蝠與鳥類改變在棲地覓食的習性,必須耗費體力長途跋涉到市中心的致命陷阱,因為等牠們再飛回巢穴時,往往沒有足夠的食物餵養下一代。他因此回想起自然主義作家艾倫.梅洛伊(Ellen Meloy)筆下,在酒店外被人工火山爆發驚嚇,最後誤觸拉斯維加斯大道旁高壓電纜,瞬間變成焦炭的那隻母野鴨,並感嘆道:

這座城市最早的住宅區可以追溯到一九四○年代,比第一家簽約設立的賭場更早點亮光線,但在不到人一生的時間內,原本幾乎一片漆黑的地方,已經發展成全世界最燈火通明的地方,人口數從一九四○年代的八千多,快速成長到一九六○年代的六萬多,再一路成長到如今超過兩百萬的水準。「歡迎來到拉斯維加斯」的好客標語,不過是一九五九年以後才有的事物。但梅洛伊筆下的母野鴨、盤旋在天際星光裡的蝙蝠與鳥類,在這塊土地上繁衍多久了?如果以進化論的時間軸來看,牠們根本就沒機會和拉斯維加斯快速變遷的環境一起演化。

人改變與破壞地球的速度太快,快到許多動物的腳步根本來不及跟上。這是何以近年來,許多科學家主張以「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來理解當代人與環境的關係。「人類世」一詞的出現,正是因為「許多專家認為地球已被人類改變得面目全非,因而可以認定全新世已經結束,應代之以另一個新的地質世代」。於是尤金.史多謀(Eugene F. Storerme)及保羅.克魯岑(Paul Crutzen)提出的人類世一詞逐漸普及,標誌著「人類的世代」之來臨。不過,即使同樣站在同意人類作為已改變地球環境的立場,看待人類世的態度也可能有相當大的差別。

由此開展出的一連串討論中,有兩種完全相反的態度,一是認為人類具有創造性的力量,重塑了自然亦將啟動一個更好的未來;二是認為人類目前遭逢的環境危機,正說明了「他們其實既不明白,也無法控制大自然,無法掌握複雜的全球變遷,而人類世將人類意圖和施為的失敗,銘刻進地球的地質和大氣之中」。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 Wilson)在《半個地球》書中,對前者所抱持的態度多所批判,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人類時代》一書,亦談了許多人類行為如何影響生物演化之例—在這個快速變遷的環境中,動物們雖然看似如波嘉德形容的,演化的速度跟不上人類所帶來的時間差,必須被動與被迫去面對環境的鉅變;但在適應的過程中,人類其實等於介入了動物的篩選機制,只有那些更能應付城市生活的物種與個體,方有可能存活。

問題在於,儘管人類的作為早已改變動物在「自然」中的位置,卻又不願意正視與接納此一位置的改變。文明越是「進步」,動物與自然越被當成應該驅逐的他者,一旦稍有「越界」之虞,我們便因其所具有的力量、疾病與汙穢等威脅的可能,而感到驚恐憤怒。這或許也說明了何以臺灣在二○一三年傳出鼬獾感染狂犬病的消息時,全國遂陷入巨大的恐慌,一連串擊殺野生動物、棄養同伴動物的事件,在那兩個月比病毒蔓延得更加迅速。換言之,想要維持動物在我們想像中既有「位置」的企圖,讓人與動物的關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了某種斷裂,在城市文明潔淨合宜的秩序與邏輯之下,動物被視為一種失序的介入與存在,香港的「未雪」事件亦為一例。

二○一四年八月間,一隻小狗誤闖港鐵軌道,列車暫停幾分鐘後驅趕不果,港鐵便恢復通車導致狗被撞死,不只在當時引起眾多批評,也成為香港動物權益運動史上的指標事件。韓麗珠據此指出:

只有在職責和「正常運作」大於一切的情況下,而群體又把責任攤分,活生生的性命才會成為「異物」,必須把牠從路軌上剷除。「異物」的出現並不是因為人們變得鐵石心腸,而是人和人之間,人和外界之間的連結愈來愈薄弱。清晨的鳥鳴、山上的猴子、流浪貓狗、蚊子、樹、草、露宿者、低下階層、吵鬧的孩子、反叛的年輕人、示威者、雙失青年、不夠漂亮的女人、性小眾、意見不同的人……才會逐一成為「異物」,給逐離和排擠。

這些被排除、被視為「異物」的動物,在城市邏輯的運作下,何處才是牠們得以容身之居所?又該如何才能將這些斷裂的連結重新接合?正是本書所關切的核心命題,亦是選擇城市空間作為思考動物議題開端的理由。

動物書寫與動物倫理

另一方面,在進入本書的討論之前,亦有必要簡單梳理書中的幾個主要概念。茲分述如下:

動物書寫

首先需要釐清的是,本書對於相關文本的選擇,並非傳統定義下的「動物文學」或「動物小說」。過去對動物文學的理解,多半是指以動物為主角的故事,早期這些故事皆以兒童讀物或寓言故事的形式出現,具有高度擬人化的色彩,動物被賦予刻板化的角色形象,與牠們本身的特質並無直接相關;其後,厄尼斯特.湯普森.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等人將動物小說帶入另一個新局面,《西頓動物記》中不只有鮮明的動物角色如狼王羅伯、烏鴉銀斑,故事本身也結合了西頓對動物行為的觀察和知識。

因此,這類作品已然達到如吳明益所形容的,「在科學知識與文學想像之間的『雙重接受』」之效果。若以此作為觀察其他動物作品的標準,也可發現傳統的動物小說,似乎總在科學知識和文學想像的光譜兩端之間挪移,最糟的狀況則是「雙重不被接受」—一如這些作品所描述的主角一樣,在人類社會中找不到安身之所。

因此,秉持著「雙重接受」的態度,本書選擇的作品,並不侷限在文學性強的小說,亦不刻意強調符合科學知識者才納入討論,甚至動物也不需要是主角。希望在科學性或文學性之外,亦能兼顧甚至凸顯動物之主體性。因此,在本書定義下的動物書寫(animal writing),是以動物為主體進行的相關思考與寫作。

一直以來,動物書寫若較偏向生態環境關懷或具有科學知識者,如劉克襄、吳明益、廖鴻基的作品,多半被納入自然書寫的框架中進行討論,且自然環境又被切割為海洋與陸地,其中以鯨豚為主角的創作,就會另列為海洋書寫或海洋文學;至於較具有文學或寓言性質的,則會回到傳統文學小說的文本分析脈絡中。

本書希望打破舊有的分類框架,選擇以較為廣義的方式,將創作中涉及動物議題、動物關懷或可反映人與動物關係者,皆納入「動物書寫」的範疇,因此,就算動物不是主角,或者整部作品涉及動物的比例不高,甚至作者本身不見得是要談論或反映人與動物關係,但只要其中的情節內容有助於理解或反思動物倫理議題者,都會納入討論。這是何以例如吳明益《單車失竊記》或J. K.羅琳(J. K. Rowling)《哈利波特》,這些傳統上不可能被歸類為「動物文學」或「動物小說」的作品,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之內。

動物權與動物福利

珍.古德(Jane Goodall)曾引用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的名言:「我們需要一種包括動物在內的無邊界的道德」,提醒讀者「我們目前對於動物的道德關注,實在太過於微不足道,而且,還相當令人困惑」。凱斯.桑斯汀(Cass R. Sunstein)在《剪裁歧見》一書中分析了有關動物權利可能引發的各種爭議之後,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但是既簡單又嚴重的問題是,在太多時候,動物的利益不曾受到絲毫考慮。」本書立論的基礎,在於我們需要將動物納入道德考量的範圍,亦即以倫理學的角度,重省人對待動物的方式。而在討論有關非人類動物之道德地位時,有兩種時常被混淆、卻是基於不同甚至相對的哲學觀而來的概念,即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與動物權利(anima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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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ean-Marc Bouju / AP Photo / 達志影像
珍.古德與三隻黑猩猩。
動物福利

動物福利的觀點,主要是基於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的哲學觀,代表人物為傑若米.邊沁(Jeremy Bentham)和彼得.辛格(Peter Singer)。邊沁駁斥一般人認為不需將動物列入道德考量的態度,主張:「問題不在於『牠們能推理嗎?』,也不是『牠們能說話嗎?』,而是『牠們會感受到痛苦嗎?』」辛格引述邊沁的論點後,補充說明雖然邊沁於文中使用了「權利」一詞,但他要追求的是平等而非權利,邊沁所談的道德權利,「實際指的是人和動物在道德上應該獲得的保障;可是他的道德論證真正依賴的支撐,並不在於肯定權利之存在,因為權利的存在本身還需要靠感受痛苦及快樂的可能性來證明。用他的論證方式,我們可以證明動物也應該享受平等,卻無須陷身在有關權利之終極性質的哲學爭議裡頭」。

至於邊沁與辛格所倡議的平等原則,是考量上的平等(equality of consideration),而非待遇上的平等。舉例而言,冬天晚上因為不希望孩子受到風寒,而給孩子加一床被子,和讓家裡的狗進屋睡覺,雖然對待方式不同,仍可說是基於平等的考量。此外,效益主義既以動物是否能感受痛苦(suffer)作為給予其道德上的平等考量之關鍵,因此,在效益主義的概念下,人類進行的各種動物利用,都應以產生最少痛苦為著眼點,且將人與動物可能承受的痛苦同樣列入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動物福利的立論觀點,是基於人類不可能完全避免動物利用的前提進行道德考量,因此一般以「動物福利」為倡議目標的立場,多半是指「人道」使用動物,最低限度應禁止「不必要的殘忍」。換言之,無論是科學研究、飼養動物作為食物、將動物作為狩獵的對象,「只要做這些事所產生的整體利益,高於當事動物所承受的傷害」,並符合上述人道標準,效益主義是可以容忍某些動物利用的。

至於何謂人道或考量動物福利,有三種主要的看法,一是強調動物的感覺(feel),因此應免於動物處於過長與過度的疼痛、恐懼、飢餓等狀態,能感受到舒適;二是要滿足動物的生物性功能,能正常生長和繁衍;三是強調自然的生存方式(natural living),要能生活在合理的自然環境中發展其天生的適應能力。這三個取向偏重的重點雖有不同,但在評估動物福利的優劣時,都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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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新學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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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宗潔

本書結合文本分析、時事評論、倫理思考,並藉由文學與藝術作品中看待動物的各種角度,探討人與環境、人與自然、人與他者之間糾結錯綜的關係。

書名「牠鄉何處」,正在於凸顯此一觀點:被邊緣化的動物們不得其所的命運若要有所改變,有待更多人了解,無論我們如何在心理上與實際空間上試圖劃界排除,人與動物都生活在同樣的場域。

因此,書寫動物,就是書寫人類自身,是理解人與自然命運的途徑。

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
Photo Credit: 新學林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