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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史，雷根的稅改可以成功，有三個因素，第一是理論先行，第二是民眾有切身之痛，第三是雷根的個人特質。讓我一一說明，希望對大家評論台美稅改有所助益。
文：普通人的自由主義
台美都在準備稅改，我認為川普（Donald Trump）在稅改上，會和健保改革一樣，失敗的灰頭土臉。台灣的情況，反而比較樂觀，民進黨行政、立法一手抓，只要故事說得好，民眾是可以把「公平正義左派」用壓土機壓過去。
川普會失敗的主要原因當然是他沒有執政聯盟，支持他的民意，都剛好足以壞事，而不足以成事。朝大野小還弄成這樣，共和黨當然讓人看笑話了。但沒有執政聯盟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稅改沒有理論支持，沒有一個好故事來說給民眾聽。上次美國稅改的時候是雷根（Ronald Reagan）主政，人家雷根是朝小野大，都還端出影響深遠的稅改，川普比雷根，那是托大了。
回顧歷史，雷根的稅改可以成功，有三個因素，第一是理論先行，第二是民眾有切身之痛，第三是雷根的個人特質。讓我一一說明，希望對大家評論台美稅改有所助益。
再怎麼左傾的經濟學家，大致都同意稅賦減輕可以剌激經濟成長，但左右意見不同的地方在於稅收減少和貧富不均的議題上。兩相權衡取其輕，變成政策制定者的固定選項，要減稅，就沒了公平正義。要公平正義，就沒了經濟成長。這樣的框架適不適合跨時代的稅改方案，主政者千萬不要以為可以有一個平衡的選項，而落入這個圈套裡。
雷根的稅改理論完全推翻了這樣的框架。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七零年代提出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先幫共和黨政治人物打開了一個缺口。拉弗曲線很簡單，把稅率放在縱軸，總稅收放在橫軸，曲線是一個往右突出的大肚子。稅率很高和稅率很低時，都有很低的總稅收。從超高稅率降低下來，總稅收反而會增加。
拉弗曲線自此成為共和黨減稅最好的理論，因為在二十世紀中，美國的最高所得稅率曾高到94％，在雷根稅改前，也都在70％的高峰，美國很明顯的站在拉弗曲線的高處，減稅是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好事。而雷根的策士，用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幫拉弗曲線注入了人的精神，提供了更堅強的理論基礎。為什麼減稅反而會增加總稅收？ 因為如果你賺的錢，可以有更大一部份留在自己手中，你當然會更努力工作、創業，更投入經濟活動。從勞工、創業家的供給面剌激景氣成長。
這樣的理論突破了傳統的框架，同時，七零年代兩次石油危機造成的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低成長、高通膨，讓民眾極想要有一個不一樣的未來，極想要一試共和黨的新理論，而給了共和黨強大的民意基礎，足以逼迫國會讓步。
而雷根的個人魅力，更是讓稅改有一個主推手，讓故事有一個主角。雷根在談供給面經濟學的時候，以他自己在好萊塢的經驗說故事，他說，所得稅很高的時候，他們這些影星，沒有任何動力多拍幾部片，如果賺的一百塊，自己只看得到六塊，何苦浪費時間，不工作而去享受人生不挺好？ 為什麼要幫政府打白工？要說這樣的故事，民眾才會有感。
而雷根不是只賣魅力而已，檯面下的威脅利誘一個不停，還要時時對抗老奸巨滑的反對黨眾院議長提普・歐尼爾（Tip O’Neill），這是只會躲在白宮發推特罵人的川普做得來的事嗎？川普的立法一再失利，只是剛好而已。
在我看來，現在美國稅改的三個因素，全部都不齊備。供給面經濟學招式已老，連中國共產黨都能朗朗上口，對美國民眾還有多少吸引力？ 更何況現在的40％最高稅率，和以前的70％還差得遠，拉弗曲線賣不動。而且美國經濟已經成長快十年了，民眾並沒有七零年代的痛。只靠一個川普，稅改個屁。
台灣也許還有機會，政治人物要把握這個台灣長期經濟不振的機會，好好說一個故事，完成這稅改。至於說什麼故事，我認為不是供給面經濟學，而是經濟成長的道德性。請見我的舊文〈經濟成長的迷思〉，內容如下。
很多人都說要打破只注重經濟成長的迷思，說國民幸福比經濟成長重要，永續環境、生活品質比經濟財富重要等等。這些人不是搞不清楚經濟成長可以帶來什麼好東西，就是對台灣的未來放棄了，沒有未來的美麗遠景，只好死心過過小確幸。
我不喜歡這種魯蛇心態，所以先讓我來打破經濟不成長的迷思，再談怎麼樣經濟成長。
現在台灣的人均GDP大概是二萬二千美元，以這為基礎，讓我們看看二十五年後會變怎麼樣。如果年經濟成長率照目前的樂觀水準，大概只有1％，發展二十五年下來，差不多可以到二萬八千美元。但如果經濟成長率可以到3％，一個不是很誇張的數字，二十五年下來，人均GDP可以到達四萬五千美元，比現在的基礎足足翻了一倍。1％和3％的差距，造成了一萬七千美元的不同。這一萬七千美元是多大的差距？如果台灣總人口二十五年不變，還是二千三百萬人，人均所得多一萬七，那是三千九百億美元的差別。
一年多三千九百億美元的財富，什麼錢付不起？國民年金、健保支出、基本工資、失業救濟等等，什麼你現在想的到的預算問題，拿這一年三千九百億美元不能解決？說不定連全球暖化問題都可以出得上力。
把餅做大，不是貪婪的富人、失智的經濟學家拿來騙人的話，上面這麼簡單的計算，就說明了一切。要談分配正義，分一個比較大的餅，不是比較好嗎？
巴菲特（Warren Buffett）說，時間是優質經理人的好朋友，是劣等經理人的敵人，因為複利計算的關係。如果國家是個企業，領袖就是經理人了，看看上面的計算，就知道我們的國家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什麼了。
經濟不成長了。
但要怎麼做才能讓經濟成長？經濟成長的來源一是人口增長，二是生產力提昇。既然人口沒有大幅增長的可能性，我們就要想怎麼樣提昇生產力。
什麼是生產力提升？就是用一樣多的人力，多產出價值。要多產值，可以多生產，或是生產較高價的產品。看這直白的公式，很多滿腦子計劃經濟的政客，就想，這有什麼難？借錢搞大躍進，工廠投下去、設備買下去，不就多生產了？生產高價品有什麼難，來，我們來「騰籠換鳥」，搞個運動，不要當世界的工廠，來搞消費經濟，不就高價了？
那是中國模式，一個必敗的提高生產力方式，看共產黨現在左支右絀就知道。
真正能夠長久的生產力提升方式必須來自內在的動力。要實行怎麼樣的政策，才能讓國民願意投入生產、創造事業、研發創新？很簡單，就是有一個可以自由發揮的商業環境，搭配能讓國民財富累積增加的稅賦環境。
具體的說就是鬆綁加減稅，而以台灣的現況，如果只能二擇一，就是選鬆綁。讓想幹一番事業的國民，都有一展身手的環境，不會在腦子剛有一個想法，就得因「這台灣辦不到」而放棄。擋在勤奮、創意十足的國民前面的大石頭，像是不合時宜的法規，層層管制的政府關卡，裙帶關係的壟斷企業，專唱反調的利益團體等等，有遠見的政治領袖都要一個個幫忙搬走。
有遠見的政治領袖要抵擋想要計劃經濟式的產業政策衝動，也就是不要介入挑選贏家產業，因為誰也不知道什麼產業會勝出。有遠見的政治領袖更要抵擋利益團體的阻礙改革，這裡的利益團體包含了既得利益的工商大老，也包含了左派的社會運動人士。碰到難以抉擇的取捨時，只要再看看上面的計算，一年三千九百億美元的差距，就知道怎麼做了。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被現實的小時空給困惑了，當局者迷而不知所措，但只要把問題放到比較大的歷史時空，事情就一目了然了。歷史時空可以往前看，像我上面的計算，也可以往後看。你可以想像，很早很早以前，一個縣市只有一個客運公司嗎？他們告訴我們，只有一個客運公司才能做到安全管理，才能照顧到偏遠鄉鎮，所以我們忍受破爛沒冷氣的公車，老大態度的司機，和一天到晚脫班的客運。那時絕不能想像，因為解開一個縣市一個客運公司的限制後，我們不只推倒了吳伯雄這樣的家族，我們居然還迎來了更好、更快、更舒適、更便宜的交通服務。
還富於民，莫過如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