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稅改該說的故事不是雷根三招,而是「經濟成長」的道德性

台灣稅改該說的故事不是雷根三招,而是「經濟成長」的道德性
Photo Credit: 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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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史,雷根的稅改可以成功,有三個因素,第一是理論先行,第二是民眾有切身之痛,第三是雷根的個人特質。讓我一一說明,希望對大家評論台美稅改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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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普通人的自由主義

台美都在準備稅改,我認為川普(Donald Trump)在稅改上,會和健保改革一樣,失敗的灰頭土臉。台灣的情況,反而比較樂觀,民進黨行政、立法一手抓,只要故事說得好,民眾是可以把「公平正義左派」用壓土機壓過去。

川普會失敗的主要原因當然是他沒有執政聯盟,支持他的民意,都剛好足以壞事,而不足以成事。朝大野小還弄成這樣,共和黨當然讓人看笑話了。但沒有執政聯盟只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稅改沒有理論支持,沒有一個好故事來說給民眾聽。上次美國稅改的時候是雷根(Ronald Reagan)主政,人家雷根是朝小野大,都還端出影響深遠的稅改,川普比雷根,那是托大了。

回顧歷史,雷根的稅改可以成功,有三個因素,第一是理論先行,第二是民眾有切身之痛,第三是雷根的個人特質。讓我一一說明,希望對大家評論台美稅改有所助益。

再怎麼左傾的經濟學家,大致都同意稅賦減輕可以剌激經濟成長,但左右意見不同的地方在於稅收減少和貧富不均的議題上。兩相權衡取其輕,變成政策制定者的固定選項,要減稅,就沒了公平正義。要公平正義,就沒了經濟成長。這樣的框架適不適合跨時代的稅改方案,主政者千萬不要以為可以有一個平衡的選項,而落入這個圈套裡。

雷根的稅改理論完全推翻了這樣的框架。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七零年代提出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先幫共和黨政治人物打開了一個缺口。拉弗曲線很簡單,把稅率放在縱軸,總稅收放在橫軸,曲線是一個往右突出的大肚子。稅率很高和稅率很低時,都有很低的總稅收。從超高稅率降低下來,總稅收反而會增加。

拉弗曲線自此成為共和黨減稅最好的理論,因為在二十世紀中,美國的最高所得稅率曾高到94%,在雷根稅改前,也都在70%的高峰,美國很明顯的站在拉弗曲線的高處,減稅是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好事。而雷根的策士,用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幫拉弗曲線注入了人的精神,提供了更堅強的理論基礎。為什麼減稅反而會增加總稅收? 因為如果你賺的錢,可以有更大一部份留在自己手中,你當然會更努力工作、創業,更投入經濟活動。從勞工、創業家的供給面剌激景氣成長。

這樣的理論突破了傳統的框架,同時,七零年代兩次石油危機造成的停滯性通膨(stagflation),低成長、高通膨,讓民眾極想要有一個不一樣的未來,極想要一試共和黨的新理論,而給了共和黨強大的民意基礎,足以逼迫國會讓步。

而雷根的個人魅力,更是讓稅改有一個主推手,讓故事有一個主角。雷根在談供給面經濟學的時候,以他自己在好萊塢的經驗說故事,他說,所得稅很高的時候,他們這些影星,沒有任何動力多拍幾部片,如果賺的一百塊,自己只看得到六塊,何苦浪費時間,不工作而去享受人生不挺好? 為什麼要幫政府打白工?要說這樣的故事,民眾才會有感。

而雷根不是只賣魅力而已,檯面下的威脅利誘一個不停,還要時時對抗老奸巨滑的反對黨眾院議長提普・歐尼爾(Tip O’Neill),這是只會躲在白宮發推特罵人的川普做得來的事嗎?川普的立法一再失利,只是剛好而已。

在我看來,現在美國稅改的三個因素,全部都不齊備。供給面經濟學招式已老,連中國共產黨都能朗朗上口,對美國民眾還有多少吸引力? 更何況現在的40%最高稅率,和以前的70%還差得遠,拉弗曲線賣不動。而且美國經濟已經成長快十年了,民眾並沒有七零年代的痛。只靠一個川普,稅改個屁。

台灣也許還有機會,政治人物要把握這個台灣長期經濟不振的機會,好好說一個故事,完成這稅改。至於說什麼故事,我認為不是供給面經濟學,而是經濟成長的道德性。請見我的舊文〈經濟成長的迷思〉,內容如下。


很多人都說要打破只注重經濟成長的迷思,說國民幸福比經濟成長重要,永續環境、生活品質比經濟財富重要等等。這些人不是搞不清楚經濟成長可以帶來什麼好東西,就是對台灣的未來放棄了,沒有未來的美麗遠景,只好死心過過小確幸。

我不喜歡這種魯蛇心態,所以先讓我來打破經濟不成長的迷思,再談怎麼樣經濟成長。

現在台灣的人均GDP大概是二萬二千美元,以這為基礎,讓我們看看二十五年後會變怎麼樣。如果年經濟成長率照目前的樂觀水準,大概只有1%,發展二十五年下來,差不多可以到二萬八千美元。但如果經濟成長率可以到3%,一個不是很誇張的數字,二十五年下來,人均GDP可以到達四萬五千美元,比現在的基礎足足翻了一倍。1%和3%的差距,造成了一萬七千美元的不同。這一萬七千美元是多大的差距?如果台灣總人口二十五年不變,還是二千三百萬人,人均所得多一萬七,那是三千九百億美元的差別。

一年多三千九百億美元的財富,什麼錢付不起?國民年金、健保支出、基本工資、失業救濟等等,什麼你現在想的到的預算問題,拿這一年三千九百億美元不能解決?說不定連全球暖化問題都可以出得上力。

把餅做大,不是貪婪的富人、失智的經濟學家拿來騙人的話,上面這麼簡單的計算,就說明了一切。要談分配正義,分一個比較大的餅,不是比較好嗎?

巴菲特(Warren Buffett)說,時間是優質經理人的好朋友,是劣等經理人的敵人,因為複利計算的關係。如果國家是個企業,領袖就是經理人了,看看上面的計算,就知道我們的國家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什麼了。

經濟不成長了。

但要怎麼做才能讓經濟成長?經濟成長的來源一是人口增長,二是生產力提昇。既然人口沒有大幅增長的可能性,我們就要想怎麼樣提昇生產力。

什麼是生產力提升?就是用一樣多的人力,多產出價值。要多產值,可以多生產,或是生產較高價的產品。看這直白的公式,很多滿腦子計劃經濟的政客,就想,這有什麼難?借錢搞大躍進,工廠投下去、設備買下去,不就多生產了?生產高價品有什麼難,來,我們來「騰籠換鳥」,搞個運動,不要當世界的工廠,來搞消費經濟,不就高價了?

那是中國模式,一個必敗的提高生產力方式,看共產黨現在左支右絀就知道。

真正能夠長久的生產力提升方式必須來自內在的動力。要實行怎麼樣的政策,才能讓國民願意投入生產、創造事業、研發創新?很簡單,就是有一個可以自由發揮的商業環境,搭配能讓國民財富累積增加的稅賦環境。

具體的說就是鬆綁加減稅,而以台灣的現況,如果只能二擇一,就是選鬆綁。讓想幹一番事業的國民,都有一展身手的環境,不會在腦子剛有一個想法,就得因「這台灣辦不到」而放棄。擋在勤奮、創意十足的國民前面的大石頭,像是不合時宜的法規,層層管制的政府關卡,裙帶關係的壟斷企業,專唱反調的利益團體等等,有遠見的政治領袖都要一個個幫忙搬走。

有遠見的政治領袖要抵擋想要計劃經濟式的產業政策衝動,也就是不要介入挑選贏家產業,因為誰也不知道什麼產業會勝出。有遠見的政治領袖更要抵擋利益團體的阻礙改革,這裡的利益團體包含了既得利益的工商大老,也包含了左派的社會運動人士。碰到難以抉擇的取捨時,只要再看看上面的計算,一年三千九百億美元的差距,就知道怎麼做了。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被現實的小時空給困惑了,當局者迷而不知所措,但只要把問題放到比較大的歷史時空,事情就一目了然了。歷史時空可以往前看,像我上面的計算,也可以往後看。你可以想像,很早很早以前,一個縣市只有一個客運公司嗎?他們告訴我們,只有一個客運公司才能做到安全管理,才能照顧到偏遠鄉鎮,所以我們忍受破爛沒冷氣的公車,老大態度的司機,和一天到晚脫班的客運。那時絕不能想像,因為解開一個縣市一個客運公司的限制後,我們不只推倒了吳伯雄這樣的家族,我們居然還迎來了更好、更快、更舒適、更便宜的交通服務。

還富於民,莫過如此。

本文經普通人的自由主義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1)(2)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