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馬來西亞藝術家周盈貞的對話:語言與遷徙的藝術實踐

與馬來西亞藝術家周盈貞的對話:語言與遷徙的藝術實踐
Photo Credit:Okui Lala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在「燦爛時光」的講座中,聽到有人提到他在這學到的越南語不能在越南所有地方使用,因為在越南南部人會說這是北部的語言,聽不懂,每個國家都有這種情形。所以我提出語言政治,當語言被系統化、同一化,就會製造另一種細微的認同。

編按:本文前半摘錄自2016年6月所出版之《Art in Context: Learning from the Field》,為梁惠芬(Alecia Neo)與藝術家烏龜拉拉(Okui Lala,本名為周盈貞)的訪談,全文可參見馬來西亞歌德學院網頁,內文由數位荒原主編鄭文琦於「《數位荒原》駐站與群島資料庫」計畫進駐期間取得授權並翻譯為中文。後半段則為藝術家龜拉拉與鄭文琦之間的補充訪談內容,這部份為中文訪談並由烏龜拉拉譯為英文。


訪問者:梁惠芬(Alecia Neo)、鄭文琦
受訪者:周盈貞(Okui Lala)
譯:鄭文琦(Rikey Tenn)
出處: 群島資料庫(Nusantara Archive)

梁惠芬訪談部分

讓我(Okui Lala)用一組符號描述自己的藝術實踐概念:(關係)=(自我)><(他人)。它可以解讀為雙向的關係,一種往返兩端的過程。我常藉著分享我的背景與想法展開我的對話,同時聆聽他人的背景與想法,去理解我們共同來自何處。我不是真正投入倡導什麼,但我正在尋找關於身份認同與歸屬的替代述說方法,此外,還擴及更大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環境。

(身份)><(遷徙),我對自身認同的探索開始於我與母親一起參與的作品〈Sewing & Sew Eng(2014)〉。正如我探討和她之間共同參與創造的張力與妥協,我作為一名馬來西亞公民(及馬來西亞檳城的第四代華裔)的身份也慢慢顯現,透過我所說的語言,我被教養的文化常規乃至世代差異的家庭觀點。

我在多媒體大學(Media Arts at Multimedia University)獲得媒體藝術學位,那裡將科技的功能視為一種互動和溝通的媒介。我們學習程式設計及互動作品,同時也接觸舊媒體和新媒體。這所大學位於賽城(Cyberjaya),也是馬來西亞「多媒體超級走廊」計劃(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核心,我也參與吉隆坡實驗錄像音樂影展(KLEX),因為其中一位總監是我的老師。我從那裡開始發展我的視覺語彙,以及現場表演和即興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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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Okui Lala

周盈貞,《Sewing & Sew Eng》,2014,單頻道錄像,9'09"。

本件作品藝術家邀請他的母親(Sew Eng,一位專業的裁縫師)與她同步縫紉一塊布,兩人分別使用傳統的縫紉機以及現代的電動縫紉機。

故鄉檳城州喬治城是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而聞名,我起初接觸到「檳城藝術教育組織」(Arts-ED),這是一個檳城的非政府組織,為年輕人提供以地方為基礎的教育。透過檳城藝術教育協會,我被訓練成他們辦工作坊與繪製文化地圖等活動的輔導員,這份工作讓我學到不少在社群內部和年輕人一起工作的知識。經由與他們共事的過程,我開始了解人們可以是媒介,這些理解也幫助我取得藝術的能動性,藝術家也可以作為與人們和溝通的協調者。

我的創作方法追求柔軟與平衡,創作技巧則是關於人,我也是一個「喜歡接觸人群的人」(People Person)。我會將自己置於中介位置上,或許我的作品本質也要求許多研究。我會問許多問題,幾乎像是人類學者,我的問題也催生出作品,其中蘊含經驗交流。在某方面,我和參與者會有一連串對話,我們交流的過程是在於尋找平衡。

「人」這個字代表一個人;「从」(從)這個字代表追隨,在我的詮釋裡是指妥協;「众」(眾)這個字為三個人疊在一起,代表公眾。「众」對我言代表另一種觀點,以及公眾如何看待藝術家和參與者。看這三個由「人」組成的字很有意思,這也是我怎樣看自己的創作。

當我們把自己放在人群裡時,我認為展覽或某種共同觀看的作用是重要的,對於參與者也很重要,有時候他們會問我們為什麼這麼少人來看。顯然他們關心自己想說的事情,觀眾對他們而言也很重要。在我關於遷徙文化的計劃裡,我被問到許多次,我是不是緬甸人、我為何關心、我是不是期望緬甸或孟加拉移工成為馬來西亞的公民。在一個「众」的心智架構裡,人們開始關心大於自身的事情和議題。舉例來說,住在馬來西亞的我們,終於開始覺得身為第三代活在這裡是很自在的,如今新的移民潮又開始,新的問題和妥協也會不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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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Okui Lala
藝術家烏龜拉拉的作品《As if, Hope》(2013)的拍攝花絮。在這件作品中,他關注城市裡的「非本地人」,作為對參與展覽題目「都市化」的回應。

從2012年晚期到2013年早期,我開始紀錄城市裡的「非本地人」(移民)。那是一件在學校裡展出的作品《As If, Hope》(2013),旨在回應展覽的都市化主題。我記錄了移工的面孔,並以慢動作捕捉,視為這座城市裡的美麗肖像。然而,我很驚訝別人在我的作品裡看見不同東西,有同學問我:「這些人是不是難民或者非法居留?」

2013年間,馬來西亞反對黨在選舉中與執政黨實力相當,接近勝出,局勢特別敏感。據報某些政黨發了許多假證件給孟加拉移工,因此他們可以投票給這些政黨。這使本國的排外情節變本加厲,移工通常成為這種情境下的受害者。當時我從事相關的NGO工作,用記錄的方式為其出力,在過程中,我感覺藝術不盡然能解決問題,但它可以作為一種比較柔軟的方式,並提供某一個情境的替代述說。

隨著我時常造訪都市中心的小緬甸社區,在那裡,我認識了很多人。和他們攀談的過程中,大多人都只能用簡單的馬來語交談,一直到我認識了波妙(Bo Mya)才能夠深入對話,他變成了我的翻譯和「中間人」。波妙在當地協助經營旅行社,為當地緬甸孩童開設免費語言課。在2013年1月,我在那兒進行一個肖像拍攝單元,一天內替超過60名社區的人們拍照。當時手機自拍尚未成為普遍熱潮,能擁有一張肖像輸出是件大事,因此活動大受歡迎。

2014年4月,我再次拜訪波妙,令我驚訝的是,他對我說當初我拍攝過的人們,超過一半都離開檳城去到別處。我決定再跟他們做一個計劃,談論關於這座城市裡的來來去去、潮起潮落。不幸波妙決定2015年要回國定居了。但在他走之前,他將最好的朋友介紹給我,史提芬尼尼(Steven Nyi Nyi),他和波妙一樣在檳城工作了20年,能說流利的福建話、馬來語和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