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馬來西亞藝術家周盈貞的對話：語言與遷徙的藝術實踐

我和史提芬談到藝術計劃，他建議我查檳城老鼠島（Pulau Tikus）的路名，這裡有8條路是在英國殖民檳城時，以緬甸（Myanmar或稱Burma）的地名來命名。當時檳城作為一個活躍的港口，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們來此，18世紀晚期的老鼠島有龐大的緬甸聚落。對史蒂芬來說，檳城的這些路名、緬甸寺廟和歷史足跡，正是讓他覺得有所牽絆的一項理由。和他合作的過程很有趣，因為這些路名的資訊在網路上只有英文：史蒂芬在作品裡先將文字翻譯成緬甸語，然後拜託另一位朋友澤（Zay）將這些他手寫的字條打成緬甸文（《Translating》2015），接著透過社群媒體和朋友分享這些資訊。

另一件合作的作品是一個關於緬甸茶沙拉（Laphet Thork）的錄像。在歷史上，茶沙拉是在王國之間的爭紛之際被當成一道和平的獻禮享用；而今它則是一道迎賓的開胃小菜。在作品《Let’s Drink and Eat Tea!》（2015）裡，我們與史蒂芬的一位年輕且友善的朋友佛羅倫斯列（Florence Lay）接觸，她也在檳城工作了4年。

佛羅倫斯在工廠裡學了簡單的馬來語，因此我和他對話幾乎都用馬來語；史蒂芬則不同，他能說流利的福建話（是檳城本地人常見的方言），以及基本的馬來語和英語。史蒂芬靠著語言能力結交了許多本地朋友，所以他很適應檳城。在這裡，我發現語言可以透露一個人的遷徙歷史，還有一個社會的人口分佈，比方說，我怎麼學會說五種語言呢？我使用某種語言的原因和時機是什麼？因此在這支錄像裡，我就和史蒂芬跟佛洛倫斯一起表演製作一道緬甸茶沙拉。

波妙、史蒂芬和我的合作並非刻意為之，而是隨著時間而成型。當我開始做第一個關於遷徙的計劃，常被其他人問到我拍攝肖像是否對社群造成負面影響，因為我可能令他們曝光。但這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社群，有不同的族裔，我並不知他們是否都合法。他人給我的回饋也使我警覺，也因此計畫暫停了一年。不過，後來我問某些拍攝肖像的參與者，我的顧慮是否多餘。他們一點也不擔心，因為照片背景並沒有顯示他們在哪裡，也沒有捕捉他們工作的情景。

根據他們的證詞，當我開始頻繁步入其社群時，消息就開始在社群裡散播：有個拿相機的女孩對他們感興趣，我也成為被觀察的對象。隨著我漸漸獲得信任，我也得知他們有一個強力的支持系統，他們會為慶典場合聚集，並貢獻自己的社群。比方說，他們在2015年緬甸洪災時就組織募款。

2014年，我的一位講師，葉紹斌長期觀察我的作品和進度，鼓勵我繼續這計劃並和他們保持對話，那時我已做過許多涉及人們和相關背景的計劃。我回去後，驚訝地發現多數緬甸商店都關門，有許多人也都不在那了。因此繼續進行這個計劃就更重要了。他們的離開當真是因為政治或經濟的原因嗎？

2015年，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緬甸陷入羅興亞（Rohingya）難民衝突危機，各國政府反應遲緩並互相推卸責任。當一艘難民船非常靠近馬來西亞海岸線時，大眾開始關切這個議題，同時歐洲也有難民危機。有一陣子，新聞和頭條都持續報導東南亞與歐洲的危機，最後大眾的興趣隨著新聞焦點的轉移而退燒了。這使我想到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裡對待自己的移民？假如排外主義在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裡，我們如何有能力處理難民危機？

在檳城，我們以多元文化城市和歷史自豪，但是，有時候領導人的種族主義傾向也令我們吃驚。比方說，新聞說我們的領導人公開宣稱移工不應從事檳城的餐飲店面，因為如此將影響我們的飲食和遺跡品質。

Photo Credit：Okui Lala

這時我受邀在「數位藝術與文化節」（Digital Arts and Culture Festival；DA+C Festival）做一件作品回應「城市的潮起潮落」（the ebb and flow of the city）主題，作為「喬治城藝術節」的其中一環，DA+C藝術節在檳城州立美術館舉辦。我找了史蒂芬和他的朋友，他們很興奮有這種場地，也樂於參與，這變成一個雙贏局面，因為史蒂芬和我很清楚我們的計劃想得到甚麼結果：我要探討移民文化的不同敘事，史蒂芬想談論檳城的緬甸文化有多豐富。

所以我們以食物為媒介。他說：「你知道緬甸料理為何不如泰國料理有名嗎？」他解釋是回溯緬甸封閉的歷史，也不習慣外國模式。因此它的料理沒有改良得比較「大眾口味」。緬甸料理通常被說太鹹或太油。他相信只要稍作改良就可以跟泰國一樣料理一樣出色。我的計劃正好是他接觸檳城大眾的一個管道，而我也對大眾的反應很感興趣。

鄭文琦訪問部分

假如你問我翻譯對於我的藝術實踐代表什麼，它又有何影響？我會回答，翻譯不只是在語言上的，翻譯還穿越不同的形式與媒介物。即使在相同的語言裡，詮釋也會因人而異。在《Let's Eat and Drink Tea!》（2016）裡我把翻譯看成是一種遷徙的流動，所我視茶沙拉當作一種像是語言的媒介，主角先用緬甸語介紹茶沙拉，透過翻譯變成福建話和馬來語，到了最後說英文，意義可能越來越稀少或變成其他意思。

在為Baan Noorg「365 Days Life Muse」計劃創作的《How do we meet? How can we meet?》（2016），我在泰國拍攝Pa Im婆婆時我也這樣認為，把動作或口述儀式從一種語言轉換至另一種語言。作為翻譯可能是同件事情，也可能是不同事情（因為語言本身的背景不同）。我拍攝這個錄像時，「翻譯等於文化的遷移」的比喻和做茶沙拉是一樣的。但是，回頭看一個人的多語角色時，那個遷移在哪裡和何時發生呢？所以在拍攝〈My Language Proficiency〉（2017）時，有4個「我」在交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