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馬來西亞藝術家周盈貞的對話：語言與遷徙的藝術實踐

我最早是歷經不同對象，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在《How do we meet? How can we meet?》裡兩人都使用雙語，並在共同語言裡相遇。我開始自問，究竟4、5種語言到底如何相遇或分開？所以它也是翻譯，翻譯不同語言中的自己，這是一種內在的過程。 當我以語言為工具時，4種語言內也有本身的腔調、語言政治和未被書寫之處。於是，當我們用同一個字時，我們也是談同一件事嗎？那麼區分「所指」和「能指」（索緒爾）也相同嗎？特別是上「台語課」時在台灣與馬來西亞的福建話有文化差異，老師的「能指」是不是我的「所指」，反之亦然。

由於歷史的緣故，台灣的閩南語曾經停在某個年代，不再發展，當某個詞無法被寫出來時，就改用羅馬拼音；而在馬來西亞因為沒有被系統化和教學，就算有羅馬拼音大家也不會唸（福建話）。我們受到的影響更大，儘管我們的方言很有趣，混合很多種語言，流動性更大（現在也因電視節目或台語歌而混入台灣的語言）。

我也思考台灣和馬來西亞的福建話，會被翻譯成什麼模樣？「翻譯」對我而言仍在改變，特別是現今的台灣又加入新住民和原住民的母語教育，縱使一個星期只有一堂課又不考試，一旦新的語言納入學習過程，它會影響我們多少？甚至，未來馬來西亞的福建話會不會因為台灣流行文化而演變成台灣的閩南語呢？

「群島」是否也是一種認同？我自己就有移民背景，我的混雜、混亂等等也是因為這個背景，我不斷思考這次進駐的身分問題，其中一個衝擊來自語言。人們總以為馬來語就是印尼與，這麼說「對也不對」。語言受到地方演化影響，遇到印尼人時，操馬來語的確能夠拉近距離；另一個衝擊是福建話，我的福建話說得不夠好，但仍然江我和老師、同學們黏了起來。其中的細微腔調差異也帶來影響，例如，我之所以能跟馬來西亞留學生黏在一起，就是因為我們有不同於台灣人的腔調，這是大圖像裡的小圖像。

當然還有新住民的語言問題，我在「燦爛時光」的講座中，聽到有人提到他在這學到的越南語不能在越南所有地方使用，因為在越南南部人會說這是北部的語言，聽不懂，每個國家都有這種情形，包括台灣的福建話腔調。所以我提出語言政治，當語言被系統化、同一化，就會製造另一種細微的認同。語言決定了接收範圍或受眾，之前我提到我用語言當工具，因為我體會到馬來西亞華人在語言上和台灣人相似，但又得處理另一個「東南亞」的身分。

我想舉（馬來西亞藝術家）黃文塑為例，他在寶藏巖藝術村的最新個展「伊甸寓言：二部曲」展出了他父親想申請成為馬來西亞公民的文件。因為他父親在馬來亞獨立後沒有立即申請，直到現在都還無法成為馬來西亞國民。黃文塑以為父親放棄了，結果不久前回去，發現父親蠻在意的，還持續在申請。

我好奇的是，當馬來西亞認同來到台灣，觀眾又會如何看待？當他帶著台灣學院的訓練回到馬來西亞展出時，當地觀眾能否共鳴？這些在台灣受過學院教育的藝術家回到馬來西亞之後怎麼處理這種轉變。我在這裡遇到的馬來西亞藝術家們也很有趣，因為我們也是知識移工，當我們回去時，要面對的位置跟《Let's Eat and Drink Tea!》裡的中間人一樣卡，究竟在文化和語言如此多元的「東南亞」我們又能怎麼相遇呢？這次在台灣的駐站計劃，過程中彷彿也多出一位「翻譯員」，儘管已經不像在《Let's Eat and Drink Tea!》中的翻譯過程那麼漫長了。

本文獲數位荒原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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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