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蘇文鈺:大學教授的那些「緊箍咒」

專訪蘇文鈺:大學教授的那些「緊箍咒」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蘇文鈺說,就算是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很危險的,如果全台灣的大學教授都「長得一樣」,同一種教授就只會教出同一種學生,最後台灣的社會怎麼會多元呢?

你想像中的一位大學教授應該是什麼樣子?專心做研究、把學生教好,努力發表更多論文,還是申請專利、為國爭光。

「一般大學教授是不太懂教育的!」成大資工系教授蘇文鈺在一場面對各地國中小教師的論壇上,語出驚人地這樣說道。

而他自己也跟一般的大學教授「長得」不太一樣,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花在教偏鄉孩子寫程式,好幾年寒暑假開車帶著研究生去資源比較缺乏的地區幫弱勢孩子上課,為了籌募資金,他還帶著學生研發手沖咖啡機,在台灣FlyingV和美國Kickstarters上進行群眾募資。

我不禁好奇的問,那他認為大學教授該負責做什麼?蘇文鈺想了一下說,首先要先分清楚是哪一種大學。

「一窩蜂」的台灣大學教授

在美國,大學就會分研究型的、產業型的,還有一般社區型的大學。我們一般熟悉的都是美國比較頂尖的大學,可是大家往往看不起社區大學,好像念了社區大學就「比較low」的感覺。但是,其實美國的社區大學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讓很多無法去念很好、學費又很貴的大學的人有另一個選擇,因為美國即使是公立的大學也不便宜,當然也不容易進去。

「在台灣,大家就喜歡『一窩蜂』去做同樣的事情,要做研究,就變成全部大學都好像應該都要做研究,才會搞得技職體系的老師也得做研究。當然,技職體系的老師要做研究也行,但不需要全部的人都去做研究,甚至像是成大這種研究型的大學,也不需要每個教授都在做研究。」

蘇文鈺進一步解釋,可能因為「做研究」這件事情,在台灣可以拿到比較好的評等,做研究、論文多的教授也比較容易往上爬,最後就變成大家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寫計畫、做研究、發論文。

扣除掉學校的屬性,他認為,大學教授假如真的關心教育的話,一定也可以做得很好,但那不是目前台灣的教授主要工作,頂多是次要的工作。「像是在成大,如果你要拼升等,還要看教學研究服務、教學評鑑,但是最後看的還是研究,研究,研究。」

原來,一般大學教授的升等會看教學評鑑(40%)、研究(40%)、教學研究服務(20%),其中教學研究服務指的是在學校裡可能擔任行政職、或是一些國際的學會上擔任委員、負責審查論文、國科會案子等等職位。但是因為教學評鑑和教學研究服務大家分數差不多,到了最後投票的時候,還是以研究為主,尤其最重要的外審部分是以研究為主。

「一個人一天就是24小時,你不可能研究、論文做很好,還能花很多時間在學生身上,很多教授可能連自己的生活都搞不定,像我以前也覺得自己都焦頭爛額,如果我自己都搞不定,哪有時間給學生?」

蘇文鈺說,就算是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看,這也是很危險的,如果全台灣的大學教授都「長得一樣」,同一種教授就只會教出同一種學生,最後台灣的社會怎麼會多元呢?

大學教授的「緊箍咒」

蘇文鈺覺得,尤其是對於台灣的國立大學教授來說,薪水是國家給的,要做的應該是培養學生的能力。

但是現在台灣的教授,為了要升等、要發表論文,當有學生要指導論文時,那就得考慮是否是可以發表的題目,所以通常做的不是學生自己想做的,多半是整個實驗室分工,或是甚至一屆一屆接力著做,在這種情況下,不太容易去做一個完整的專案,因為這樣對「產出論文」來說沒有效率。(編按:比較常發生在理工科)

「你也不能怪他,他也是被體制要求的。」對大學教授來說,一切事情要「對產出論文有效率」,這變成是教授的主要工作。

相反的,當一個學生有興趣的專案,不見得可以變成論文,但卻可能成為一個產品。可是,這對教授來說反而沒有績效,因為那常被認為只是學生的,對升等一事多半沒太大幫助。

「就像我有的學生,沒畢業就出去開公司,對我來說就很傷啊,少了好幾篇論文,開公司賺的錢也不是我的,我也沒錢可以入股,最後賺到的只有成就感,」蘇文鈺無奈又自豪的說。

創業當然不一定就是好,但是我們的體制卻很難鼓勵這樣的機會。同樣的,蘇文鈺談到,也有優秀的學生一路出國念到博士,但是近幾年來,送十個出去有一兩個願意回台灣就偷笑了。

「這樣的體制誰想回來當教授?美國就不一樣了,在我這個領域(訊號、資料分析、機器學習)是業界不景氣的時候會回學校當教授,業界景氣的時候,都急著出去開公司,畢竟兩者收入相差太多了。像是我當年博士後在史丹佛的老闆,就是出去開過公司,後來公司賣了又回來。」當這些人再從業界回來後,帶回來的就不再只是學術還有實務,是更豐富的創業、產業經驗,這個對學校、學生都更有用。(編按:台大在2016年才首次有副教授借調業界葉丙成談借調創業

蘇文鈺覺得,當大學教授太過於追求學術成就,不見得是一件好事,當然,是有些人需要做這件事,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在做這件事,那就很奇怪。

「我們的制度設計成要教授拼命衝學術光環,要教授越來越強(指的是發論文、點數),要教授變得國際知名。可是國家創造一個英雄、台灣之光,下面勢必會有很多的白骨,偏偏讓社會可以穩定的力量,不在於頂端的人,而是一般人。」

因為,能夠念大學的學生,大多都是未來會進入中產階級的人,當這些學生出社會之後,要能過得好,對社會的穩定力量才是夠的。不然,即便社會的前端好像很好,但是基礎卻不穩固。

蘇文鈺在《做孩子的重要他人》一書中提到,台灣只知道將龐大的教育經費投注在高等教育上,又用期刊論文的數量來評鑑教授,雖然產生了為數眾多的論文,看似好像提升了國家的學術研究地位,但對整個社會卻並未產生實質的好處。書中一位年輕的專案教授也如此說道:

「我們當學者的可以坐視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可以看著社區一路走下坡,看著老人和小孩得不到他們需要的照顧和學習,然後只管關起門來寫那些不知道對台灣這塊土地有什麼幫助的論文嗎?」

蘇文鈺
蘇文鈺正在計畫弄一個專案,因為他相信沒有兩個人的耳朵是一樣的,所以每一套音響的聲音都應該照著主人的喜愛而設計|Photo Credit:蘇文鈺
大學教授「不需要教什麼」,用態度感染學生就夠了

所以,理想中的大學教授又是什麼樣子呢?「帶著學生共同去探索那個連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東西,然後勇敢地告訴學生說『這個我也沒做過、我也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但是這夠有挑戰性,夠有趣,我們一起來做看看吧!』」蘇文鈺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應該多跟學生共同去做一個學生有興趣、又夠遠大的專案,因為遠大所以需要教授幫忙,因為學生自己有興趣才會有動機。

他舉例說,像是教電子學,就分成兩派,一派認為電子學還是要很扎實的從電路的結構、方程式、計算出發;但是蘇文鈺卻不這麼想,他認為現在電路的模擬器已經普及了,也就是說「計算電路」這件事情不再是最重要的。

「過去,我們花很多的時間去學怎麼計算電路、設計電路,為何當時的學習會偏重於計算?因為以前資源欠缺,晶片與電晶體都很貴,要算得夠準確,不然不小心燒了都是錢。」

可是現在呢?蘇文鈺強調,如今模擬器計算得比手算還要準,要教給學生應該是電路本身的設計概念,然後讓學生在模擬器上面嘗試錯誤,而不是學生自己去算。「所以我就比較重視電路的概念、設計,和模擬器的使用上。以前電路、電子學、實驗等總共要快20個學分,但我覺得現在6學分就夠了,最多9個學分。」

「我們更需要去引導學生,做一個比較大的、比較長期的專案,技術上需要比較深,可能還需要一些跨領域的知識,這種專案才應該是教授跟著學生一起做,最好是教授自己也沒做過,這樣才有機會重新思考和學習。」

但是,蘇文鈺也說不同的教學不是對與錯,而是比例問題。因為,還是需要很扎實、會計算電路的人,只是,目前需要的數量已經不多了。「就像做木工,會設計鑿刀、刨刀的不用多,但是懂得使用、設計出作品的人一定得遠多於前者。」

蘇文鈺相信的是,學校與老師存在的目的,應該是培養出更多可以讓社會繁榮、幸福的學生,而不是生產一堆少人閱讀的論文,不是論文不重要,而是論文要的是品質,不是數量。「關鍵在於,我們的教育想訓練出哪一種人?而社會上又需要什麼樣的人?」

他認為,「獨立思考」、「自由想像」和「不怕失敗」才是一個大學教授的工作,「把這些態度感染你的學生就好了,其實你不需要教什麼,他們自己就會學會了。」

他笑著說,自己後來發現,很多重要的東西,都是自己翻書翻懂的,像是最近很夯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也是當年他在紐約科技大學(現在的NYU)做研究的時候,因為他的老師也不懂,所以只得自己去學,「老師跟我說,這個我也不懂,你去看一看,看完之後,再來教我。」

「但老師給我的態度是,他自己也很努力在學其他的新東西,他學了也會教我,所以我搞懂了告訴老師也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說,我們名義上是師生,但是在做計畫的時候,我們更像是夥伴。」

後來的幾年之中,蘇文鈺就自己把其他像是模糊理論、基因演算法、隱藏馬可夫模型、高斯混合模型等等機器學習的技術都學起來了。他說,畢業了,沒老師來教,更要靠自己。

蘇文鈺的老師當時還不到40歲,這麼多年過去,蘇文鈺也從當年的學生,變成了一位教書超過20年的「老教授」。

採訪一結束,蘇文鈺又匆匆地離開,問他是不是要趕回成大,他笑著搖搖頭,說規劃好了要趕去一個論壇聽看看人家在做什麼、順便學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