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日本人的罪人意識跟敗戰癡呆症多嚴重?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日本人的罪人意識跟敗戰癡呆症多嚴重?
長崎市原子彈爆炸後的倖存者正在往離開爆心地附近往更遠處避難,攝於1945年8月10日|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戰爭犯罪的十字架,不只是有日本人該背,如果全體人類不自負責任來背,根絕戰爭之日永遠不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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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房雄(はやしふさお)

親日派的必要性

我想對日本說的,是現在暫時絕對不可輕舉妄動。日本還沒達到可以行動的狀態。首先就是被美國束縛,半身不遂。接著又被蘇聯盯上。雖然蘇聯直接的敵人是美國,如果能夠把日本從美國掌控中分離,對蘇聯而言,沒有別的事情像這件事這麼難得。

中共這個新興帝國,看似正在興起時期中民族主義活力的頂點。就如同尼赫魯指出的,民族主義在自我解放與國內改革大致成功時,就有變成擴張主義的疑慮。用民族主義過分鼓舞、煽動國民,擴張主義的烈火,會往領導者力不能及的規模與方向延燒。中共說美國是紙老虎,說蘇聯是修正主義。這就是民族主義的尖牙與利爪。如果能夠把亞洲唯一的工業國家日本納入「勢力範圍」的話,沒有比這更大的成功了。

對此,現在日本的思想界與政界呈現四分五裂的狀態。力量最強的是親美派,但親蘇派也很多,最近親中共派也開始急速增加勢力。此外也有空想派非武裝中立派、理想派世界聯邦派,而力量最微薄的似乎是親日派,日本的思想界呈現這般奇觀。

這種四分五裂的現狀,就是世界各國有多用力對日本施加壓力的證明。因為日本國力恢復顯著,美國、蘇聯、中共都偶爾會展現「友好外交」的奉承態度,但不可忽略貫穿這項舉動的基礎的,是用武力進行的威嚇。

為了日本的生存,當然有必要與外國親善友好。但是,太過強調友好,變成外國走狗,就不值一提了。雖然要當親美派、親蘇派、親中共派是各人的自由,但忘了在那之前首先要身為親日派才是身為日本人的資格,是會發生嚴重的事情的。

今後的日本該對亞洲與世界採取什麼態度呢?

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歷史問題。未來是由人類的行動與鬥爭創造的。政治人物組織、領導人類,讓人類鬥爭,創造未來。

在現在這個現實中,有許多往未來延伸的可能性。政治人物從這些繁多可能性中選擇一個,賭上自己的一切。有人賭A,有人賭B,有人賭C。政治意見分裂與政黨對立由此產生。從當中正確選擇最可能實現的可能性,賭上自己,進行最友好的領導與鬥爭者,成為獲勝的政治人物,未來的創造者。

只是,日本持續百年的孤軍奮鬥,在當成歷史加以回顧時,絕非沒有意義。也不能說是有勇無謀。在西方列強殖民主義與侵略主義層層包圍下,即使是任何名將、大政治家,應該也是沒有其他對策。現在發表的許多文獻證明,當時的政府與軍方領袖進行了所有努力,不擴大日支戰爭、避免向美英開戰,雖然是秘密進行的。但是,在被設陷阱,逼到最後關頭的時候,就算不是山本五十六元帥,也必須下定決心,進行玉碎決戰的心理準備。這就是日本的命運。能夠慰藉的,只有剛才引用的歐文.拉提莫說的話:

「日本完成的偉大事情,是破壞在亞洲的殖民地帝國的十九世紀式結構。」

「戰爭期間被日本人占領的土地當中,連一處都沒有被(舊主人歐洲人)完整地拿回去。」

有誰能夠嘲笑出色地打完「百年戰爭」日本犧牲者們是「白白送死」呢?日本的陣亡者們默默遵從歷史決定的命運,達成了最為悲劇的英雄式死亡,壯烈犧牲。為了在亞洲大陸與南方、北方海洋壯烈犧牲者,必須趕快振興靖國神社。

進步派文化人的加害妄想

我想不起來想出「一億總懺悔」標語的政治人物是誰了,但是,只有他是跟在戰爭期間高喊「一億總崛起」的政治人物同一系統的人物這點,肯定錯不了。「派使者到世界各國道歉」這種愚蠢論點,也是同一群人講的。講說「特別是要派去中國」的這一派,到現在似乎還很有活力。

我讀過這種類型的親中共派的代表性評論家寫到,抵達了北京,「被逼著看悽慘的廢墟,被帶路的中國青年告知,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破壞的痕跡,羞愧得抬不起頭」的報導。總覺得這故事很奇怪。日本軍隊占領北京幾乎是不流血開城,或許有開了十槍、二十槍吧,但是應該沒有會留下「悽慘的廢墟」的戰鬥或破壞行為。我在戰爭期間去了北京大概兩次左右,日本軍隊跟當時的北京政府合作,修理、重新油漆中南海、北海、萬壽山宮殿老舊、腐朽的部分。維持著悲慘廢墟樣子的,是圓明園,那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破壞、掠奪、燒毀的。或許是這位「有良心的評論家」,把擔任翻譯的中國青年說明是「列強帝國主義者的行為」的話,當成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錯加以理解,羞愧地抬不起頭。如果是那樣的話,這也是一種敗戰癡呆現象,跟正確的歷史觀差得很遠。

在原子彈受災地廣島,立了刻著「不再重蹈覆轍」的有名的紀念碑。如果那是美國人立的,符合邏輯也符合倫理,但是因為是被轟炸的日本人自己立的,現在想起來, 這心理很奇怪。但是,這也不能簡單地一笑置之。日本人的罪人意識跟敗戰癡呆症狀深到這樣。當這個違背邏輯、倫理的文字被刻上紀念碑時,沒有一個人覺得奇怪。我不一一舉例,但是從相同的罪人意識產生的顛倒邏輯,遍布在戰敗後各位「有良心的學者」寫的「太平洋戰爭解釋」的立論基礎當中。這種「懺悔錄」不能說是歷史。

戰爭不管哪國用什麼名義來進行,都是犯罪行為。沒有不伴隨殺戮、破壞、掠奪與占領的戰爭。但是,如果遵照前文中各位學者的說法,「太平洋戰爭」的犯罪性質, 全被推給日本,只有日本被迫背負。這是戰爭中「聖戰意識」的反面,只是加害妄想。戰爭犯罪的十字架,不只是有日本人該背,如果全體人類不自負責任來背,根絕戰爭之日永遠不會到來。

「百年戰爭」結束了

要稱為犯罪的話,所有的戰爭全都是有犯罪性質的。不是只有「滿洲事變」或「日支事變」有犯罪性質。亞歷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拿破崙的戰爭,都在犯罪這點上還大規模好幾倍。在「太平洋戰爭」戰爭犯罪者身分上,杜魯門、艾森豪、邱吉爾、麥克阿瑟、史達林、蔣介石,都跟東京審判的被告們完全沒有不同處。說了有「戰爭與文明一同產生,文明因為戰爭發展,或是崩潰」意義的話的,是認為文明的歷史約有七千年的湯恩比教授。能把戰爭區分成「聖戰」與「侵略」的,只有打贏後得意洋洋的贏家。獲勝的一方,稱自己的戰爭是「正義戰爭」,硬塞「侵略者」名號給輸家。但是,戰爭沒有正義。戰爭跟文明,都是人類一直以來持續背負的巨大重擔。要如何扔掉這個重擔, 是今日以後的人類的問題。

所有回顧戰爭者,都需要強韌的精神。一直重複「不要重蹈覆轍」,或是敗戰後才在讚嘆《聽海神之聲》 的大學教授的聲音,是什麼都解決不了的。

若是遵照東京審判的邏輯,只有在戰敗國才有戰犯。但是如果根據更高層次的理論,所有遂行戰爭者,都是戰爭犯罪者。所以,「戰犯審判」是如果不把歷史上的所有時代,所有國家的陣亡者都從墳墓裡叫醒,就無法成立的徹底的愚蠢舉動。

「雄藩」與脫藩者

民族主義有尖牙。沒有尖牙也沒有利爪,叫做「新民族主義」什麼的,像是水母妖怪的東西,不管在哪一國的水產試驗場都是做不出來的。實際上,中共民族主義就長出原子彈這顆恐怖的尖牙了。這就是民族主義成長的型態。民族主義沒有新也沒有舊。

日本的復興,不是只有復興產業、貿易、道路、稅金。我們不能忍受首相被人說是賣電晶體收音機的業務員,而且那個首相還像壞掉的收音機一樣沉默不語的現狀。該立起國民精神樑柱、揚起靈魂旗幟的時候已經到來。

但是,在思考日本民族主義復興的場合,也必須考量自己要長的尖牙與利爪。無法看穿麥克阿瑟五星上將給的「和平憲法」,只是弱化日本政策遺物,用「自衛隊」 名稱,把自己國家的軍隊當成邊緣人對待,覺得核子動力潛艦跟核子武器恐怖的「國民」,沒有資格談民族主義。既然要談民族主義,那就必須要從現在覺悟到,有一天要長原子彈尖牙。

所以我才警告說,日本還不要動,不要輕舉妄動。我在某場座談會上提倡「日本隱居論」與「日本雄藩說」,造成許多學者、評論家誤解。我是認真講的,但因為是座談會上的發言,說明不夠。

說隱居就老氣了。如果說暫時退隱,休養生息、靜觀局勢,或許就能理解了。在「百年戰爭」持續戰鬥,戰敗、受傷的武士,為了再度創造歷史,必須休養。只能將這段期間的歷史推移交給其他戰士。在生病、受傷的情況下慌慌張張地跑出去,無法對歷史進展有任何貢獻。

佛教有叫「入山」與「出山」的術語。為了要向人講道,要先入山問佛,需要有質問自己的時間與修行。釋迦牟尼與查拉圖斯特拉到「出山」傳教為止,有很長的「入山」期間。民族也需要「入山」。日本民族有現在暫時退下歷史舞台,「入山」問天, 跟自己對話的資格與權利。不需要著急。再次下山的時候,是十年後還是二十年後,仍是未知數。現在是熟慮的時候,是充實自己的時候。受傷、內在空虛的人,就算再忙著在世界上到處奔走,也是什麼用都沒有的。

有關我說「先成為雄藩吧」,輕率的教授、批評家們誤解這句話,認為我說要成為明治維新的薩摩藩、長州藩,批判說這會連結到軍國主義復甦。他們是什麼都想連結的「搞連結的 」,認為那是學問。颳風了木桶店就會賺錢嗎?這連落語都不是啊。

說到「雄藩」,就認為是薩摩藩、長州藩,實在很奇怪。這些教授們可能沒有好好讀過維新史。在維新前,「雄藩會議」是由勝海舟、西鄉隆盛提倡的。這個場合中的雄藩,不是只有薩摩藩、長州藩,水戶藩、尾張藩、越前藩、土佐藩、廣島藩、佐賀藩、宇和島藩也有參加。也就是擁有賢明藩主跟有能藩士,有實力的藩的意思。就算邀集沒有實力沒有方針的小藩,也會變成吵吵鬧鬧的會議。也就是要先邀集雄藩確立輿論,制定方針的主張。

雄藩中,有像水戶藩因為內訌自己崩潰的,也有像長州藩魯莽躁進,在崩潰邊緣躲掉危險,改革藩政,靠著與薩摩結盟參加維新大業的。也有像佐賀的鍋島藩,這樣隱忍、謹慎行事,立於政爭範圍之外,致力充實國力,送副島種臣、江藤新平、大隈重信等人材,進入維新政府,陸海軍將星輩出的雄藩。

我講「雄藩論」時,想的是鍋島藩跟越前藩。亞洲、非洲有很多國家。日本不可以自稱「亞洲盟主」,像薩摩藩、長州藩那樣,擺出高壓姿態。不可以像長州藩那樣, 魯莽行事走到自己毀滅的邊緣。更不可以像水戶藩那樣,因為內訌自己崩潰。

首先「入山」、熟慮,在內部儲備實力跟思想,然後再對亞洲與世界發言,還很來得及。十年、二十年在歷史上,不過是一瞬間。「入山」不會對民族帶來壞處。德川幕府時代鎖國兩百年,也不應該只被從負面來評價。

只是,維新中的雄藩跟小藩都有所謂脫藩者。這些急躁而且勇敢的志士們,扮演的角色絕對不小。甚至說維新的道路首先是由他們開啟的也可以。

為了朝鮮獨立、支那革命、菲律賓、安南、印度獨立運動挺身而出的日本亞細亞主義者們,也是一種脫藩者。因為身為脫藩者,他們的意圖大部分遭到日本政府本身無視,有時被鎮壓、背叛,但是他們的功績在今日受到高度評價。

復興現在的亞洲、非洲是當務之急。但是因為日本還無法以國家身分行動,在眼下的情勢中,無法阻止接連出現脫藩者的情況。倒不如說,這是應該歡迎的歷史必然吧。

只是,永遠的脫藩者無法發揮功用。只有將來回藩,成功轉變藩的輿論時,他方能以維新者、革命家身分而生。

相關書摘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日本必須對朝鮮做出「極度加殘忍」行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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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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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房雄(はやしふさお)
譯者:許哲睿

  • 台灣以往都接受「抗日戰爭」的解釋體系,也非常習慣「太平洋戰爭」的視角和論述,但本書想告訴你,不,那其實是「大東亞戰爭」,是從幕末就已開始的「東亞百年戰爭」之起點,是日本抵抗「西方列強入侵亞洲」的戰爭之最終章!
  • 來自戰後日本右翼的經典、無法被忽視的論述,一部至今仍充滿爭議的日本近代史!
  • 無論你同意或反對日本右翼對二戰的歷史解釋,要瞭解此種思潮,本書正是無可迴避的原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因戰敗而進行「一億總懺悔」,使得明治以來到戰爭結束為止的歷史都受到強烈反省、批判。日本被迫接連學習基於美國立場的「太平洋戰爭史觀」,基於蘇聯立場的「帝國主義戰爭史觀」以及基於中共立場的「抗日戰爭史觀」。

對大東亞戰爭的理解,如果聽從美國的,就是「民主戰勝法西斯」。聽從蘇聯的,就是「美英帝國主義與日德帝國主義衝突」。聽從中共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遭遇慘痛挫敗」。然而,不論如何「只有日本的國民有機會如此自主的、從多元的角度反省那場戰爭」。而本書作者林房雄在一九六〇年代,日本左翼論述的最高峰之時,即在本書中主張:日本建立屬於自己的「大東亞戰爭史觀」的時機已然到來。

對日本來說,「大東亞戰爭」是一場「持續百年的漫長戰爭」的最終章。而這場「東亞百年戰爭」是日本無法迴避的「悲壯命運」,日本鎖定的目標始終都是「西方列強」與「亞洲的解放」,但是在孤軍面對列強勢力的包圍下,這注定是一場不得不打、卻又必然失敗的戰役。這是日本這個國家在現代文明所處的特殊位置上,必須扮演的角色。隨著二十世紀的進展,日本遲早必須展開源自這個地位的悲壯命運。

日清戰爭雖然戰勝,卻受到「三國干涉」,日俄戰爭雖然戰勝,卻沒有獲得任何賠款,在「東亞百年戰爭」中,日本雖然在戰鬥中取勝,卻都是「受挫的出擊」。看似一步步進展的「帝國主義侵略」──從日清戰爭、日俄戰爭、兼併朝鮮、到滿州事變、中日戰爭──其實都只是「東亞百年戰爭」這個邁向悲劇宿命的其中一環。最終,這場持續百年的孤軍奮鬥,日本破壞了列強在亞洲建立的殖民地結構,至於代價則是,日本的民族精神被醜化,背負所有侵略東亞的戰爭罪名。而對抗西方勢力入侵亞洲的「東亞百年戰爭」的大旗,則從日本手中傳給了戰後新崛起的中共。今天的中國面對西方國家進入亞洲的態度,恰似戰前的日本帝國。

今後的日本,不可能繼續,更不可能重複這場「百年戰爭」。但是,對於長久以來習慣用「日本逐步侵略中國」的框架來理解戰前歷史的台灣來說,只不過看到了歷史的其中一個面相而已。林房雄對於「大東亞戰爭」的「肯定」,並非失去理性的偏執,如果將其論述放回戰後一九六〇年代的時空背景,則存在著以日本自身主體為出發點,屏除外國「進步」思想,建立專屬於日本的戰前史觀的意義。

林房雄真正想「肯定」的,不只是「大東亞戰爭」,而是「日本」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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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朱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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