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藝匠》:學校如何與多重困境的學童家長建立起良性關係?

《民主藝匠》:學校如何與多重困境的學童家長建立起良性關係?
Photo Credit: ATD Fourth World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整個學校體制在面對極端情況時失去協調,每個學校都在踢皮球,孩子就被犧牲了。所以必須到體制的最高層去敲門,體制必須重新找回協調的能力。

文:約納.羅生福(Jona M. Rosenfeld)、唐弟予(Bruno Tardieu)

和戈果爾一起拒絕不義

戈果爾八歲,小一就被留級。學校決定讓他轉到指導弱智殘疾兒少學習的「醫療教育中心」(Centre médico-pédagogique),但是開學日到了,該中心卻沒有名額給他。直到十一月一號萬聖節,他都沒去學校,卻沒有人站出來說話,戈果爾的父母甚至不知道這孩子的學籍被轉到哪裡,這件事完全違反教育法規。當孩子的父母與安瑪莉開始四處詢問的時候,得到的答案卻是:應該是家長忘記填寫申請表格,一句話就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安瑪莉回憶道:

透過戈果爾,我發現到有些孩子沒人要,別人對他們沒有期待。如果他們缺席,沒人會去找他們。學校遺忘他們,沒有任何人拉警報。是可忍,孰不可忍?「教育優先區」執委會開會時,我公開提出這件事,但是,大家再一次將責任推回家長身上。我實在氣憤不過,就寫了一封信給教育部的督察,我向他解釋,有學生家長因為與戈果爾類似的情況向我們求助,事實上,有十多位學生家長是在開學後,才知道他們的孩子被轉往哪所學校。至於戈果爾,開學兩個月後還是被排除在學校大門之外。

這封信發出後,督察請安瑪莉出席一場會議,與會的有當地的心理師與入學評議委員會(Commission d’orientation)的負責人。那位心理師先發制人,說:「反正有些小孩,就是扶不起,如果他們不會讀寫,也不是什麼大事,不過就是跟他們的父母一樣,總有辦法活下去。」換句話說,學校在排除一名學生之後,還振振有詞,好像發生這種事情也沒關係,反正對學校來說,這個家庭可有可無!?決定孩子的未來時,家長沒有出席,或者根本沒有邀請家長代表,所以心理師的這類聲明從未被揭發,也因此現狀持續,甚麼改變都沒發生。

督察第一次聽到兩種不同的聲音,並且發現其實家長想方設法要幫孩子註冊。他必須做出決定,戈果爾的情況指明了校方集體的不負責態度,而督察最根本的責任就是讓學校成為歡迎每個學生的地方。

幸好督察拒絕了心理師的見解,並且迅速地讓戈果爾註冊。更重要的是,他在事後連絡了安瑪莉,要求第四世界運動(ATD Fourth World)與他服務的單位展開合作,以避免同樣的情事發生。

這件事在許多層面都具有決定性影響,它讓安瑪莉理解到:光是地方性的聯繫是不夠的。整個學校體制在面對極端情況時失去協調,每個學校都在踢皮球,孩子就被犧牲了。所以必須到體制的最高層去敲門,體制必須重新找回協調的能力。這也是一個夥伴關係的開始,當然還是非常有限,而且是非正式的關係。但是,這證明了整個教育體制也需要和這些家庭進行對話。

父母們組織起來並彼此鼓勵

在社區,像戈果爾這樣的故事當然引起注意。社區的家長意識到他們可以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可以護衛自己的權利,可以為他們的孩子在學校開闢出一條路來。安瑪莉開始記錄他們動員起來的各種徵象:

一九八九年的學校開學日,社區家長更清楚地理解到我們想一起贏得什麼。我看到有些家庭不願讓社區兒童繼續缺課,彼此支持與鼓勵,好讓孩子們規律上學,準時到校。例如有一個家庭因為沒錢為孩子購買開學用品,所以決定不讓孩子去學校,免得被人嘲笑質疑,其他幾個家庭便跟這個家庭分享入學津貼。

也有一些父母想要了解校方對他們的孩子所提出的轉學建議,過去他們總是弄不懂這些建議,而且經常被別人的閒言閒語傷害,不僅不敢對任何決定提出異議,甚至也不敢詢問那些決定可能造成的結果。現在我看到這些家長不再聽天由命、任憑別人處置。我想到莎娜與芳紀一家人,在我們認識之前,他們已經歷過一段很長的貧窮歲月……

芳紀五歲的時候,她的家人才住進一間真正的房子,過去,她只知道流浪的生活,從一所幼稚園換到另一所幼稚園,幾乎什麼也沒學到。一年級就被留級,入學評議委員會建議芳紀轉到特殊教育中心去。但是開學日已到,沒有人對家長提出任何具體方案,所以芳紀回到原學校去。孩子的媽媽跟級任老師會面後回來,滿臉笑容地跟安瑪莉說:「我想今年會好很多。因為芳紀在第一學期段考前,閱讀能力破冰而出,沒有被卡住。」

但是好景不常,貧窮再度襲擊這個家庭。冬天的電費特別高,加上芳紀的父親找不到工作,事情越來越糟。芳紀的父母很怕這兩個孩子會被社會服務處以兒童保護之名強制寄養,芳紀的哥哥們就是這樣被社工員帶走的。小小的芳紀也感染到這樣的恐懼,她在學校的表現一落千丈。大家都不懂她為什麼突然發生這麼大的轉變,而且開始逃學。屋漏偏逢連夜雨,後來由於政府行政上的疏失,家庭生活津貼延遲發放,整整兩個月的時間家裡沒有什麼收入,媽媽就把孩子留在家裡:「我不想讓孩子餓著肚子去上學,要不然,別人又會在背後說一大堆閒話。」學校責怪這位媽媽,並將所有的不是都往父母身上推。雙方根本無法對話,但是父母並沒有放棄,安瑪莉記錄了這段過程:

一年過去了,因為看不到其他出路,所以芳紀的父母決定拿出所有的積蓄,讓女兒在一所私立學校註冊,學校的校長問這位媽媽:「您對孩子有什麼期待?」一個看似再平常不過的問題,對這位媽媽來說卻像是威力無比的強心劑,跟校長見過面之後,她對我說:「你看,他們問我,我們希望芳紀將來怎樣!其他人從來不曾這樣問過我們!這所學校愛孩子,我感覺得出來,我確定芳紀在這所學校會順順當當的。」

接下來的幾個月,芳紀的父母不再遲疑,他們會去跟校長討論孩子的進步與遇到的困難,一種信任關係慢慢建立,而且他們也開始為第二個女兒莎娜發聲;莎娜繼續留在公立學校,流浪生活那段期間讓她的程度落後很多。與私立學校的對話經驗讓這對父母敢於發言,他們要求入學評議委員會聽聽他們的意見,行政單位接受了他們的要求。芳紀的媽媽參加了會議,會後她滿心歡喜:「成功了,我們的聲音被聽見了,我為莎娜發聲,但是,我也為社區其他孩子發聲,我告訴他們,光是跟家長說『孩子不適合在一般學校就讀』是不夠的,因為他們往往得等上兩年,才能在其他學校找到名額。他們親眼看到,我們這樣的家長也是非常關心孩子的教育問題,第四世界應該感到驕傲。」

就這樣,經過三年的努力,安瑪莉證明學校與多重困境的學童家長間是可以建立起良性關係的,而且這樣的關係大大幫助了孩子的學習。但是,她也知道,這只是幾個零星的經驗,需要支持的人很多,她沒辦法對每個家庭投注這麼多精力。整個區域的教育系統都必須改變,但是,以她如此微薄的身軀,想要推動一個如此巨大的機器,簡直就是愚公移山,除非奇蹟出現。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民主藝匠:公眾、赤貧家庭與社會體制如何結盟,攜手改變社會?》,心靈工坊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約納.羅生福(Jona M. Rosenfeld)、唐弟予(Bruno Tardieu)
譯者:楊淑秀

民主需要許多藝匠來雕塑、刻畫、翻土、耕耘,才能真正讓每個人重拾平等的尊嚴與基本權利,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民主的藝匠。本書訴說了十二個故事,說書人來自三大洲的六個不同國度,有著不同的生活背景。他們踏上了一條人跡罕至的旅程,卯足全力,扭轉局勢,試圖超越社會對窮人的排斥。在看似無路可走的僵局中,闖出一條希望之路;在原本沒有連結的地方,創造連結。

這些發生在學校、報社、工會、小型企業、電力公司、鄉村教堂、大學學府、歐盟、人權法院、聯合國等場景的故事告訴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和赤貧同胞結盟,影響社會體制,不管在任何領域,不論是地方、國家或國際的層次,我們都有機會與赤貧同胞攜手改變各種不公義的事情,創造更友愛的社會。而當社會體制願意為了赤貧公民作出改變,變得更平易近人、更公平正義,體制本身也會經歷深刻的轉化,它會重新發現自己存在的緣由與初衷。

getImage
Photo Credit: 心靈工坊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