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報紙那批人是恐龍，終將絕跡」——《紐時》過渡新媒體的辛酸

全球新媒體除了「廣告收益」困境，傳播內容也要迎戰網絡「新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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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在先進社會生活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逃離科技的影響力，而從事不同行業的人體驗亦與別不同。

已經有一段時間聆聽從事傳媒行業的朋友「大吐苦水」，說法跟全球網絡思潮一樣「兩極化」。一些人痛斥香港傳媒乃至讀者水平低落，都是前線傳媒「老江湖」，彷彿歷盡滄桑一肚怨氣，價值觀一時無法協調新舊模式，深感社會文化枯燥低俗，變相令水平較好的網媒無法生存；另一些人則傾慕「新科技」效應，又相對有更多經營心得，偶爾會批評傳媒抱殘守缺，以為把內容搬上網就叫「搞新媒體」，漠視受眾反應，未有利用人工智能或社群工具錯失傳播效益。以往，筆者曾分享媒體面對網絡浪潮的衝擊，主要反映：幾乎所有經營者都要面對廣告收益大舉被Google、Facebook吞噬的命運，如此困局至今難解。或許，我們暫時撇開這點，把焦點轉到傳播內容的「新舊」模式之上（緊記：新媒體不只有Youtube）。

有時兩極化的言論聽多了，會令人特別注意那些針對內容質素與傳播技巧的「中間」論述，更重要是把事實有條理地攤出來，一起看看發生了甚麼事，先別懷抱那麼多超然的價值觀品評世事，鑽在「傳媒精英vs.低俗讀者」的煩惱之中。所以，最觸動筆者的態度，是去年傳媒人兼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的立場，當事情變得混亂和複雜，最好的方法就是停下來如實了解事情發展，有助思考如何走下一步。

緊扣佛里曼的啟示，關於探討新聞傳媒為主的「新媒體」（new media），如果嫌《關鍵轉折》（Tales From the Great Disruption）太多散碎的外媒細節，看得一頭霧水，那麼，台灣資深傳媒人林照真對新媒體（焦點在新聞）整理的研究個案，很值得我們反思困局——如何在網絡科技抹平了內容傳播界限，把傳統媒體轉型到新媒體。尤其有兩大事例值得細味，就是《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與《衛報》（The Guardian）的轉營歷程，兩家傳媒不但歷史悠久，而且經營者真心誠意苦思如何轉戰網絡平台，同時保住內容質素。

轉型初期，《紐時》傳統報社與網站部門「互相看對方不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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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網站版在1996年創立，一開始內部是分裂的，「做報紙」跟「做網站」分別在兩棟獨立大樓，報社新聞部只有少數內容安排擺放上網，其餘都按時截稿等待第二天印刷見報。伊恩．費雪（Ian Fisher）回憶指，兩棟大樓的人員開始互相猜忌，傳統人員抱怨網站部門求快追新，只會拖低《紐時》的內容水平糟蹋招牌，而網站部門則認為他們站在未來，看待那些還在做報紙的人是「恐龍」，意思是他們「遲早絕種」。

隨著網絡生態發展，《紐時》整個架構與人員終於在同一棟大樓工作，而且要緊密溝通的同事都聚在一起，漸漸前線記者最快發布短篇新聞，而編輯除了修訂報導及來稿，還整合更詳盡的內容發布，由原初下午是傳統截稿時間，變成24小時都可以是截稿時間，藉多重分工和緊密合作，著力解決以往人員在「內容質素與傳播方式」的爭執。此外，到了2008年，《紐時》更迎合Youtube潮流成立視訊部門，情況相當於跟傳統電視競爭。總之，內容定位已全面靠向網絡平台，亦逐漸過渡網絡收費模式。

《紐時》接受「網絡平等」，樂見員工搞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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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止公司部門架構，《紐時》在十多年的適應之下，對人才和傳播途徑已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樂見「個人主義」抬頭；例如，若要聘請年輕傳媒人員，《紐時》可能會特意問你有沒有經營社群網絡的習慣，讓人們多關注你的分享，或是否擅長捕捉不同範疇的資訊。

原因很簡單，隨著Facebook、Twitter等平台全球流行，人們不再僅僅倚靠大媒體、大平台接收資訊，從事媒體的記者、編輯有其獨立自主的空間發布和分享，（實際上）要限制他們也限制不了，網絡「平等主義、去中心化」經已是既成現實，媒體難以像十多廿年前一樣壟斷發布權力，不過，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文化對《紐時》轉戰網絡百利而無一害，通俗一點說，只要有利傳播效率：最好個個前線人員都是明星。

像一位經濟組記者所說：「我的部落格滿雜的，今明兩天就盤自著好幾件事情，只恐怕時間不夠。現今讀者大部分在網絡上；額外的內容、分析性的報導、段落和圖表靈活自然的整合，都是吸引力所在。我的朋友全都看網絡，沒有人看報紙，網站憑特有的內容抓住讀者，對《紐約時報》也是好事。」

而且，《紐時》一位編輯有近20萬追蹤讀者，當她知道記者同事正在苦惱如何報導網絡凌霸事件，簡單想了幫忙的方法，只要在帳戶詢問有沒有受害者，很快便有不少有這類經驗的人控訴暴力，大大減輕了記者尋求採訪對象的負擔。

《衛報》擁有獨立自主及勇於創新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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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所限，對比《紐時》的轉型，只能扼要交代《衛報》的歷程。《衛報》轉戰網絡相對來說順利一點，大概某程度要歸功於總編輯艾倫．羅斯布里奇（Alan Rusbridger）的決心，他一直注意《衛報》數十萬份的報章發行量不斷下跌，同時網絡讀者人數上升至2500萬人次，便斷然閃亮地打出「數位第一」（digital first）的口號：

「2011年4、5月間，《衛報》宣布將以數位整合報紙、網絡、平臺相關的技術資源，與開發、設計、編務等人才，並提出『開放式新聞』（open journalism）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