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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報紙那批人是恐龍,終將絕跡」——《紐時》過渡新媒體的辛酸

「(做)報紙那批人是恐龍,終將絕跡」——《紐時》過渡新媒體的辛酸
Photo Credit: Shannon Stapleton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者就《紐約時報》、《衛報》「內容傳播」上如何面對過渡新媒體的衝擊,也在新傳媒廣告收益困境之外,補充另一些角度。

亦是由於他幹勁,加快統合傳統與新媒體部門,把人員集中在一起,更甚,數位開發編輯喬安娜基爾瑞(Joanna Geary)回想過程,認為除了艾倫的努力之外,《衛報》向來給編輯「很大的獨立自主」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大概,情況猶如上述《紐時》的歷程,樂見甚至鼓勵傳媒人員獨立自主分享,更順應「網絡平等主義」的勢頭,《衛報》這樣的媒體傳統佔盡天時、地利、人和。

得益於《衛報》這種敢於創新、變革、獨立自主和守住內容質素的作風,我們都知道,2013年「斯諾登事件」之中,《衛報》得到斯洛登(Edward Joseph Snowden)的信任,他把有關美國國安局的秘密文件交予《衛報》及《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披露,報導轟動引來全球極大迴響,甚至《衛報》總編也需要配合出庭作供,充分反映網絡傳媒在重大議題上的震撼力,成為人所共知的重要平台。

而在這些歐美世界的事例中,只要平台願意調整傳播技術和人才策略,好好守住質素、發展多元內容,儘管歷程辛酸,還是可以透過品牌效應,由傳統媒體過渡至新媒體。唯獨叫人遺憾的是,不同的社會文化對「怎樣的品牌」才能生存,是十分關鍵的因素。

雖然痛心,但有必要比喻新媒體內容像「販賣商品」——賣不出便關門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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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Dado Ruvic / Reuters / 達志影像

藉著《紐時》、《衛報》兩大事例,我們可以總括新媒體的一些現象。首先,無論國際大媒體如《紐時》、《衛報》,她們跟香港傳媒一樣面對求快追新的網絡生態,可能導致質素下滑的宿命,另外,同樣要接受「一人一智能手機」的科技大解放,促成「網絡平等主義」,人人都擁有發布與評論的工具,企業集團再難完全壟斷話語權。不過,這現象很可能令我們過份批評讀者水平下跌,實際只是十多廿年前一來沒有facebook,二來群眾「手上沒有智能科技」,人們只能被動透過報紙檔、便利店購買報章雜誌,讀者來稿也要透過「寄信」的方式傳遞,期望媒體選中「印出」他們的聲音。

那麼,當時的社會根本無從得知大眾水平如何(至少難公允比較);到了近年新科技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由小學生到老年人均可任意發布資訊,於是部分受傳統高等教育人士看在眼裏「很不爽」,便有了「現在很亂,大眾水平很低」的印象,實質在過往欠缺新科技的世代,無從比較那時數以百萬計的人「若可以」任意發表言論,是否比今日的人水平必然更高?全球各地面對相似的網絡生態,《紐時》、《衛報》很快適應從而改變態度,把群眾參與視為機遇,甚至可增加互動交流、溝通和收集知識智慧,而不只是聚焦在負面的憤世嫉俗,濫諷大眾水平低落;順勢透過網絡互動嘗試改變社會文化,期望促進不同反思。

其二,他們逐漸接納內容發布「去中心化、去權化」的情勢,輿論環境改變,不是任何一個媒體單位可以輕鬆操弄,變相要面對讀者「市場」,無可避免迎接市場競爭模式,面對龐大讀者群,一如零售商販賣商品面對龐大的消費者。即使資深傳媒人不喜歡把傳媒內容視作「商品」,為了更鮮明地突顯創新科技帶來的衝擊,「商品」確實有其不錯的象徵意義(也許聽上去令人反感,或稱「半商品」情感上會舒服一點)。

無論如何,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當全球傳媒受雲端科技影響,Facebook、Twitter等社群平台顛覆了舊有傳播模式,解放了昔日傳媒壟斷傳播工具生態,某程度上,平台的生存非常倚賴社會大眾,的確很像商人販賣產品一樣,內容必須考慮「一時一地」的大眾需要,而且包含的資訊類型眾多:文字、圖像、影片、遊戲;報章、雜誌、專欄樣樣有。

故此,生存之道跟內容對社會的影響力、價值,以及是否符合不同人的需要,非常影響一個平台的融資和向讀者收費,從而決定能否持續經營下去,久而久之,當新科技抹掉了過往的技術壟斷,「群眾」變成維持一個產業的重大力量——不論是談商品抑或傳播內容。情況是非常類似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說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意思是當商業市場出現新技術,那些透過新技術普及產品的公司,很可能大舉淘汰舊有模式:

「最好的理解方式,就是將其視為一套演化系統,不斷創造,並且以類似演化在大自然中運作的方式,來嘗試解決問題的新方案。有些解決方案比其他的更具有『適應性』。適應最好的便存活下來,並且傳播開來。不適者就遭到淘汰。」

香港社會文化狹窄導致「某些內容滯銷」無法生存

香港作為小城市,傳媒生態正是面臨比歐美社會更嚴峻的考驗,當傳統印刷行業衰落之際,歐美社會接收資訊的模式、喜好較為多元,從而雙向塑造不同類型的媒體品牌能夠生存,過渡至新媒體。反之,香港社會有頗長的一段時間,教育、傳媒未有塑造更廣泛和多元的閱讀傾向,致使除了生活消閒、科技與娛樂文化大盛之外,其他類型的題材沒有足夠的受眾支持,猶如一種產品全面滯銷,無人理睬,只能無奈結束公司一樣;不然,兩極化之下(極大、極小都能生存,中間一大片消失),就需要倚靠獨特的個人創意經營Youtube Channel或其他。

上星期五,筆者應邀到教育大學就「香港新媒體(網媒)的生存之道與前景」為題稍作分享,而本文把當日未有全面觸及的部分,作為延伸補充(另外,有學者把Facebook等社群平台出現後的媒體影響,界定為「新新媒體」(new new media),以區別此前純粹把資訊擺放網上但影響有限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