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尷尬的「祖國」:兩岸三地社會的國族認同

地位尷尬的「祖國」:兩岸三地社會的國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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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同樣是華人社會,兩岸三地社會的國族認同卻南轅北轍。本文嘗試以「祖國」概念為切入點,探尋其中弔詭之處。這些弔詭現象折射出的是兩岸三地在不同時空下所經歷的政治社會環境之變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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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泉忠

「九七回歸」後,每一年的「十一國慶」成了香港人接觸「祖國」最多的日子。今年香港迎來了特區成立後的第二十個國慶日,「祖國」的高頻率出現自是預料中事。從升旗禮向「祖國」致敬,到國慶晚會的《歌唱祖國》,從大小店舖的「國慶酬賓」到電視螢幕上的國歌、國旗,一幕幕構成了「九七」後最醒目的一道新風景。短短二十年,「祖國」的語境在香港煥然一新。然而,香港市民的「祖國觀」是否已真的改變?若再環視兩岸,無論是定義還是用法,對「祖國」的認知,如今依然迥異。

何謂「祖國」?

在香港今年這特殊的年份裡,省思一下兩岸三地圍繞「祖國」的諸多弔詭現象,當有助於理解香港與台灣這兩個社會複雜的國族認同。

何謂「祖國」?追溯「祖國」這一詞語的來源,可以發現早在《大明一統志》(一四六一年)裡,就有了「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也」的記載。不過,這個「祖國」顯然只有「故土」的意思。到了百年前的清末,負笈東瀛的秋瑾寫下「頭顱肯使閒中老,祖國寧甘劫後灰」(〈柬某君〉),此時的「祖國」意指「祖籍所在之國」。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祖國」逐漸與民族主義緊密相連。

「祖國」這一概念,對許多人而言是與生俱來、理所當然,從未猶豫,也不可能改變;但對另一群人而言,卻可能是時而清晰、時而模糊,也可能因環境變遷而產生強弱變化,甚至變更了對象,而且不只可以變更,還可以增、可以減。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近代以來又經歷了包括割讓、收復在內的多次領土變更,也出現過數次政體更替,再加上大量人口流出海外,使得包括兩岸四地在內的華人世界之國家與民族認同趨於多元化,「祖國」的意涵也因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時空而變得異常弔詭。

或許許多大陸朋友覺得,對「祖國」產生弔詭乃至奇怪的認知,恐怕僅限於台灣與香港這兩個社會,又或者認為兩岸三地中的中國大陸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其實並不盡然,台港也有一些人對何處是自己的「祖國」有非常清晰的認知,不曾煩惱過;反過來說,大陸民眾也有相當一部分對「祖國」抱有似是而非的認知,以致在使用上出現充滿矛盾的弔詭現象。

其實,大陸社會對「祖國」的弔詭用法,比比皆是。

中國大陸使用「祖國」的弔詭現象

其一,「祖國」這個辭彙在大陸被異常地頻繁使用,並經常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名詞。

「祖國」本應是離鄉背井的僑民或從母體被隔離出來的社會,對母國一種富含認同情感的稱謂。住在本國的人即使存在這樣的認知,從世界範圍來看,在和平時期還常常使用「祖國」的並不多見,尤其是在民主社會裡。這是因為在本國使用「祖國」一詞時,其語境大多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

除了兩岸三地,我也在日本和美國生活過,根據自身經驗,不論在日本或美國,「祖國」並不是常用語,也就是說很少聽到住在日本或美國的本國人或主流媒體使用「祖國」一詞。以日本為例,嚴格說來,即使在已是和平年代的今天,確實仍有極少數日本人喜歡使用「祖國」代替「日本」,但他們大多是被視為異端、民族主義意識強烈的右翼人士,而在日本社會的理解,右翼人口通常不會超過人口總數五%。無論如何,二戰結束後的日本政府既不會大肆要求學校對學生灌輸愛國思想,也不會經常性使用「祖國」來代替日本,在美國的情況也很類似。

其二,大陸社會使用「祖國」的另一個弔詭用法是,不僅官方、媒體,在公家場合常常自稱「祖國」,面對港澳「同胞」及海外華僑的時候更是如此,對台灣「同胞」也是頻繁使用。然而以台灣為例,在現實裡,台灣人即使與大陸進行交流,幾乎不會稱呼對方為「祖國」,形成交流過程中的尷尬場面。

其三,大陸在使用「祖國」時,常常出現自相矛盾的用法。一方面傾向將「祖國」與擁有黃河、長江、悠久歷史的中華民族連接,另一方面卻又在十一國慶時「祝祖國六十八歲生日快樂」。究竟這是一個有五千年文化歷史的「祖國」,還是只有六十八年歷史的「祖國」呢?這或許是大陸社會經常將「祖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重疊使用所產生的弔詭現象。

政治產物——「祖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疊

「祖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應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概念。儘管用法或許因人而不盡相同,然而,前者強調的主要是歷史與文化上的概念,後者則純粹是政治上的概念。由於兩者指涉不同,才會出現許多包括港澳台以及海外華人雖然認同中華文化、認同自己是炎黃子孫,但並不一定認同這個只有六十八年歷史的「祖國」。此現象之所以出現,相當一部分是由於擁有相同的民族認同,卻也同時抱有相異的國家認同所折射的結果。其中一個主因是,現實裡的「中國」還有另一個選擇——還沒有完全消失的「中華民國」。許多海外華人不願意看到國父孫中山創立的中華民國徹底消失,因而出現境外華人之間國家認同的分裂現象,這是值得探討的另一個問題。

話說回來,「祖國」此一概念在大陸的使用頻率明顯增加是上個世紀八〇年代之後的事。在此之前是充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年代,沒有那麼強調國界,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和列寧的「工人無祖國」因此可以大行其道。然而,自從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出現社會主義信心危機,「愛國主義」遂成為取而代之的有效統治意識形態,「祖國」一詞也開始頻繁出現。毋庸置疑,這是政治上的需求,即對內配合「愛國主義教育」凝聚向心力,以強化執政的正當性、施政的順利及改革開放後的國家發展,對外則配合統戰政策,以期待包括港澳台及海外華人對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產生認同。「祖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經常性的重疊使用,正是此一脈絡下出現的現象。

九七前香港的「祖國」語境

香港在「九七回歸」之前,尤其是「回歸」議題還沒浮現的八〇年代以前,那時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處於一個比較鬆散的環境裡 ,「祖國」的概念在香港社會也顯得相對多元。

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地時期,儘管英國善用香港人身份的特殊性來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卻沒有在香港大行其道灌輸「你是大英子民」的國民教育。因此,那時的香港人即便上的是英文學校、拿的是「英國屬土公民護照」(BDTC,後來改為「英國〔海外〕護照」BNO),卻幾乎不存在「我是英國人」的意識。就「祖國」這個概念而言,港英政府並未透過教育或社會宣傳,強行推動「英國是我們的祖國」這類同化意味濃厚的政策,香港華人也幾乎不把英國視為「祖國」。

不過,要是細微觀察那時香港社會的認同結構,不難發現,事實上在部分香港人的內心裡是有「祖國」這個概念的。除了一部分人把「祖國」投射在長達五千年的中國文化意象上,香港社會其實還存在兩個「祖國」。當然,並非「理所當然」的母國(中國)與宗主國(英國),而是「兩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究其背景,這與香港社會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息息相關。反共的右派傾向對中華民國效忠,親社會主義中國的左派則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僅是國民黨「殘餘」聚集的調景嶺,尤其是每逢十月,香港很多地方包括許多公共屋邨都看得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海景觀。相對而言,「五星紅旗」則較少,大多出現在左派或中資機構的門面上。然而這樣的旗海景觀,「九七」後已成歷史記憶。回歸後的香港在政治正確的時空下,「祖國」從此走向單一化,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除了屯門的紅樓之外,已經很難堂堂正正長期懸掛了。

九七後香港的「祖國」語境

「九七回歸」之後,香港社會的「祖國」語境大為改觀,整個趨勢是大陸對「祖國」用法的延伸,即「祖國」概念的「大陸化」。由北京掌控的香港特區政府為了讓「香港人心回歸」,從回歸初期開始,便在學校與社會上推動一系列「國民教育」,以強化香港市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效忠。

香港特區政府推動的「國民教育」由公民教育委員會負責統籌,該委員會與青年事務委員會在二〇〇四年成立了「國民教育專責小組」,專門負責國民教育的推廣工作。該工作主要分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具體工作除了製作多種宣傳品,包括「認識國旗、國徽、國歌」DM、《認識祖國》手冊、《認識一國兩制》問與答小冊子與漫畫版,以及「我是中國人」親子版外,還在全港十八區大型商場及政府大樓舉行盛大的「國旗、國徽、國歌巡迴展覽」,並組織資助「青年內地考察團」等。

而更受矚目乃至非議的,則是該小組著力製作、至今已完成六套的「心繫家國」電視宣傳短片。以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加上國旗飄揚,搭配凸顯祖國成就及回歸後香港人安家樂業、幸福美滿畫面為該短片的特點,至今仍每天在無線電視傍晚六點半的新聞節片頭及其他香港電視台播出。此外,中央與特區政府也在每次奧運之後,安排取得優秀成績的國家級運動員訪港。此外,將國寶運往香港展覽,或即將落成的故宮博物院香港分院等,都可視為在香港社會推行「國民教育」的一環。

在學校教育方面,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二〇〇五年回答議員質詢時就明確表示,「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已被列為學校教育的課程目標之一」。首先,在升掛國旗方面,香港教統局透過學校通函規定,所有官立學校必須在所列的元旦、回歸紀念日、國慶日、開學日、學校開放日、畢業典禮及學校其他重要節日如校慶、運動會等重要日子升掛國旗。同時,政府也鼓勵其他學校跟隨。教統局還製作了各種包括國歌、國旗、國徽在內的「愛國教材」供學校使用。

在學科方面,中學或小學的常識科、中國語文科、公民教育科及通識教育科等科目,皆已加入國民教育相關課題,內容涉及中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習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香港特區的關係等。同時,教統局還積極舉辦了許多認識中國的內地考察和交流活動,包括香港學生的國情教育班課程、國情教育的內地專家學者講座、國情教育之旅、軍事夏令營等。

「中國人」意識在十年內成功扎根

二十年來浩浩蕩蕩的「國民教育」工程,加上「祖國」概念趨向單一化,使香港民眾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知乃至國家認同,產生了明顯的變化。包括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香港市民對中國大陸發展意見調查)、學友社(中學生國民身份調查)等多項有關國民身份認同的調查結果,都不約而同顯示了香港民眾的「中國人」身份意識在二〇〇九年之前處於不斷上升的趨勢。我與香港大學民意計畫於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七年間,連續三年合作舉辦的跨國民調之香港部分,就顯示了此一特徵。

當然,這種變化並不純粹是國民教育雷厲風行的結果。回歸後香港與大陸在經濟上的快速一體化、大陸的經濟成就,都是促進港人在回歸之後(尤其是前十年)「中國人」意識增強,以及對「祖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感增加的主因。

至於二〇〇八年之後,香港社會的身份認同再一次出現逆轉趨勢,就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第187A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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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第187B頁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戰前台灣社會的「祖國」語境

與香港相似,台灣也經歷過包括割讓在內的主權變更與殖民地時代,因此不難想像台灣社會的「祖國」語境也出現另一番弔詭現象。

做為一位身份認同研究的現代派學者,我大致上將具普遍性身份認同形成的時期設定在步入近代之後,對台灣社會摸索自我國族意識或身份認同時期的理解,也不例外。「近代」在台灣社會的語境裡,指的是「日本時代」。殖民統治者在台灣實施的同化政策採漸進式,包括語言方面也採用雙語教學,直至中日戰爭爆發,在雷厲風行的「皇民化運動」下,包括語言在內才開始實施全面的同化政策。

就此一時期台灣社會的認同結構,日本的台灣研究名家若林正丈教授將台灣的社會菁英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祖國派」,國族認同上的坐標指向中國大陸,代表人物包括蔣渭水、王敏川、蔡惠如等;第二類是「台灣派」,視「唐山過台灣」的漢人已落地生根,遂以台灣為家,並以建設一個理想的台灣社會為目標,指標人物包括林獻堂、蔡培火、林呈祿等;第三類則是「日本派」,這些社會菁英聚集在以辜顯榮為首的「台灣公益會」裡,強調台灣已成為日本領土,台灣人當以「做日本人」為認同取向,積極向日本同化。不過,此三類的界線未必涇渭分明,跨界者或持雙重認同乃至多重認同者,不在少數。

一九四五年「光復」,台灣社會在身份認同上的建構被推倒重來。當時負責接收任務及初期治理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在提交上去的《台灣省教育復員工作報告》中開宗明義指出,新教育政策的目的是「將日本人時代的皇民化變成祖國化」。行政長官陳儀也在台灣中學校長會議上指出:「過去日本的教育方針是以實行『皇民化』運動為宗旨,對此今後我們要施行『中國化』運動。」並強調要將「祖國化政策」落實到全台灣。此時的「祖國」,毋庸置疑,指的是中國大陸及已在那裡建立的中華民國。

戰後台灣的「祖國化」運動與「中國人」認同的建構

戰後初期台灣的「祖國化文化運動」有兩大形態,並對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重構產生了深遠影響。

其一,在台灣社會確立「中國國家權力文化」,也就是樹立反映新的國家與政權正當性的象徵性符號。內容包括升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齊唱國歌「三民主義」、變更或恢復中國國籍、全面恢復使用中國名,更改包括如今台灣各地仍處處可見的「忠孝」、「中山」、「中正」、「南京」、「民族」、「民權」、「民生」等街道和地名。

其二,「國語意識形態」的確立。赴台前的陳儀在抗戰剛結束的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發表了針對台灣語言教育的言論,開門見山說:「我赴台後將著手國語教育,讓台灣同胞了解祖國的文化。」對國語教育的高度重視也反映在後來官方對方言的限制上,因而出現「獨尊國語、壓制方言」的現象。隨著意識形態化國語政策的強制推行,國語在台灣的普及在短期內已達相當水準。不僅明顯高於抗戰結束前大陸普及國語的成效,也遠遠高於一九四九年後同時期大陸推行普通話的成果。事實上,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即使是相同方言的台灣家庭,在家裡等私人場合自然使用國語的現象早已見慣不怪,這在同一時期的大陸很少見。

「祖國化文化運動」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因應中共在大陸推動「文化大革命」,遂由另一波強調中國認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承接。誠然,無論是「祖國化文化運動」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兩蔣時期設定的「祖國」坐標皆清晰指向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中華民國。透過這兩個文化運動,配合長期「中國化」教育的成果,「中國人」意識成功在台灣社會扎根,並延續至一九九〇年代。根據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一九九三年一月在台灣舉辦的民調,結果顯示四八.五%的受訪者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三二.七%回答「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相加,存有「中國人」意識的台灣民眾高達八成。之後,台灣社會出現「本土化」浪潮,居於主流的「中國人」意識隨之迅速萎縮,並在九〇年代末被「台灣人」意識取代,同時延續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曾經長期以「自由中國」自居的台灣,在九〇年代以前還是包括許多「香港僑胞」在內千千萬萬海外華僑的「祖國」。但是當曾為華僑歸屬之地的台灣,隨著「本土化」的一步步推演,也困惑了眾多海外華僑效忠多年的國家認同。部分華僑因此展開重新思索「祖國」的漫長歷程。

當今台灣社會的「祖國」認知

一九九〇年代後的台灣社會,在「民主化」與「本土化」交叉進行的大時代變革中,對「祖國」的認知發生了巨大變化。今日台灣人心中,大致上存在著兩個「祖國」。一個仍然是「中華民國」,只是這個「中華民國」還分成兩種意涵相異的理解,即包含大陸或不包含大陸,太陽花世代對「中華民國」的認知多傾向後者,在此意義上,「中華民國」純粹只是國號。當今台灣社會主流,則是將與大陸做出政治切割的「台灣」本身,視為自己的「祖國」。

根據我參與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於二〇一三年九月進行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四次調查:國家認同組」之調查結果,當問到「如果有人問您的祖國是哪裡,請問您會怎麼回答?」時,如表三所示,超過四分之三的台灣受訪者將台灣定位為自己的「祖國」,其次是不足兩成的「中華民國」,較為模糊而各自定義不一的「中國」不到三%,而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祖國的台灣民眾,只〇.一%,比台灣大陸籍配偶所占台灣人口的比例還少。

從「中心-邊陲」這一視角來看,如果說香港「祖國觀」的變遷是「中心」對「邊陲」的結構性國家壓力下的無奈選擇,那麼台灣的自我「祖國化」,或許可以理解成一種自主的「去邊陲化現象」。

《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第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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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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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泉忠

本書涉及的主要問題意識,包括:

  1. 當年漢唐盛世,萬邦來朝,爲何如今「中國崛起」迎來高峰期之際,已「回歸」的香港與還沒「統一」的台灣社會對「中國」的向心力不增反減?對台港這兩個社會而言,「中國崛起」究竟意味著什麽?
  2. 英國殖民統治香港一個半世紀未曾出現「港獨」思潮,爲何在回歸中國近二十年後浮現?
  3. 隨著「中國崛起」事態的推移,中國大陸的國力與台灣之間愈來愈懸殊,大陸的經濟吸引力理應更吸引經濟一直處於低迷的台灣社會,現實卻是在台灣引發更大的戒心與擔憂?
  4. 北京自稱大陸是台灣人民的「祖國」,爲什麽台灣人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自己祖國的只有百分之零點一?如何解讀「祖國」語境在兩岸三地出現截然不同的認知?
林泉忠 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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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朱家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