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是個好用的活詞——汪精衛與「偽政權」

文：劉傑

「漢奸」——一個活詞

在民族主義興起的中國，本來應該要變成死語的表達方式在使用上變得頻繁了起來，就是「漢奸」這一個詞。

戰爭期間與戰爭結束後，在中國協助日本的中國人都被稱作「漢奸」，被國家和輿論嚴重地譴責。「漢奸」比起「賣國賊」是個更加苛刻的表達方式，這可從漢字的印象來窺探。近幾年，在網路的世界裡，主張國際協調的人們被熱血的「愛國者」痛罵是「漢奸」的也是家常便飯的事。主張民主、人權、憲政等普世價值的雜誌則被一部分的保守派稱為「漢奸雜誌」。當發生反日示威這種特殊時期的時候，「親日派」和「漢奸」幾乎是同一個意思。抵抗列強的侵略，以獨立國家為目標的近代中國，對外強硬派通常都可以維持其正當性，妥協派與談和派只要未掌握絕對的權力的情況下，就會被當成漢奸。「愛國無罪」的口號也與這樣的價值觀並不無關係。

當被問到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漢奸」是誰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中國人一定會回答是汪兆銘（精衛）。就如後面所述一樣，汪兆銘是中日戰爭中在日本佔領地成立與日本合作政權的政治人物。中日戰爭期間的一九三八年，為呼應日本的軍部和一部分的民間勢力所推動的「和平運動」，而離開國民政府所在地的重慶，與日本進行了和平交涉。其結果就是在日本佔領地南京成立了合作政權。

正當全國國民一致抵抗日本侵略中，與敵國握手言和是國民情感的層次上不被原諒的行為。汪兆銘成為「漢奸」的代名詞應當是這個原因。

汪兆銘與汪兆銘政權不僅中國近代史，也帶給現代中國一個大問題。從那時候起，就形成了對外強硬就是「愛國」，對外妥協就是「漢奸」的公式，持續影響著中國人的價值判斷。就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的幹部和知識份子也被貼上「漢奸」的標籤，這個詞也被當作攻擊政敵時方便且有效的手段來使用。「漢奸」一詞的被亂用，招來了國民與國民之間的對立，不可否認這帶給了社會安定與調和負面的影響。

在本章將探討「漢奸」一詞是如何產生的，中國近代史與現代社會之中，「漢奸」兩字帶有什麼樣的意涵，而以現代大國為目標的中國，要如何去克服這個問題。還有，正因這個問題與日本有很深切的關係，所以這裡一併考察中國近代史中的日本。

回顧日清戰爭以後的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國的國家構想的重要部分就是處理與日本的關係。

滿洲事變後，與日本之間的國力差距，和殘存的地方勢力，尤其是新興的共產黨勢力的威脅，強烈意識到這些問題的蔣介石打出了「安內攘外」的政策。對蔣介石而言，阻止外國（日本）侵略的前提就是實現中國國內的安定與統一。在塘沽停戰協定締結之下，九一八事變告一段落的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動員了國民政府軍的精銳，對共產黨紅軍展開了大規模的包圍作戰。已經承受長達四次國民政府軍包圍作戰的紅軍，擋不住國民政府軍的猛攻而不得不放棄其根據地。

可是，共產黨雖然弱化了，但還有其他反蔣介石勢力的存在，中國經濟也尚未從混亂之中跳脫而出。判斷中國沒有與日本做正面對決實力的蔣介石於是試探了與日本妥協的可能性。

蔣介石有著在東京振武學堂的留學經驗與在高田聯隊的服役經驗，對日本人與日本社會帶有強烈的親切感。對象徵日本人精神的「武士道」、「大和魂」有所憧憬的蔣介石對保持整潔與秩序、著重禮節的日本人，與教育普及、識字率高的日本社會有著很高的評價。他即使把做為國家的日本當作敵人，也不曾把日本人當作敵人（家近亮子《蔣介石的外交戰略與日中戰爭》）。

這樣的蔣介石判斷必須避開與日本的全面對決，於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年末挑起了「日本是中國的敵人或是友人」的爭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雜誌《外交評論》中，刊載了一篇署名為徐道鄰的論文「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這論文之中呼籲以日本放棄滿洲國為條件，來改善與日本的關係。蔣介石的結論是，日本與中國是「共存共亡的民族」，「若互相為敵，就會面臨滅亡的危機」，所以「恢復友好關係是中日共同背負的時代使命」（同前）。可是蔣介石所提出的條件卻無法讓日本作出讓步。有別於蔣介石的外交構想，在這時期，存在著對日本提出更寬大的條件，實現與日本妥協的親日團體。

這個團體試著透過與日本廣泛性的妥協來實現中國的和平與安定，摸索新的國家樣貌。中日全面開戰後，雖然蔣介石變更了在「敵乎友乎」的爭論中所表示出的日本認識，修正軌道到與日本全面開戰上，但這個親日團體依然未放棄對日妥協的可能性，持續探索著與日本合作和「和平建國」的可能性。而其領導人正是汪兆銘。

兩個「中央政府」

中日戰爭期間的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日本佔領下的南京，成立了以汪兆銘為首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以統一全中國為目的的北伐（討伐各地軍閥的內戰）大致上獲得勝利的一九二七年以後，中華民國將實際上的中央政府設置在南京，其名稱也是「國民政府」。位於江蘇省西南部的南京是中國七大古都之一，與中國屈指可數經濟都市上海在距離上也非常接近。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將首都設立於此，正式推動現代國家的建設。可是，在一九四〇年的時候，中日戰爭也經歷了三年，中華民國的政府機能已經轉往內陸的重慶，而南京則在日本的佔領範圍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