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兒時被問「哪裡人」的矛盾　新二代劉千萍：請從「心」認識我

文：洪嘉穗

「爸爸是家中男生老么，在40歲那年娶了來自越南的媽媽，他們的婚姻相差20歲，且這段婚姻是沒有感情基礎的。」

「當初爸爸跟我舅公透過仲介到越南找老婆，女生就站一排，選一個你喜歡的，然後在越南辦一場婚禮，接著回台灣再辦一場，媽媽在1996年從越南胡志明市來到台灣，隔年就生下了我。」

1997年出生於彰化鹿港的劉千萍，目前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在學生，看似平淡地說著她與媽媽的故事，但她眼裡含著淚光，卻不輕易流下。

「媽媽剛來到台灣時，語言不通，在小時候印象裡，她打電話給外公外婆時會一直哭，那時候我還不會越南話，但覺得自己彷彿聽得懂她們在說什麼似的。」最近這幾年，千萍試著回想媽媽的遭遇，這些瑣碎的經驗對她來說，就像一塊塊拼圖一樣。

悲哀又矛盾的默契：不敢在媽媽面前叫「媽媽」

千萍的母親在20歲時嫁來台灣，但爸爸的家人對她並不友善，時常有語言上的嘲諷，也時常對千萍及她的妹妹們說：「妳們要小心，不要太像媽媽。」

但千萍內心充滿矛盾，因為她愛爸爸的家人、也很愛媽媽，同時深知媽媽也很愛她，但與媽媽親密的互動，會被其他家人挖苦說：「妳與媽媽感情很好呢！」

在前台眾人的監視底下，她跟媽媽培養出一種默契，表現出不會引起親友耳語的母女關係－她們不在親友面前說話，最後她甚至不在親友面前說出「媽媽」這個詞，有時候覺得自己非常懦弱，為了保全自己在大家族中的歸屬感，一再做出傷害媽媽的事情。

千萍-819x1024 — 千萍（左）約一兩歲時和媽媽回越南的合照，在她童年的記憶裡，充滿越南的圖像。

矛盾、難過、痛苦、撕裂與選擇

由於母親姓范，在台語裡跟「番」字讀音相似，漸漸地，家人開始稱呼媽媽為「番仔、越南仔」，在親戚面前，她們與母親親密互動，總會招來一些不甚悅耳的「玩笑話」。

千萍小時候情緒低落、難過哭泣時，總會莫名被家人說道：「妳現在的樣子，就像是妳媽媽在『番』的樣子」，這些言語使千萍從小就習慣壓抑自己情緒，只希望不要被家人認為她的情緒與脾氣，跟他們眼中的媽媽越來越像。

甚至，千萍在國小時期成績表現良好，有次考到全校第一名，卻被隔壁班老師質疑這第一名是否作弊而來，因為在當時師長觀念中，越南人的孩子不可能這麼聰明。

學校老師們知道她的家庭背景、知道她的母親是越南人，當時才十歲出頭的她，捉摸不住其他人的眼光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的努力與積極，是為了擺脫刻板印象，希望自己不要成為「預言會被看不起」的人，然而當努力的結果有了傑出表現時，卻遭到師長不實的指控。

這些複雜的相處模式，矛盾、難過、痛苦、撕裂與選擇，考驗著只有國小的她。但她不能哭、也不能生氣，因為會立刻被家人閒言閒語：「妳這樣就像媽媽在『番』的樣子」，於是無限的壓抑，也無限的循環，撕裂與矛盾的掙扎，佔了她國中、高中求學時期的大半生活。

「妳是哪裡人？」，一個讓人害怕的問題

小時候千萍常被親友問到：「千萍，妳是哪裡人？」但她最初聽到時，並不知道這些「我是從哪裡來、我是誰、我是哪裡人」的問題是什麼意思，對這些問題遲疑了一會兒，但親友們哄堂大笑說：「這還要思考嗎？妳這麼想當越南人喔！」

從此，她開始對這些問題感到害怕，好像需要在期待的答案下給予「最正確」的答案，必須在媽媽與家人間做出選擇。於是她從原先的遲疑態度，漸漸地被訓練成不假思索地回覆「我是台灣人」，甚至後來面對家人們的疑問時，千萍學會快速地回覆：「不要再說我是越南人！」以擋住更多親友們對她與媽媽的連結，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她討厭媽媽是越南人這個事實。

而當她有更多人生經歷後，慢慢了解「認同」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是需要很長的實踐歷程與認識，以及主體性的認知。於是在高二這年，千萍擔任彰化女中台灣文學社社長，透過文學培養了她深厚的人文科學素養，以及對台灣文化、歷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關懷。

同時她也到賴和文教基金會擔任文化解說員，以更多實際行動來認識「何謂認同」以及「何謂台灣人」。

千萍-導覽 — 千萍在高中時期擔任台灣文學社社長，奠基了豐富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思想，同時也擔任賴和文教基金會的文化解說員，以深度的文化踏查讓更多人認識彰化及台灣文學。

在高中時期不斷思辯的過程中，千萍開始回想小時候的種種，與她的生長歷程。

媽媽想證明自己有謀生能力，卻被解讀成「愛往外跑」

但在千萍高二這年，父母卻突然離異，由於千萍長期以來由姑姑照顧長大，與父母分居十年了，她原以為父母的離異對她的內心影響不大，剛聽到消息時還有些不以為意，甚至想靜靜地以一個旁觀者看待著他們的婚姻。

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卻有一股巨大的難過與罪惡感在千萍心中緩緩而升，她開始自責地認為：是不是自己的錯？是否因為自己沒辦法修補媽媽與家人間的關係，才讓媽媽必須忍受這些閒言閒語、以及眾人的冷嘲熱諷？過去十幾年自己都怎麼了？他們的離婚是不是自己害的？

她還回想起，過去媽媽一直努力爭取去外面就業，還曾去彰濱工業區當作業員，是為了證明自己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但媽媽的勇敢與大膽，卻被家人解讀成「愛往外跑」，但現今社會，有哪個成年台灣婦女的求職行動會被這樣看待？

自小看在千萍眼裡的，是媽媽無止盡的憂愁，她多麼希望家人能以同理心來包容媽媽的感受，但她自身的哀傷與哭泣，卻在家人眼中被解讀成「番」。

千萍從小的努力與肯定，就是想證明自己的存在、不想被看輕，希望在長大後有能力為母親辯駁；然而在還沒長大前，父母就離婚了，她內心充滿愧疚與罪惡，卻又為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自責。

試想著現在的年紀，就是媽媽當時來台的年紀

母親在19歲（1996）時來到台灣，20歲（1997）生下她，如今千萍也來到這個當年母親嫁來台灣的年紀，她開始想像：當時的母親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需要多少勇氣來面對一切的未知與迷茫？

千萍好奇媽媽當時在想些什麼，她想更親近媽媽、找回媽媽，於是上了大學後，她開始自學越南文，希望可以透過語言文化產生更多的連結。

在幼年的記憶裡，她很常與媽媽回越南的外公外婆家，留著許多與外公外婆相處的印象，一起躺在搖床、一起牽手去吃鴨仔蛋，她想找回童年回憶，也想更了解媽媽和媽媽母國的文化，「因為這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把她視為我的家鄉，學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想更認識自己、更親近媽媽。」

千萍-奧帶 — 千萍第一次穿上越南國服「奧黛」時，身旁的阿姨說「妳也是越南的孩子呀」，這句話打中了她的心。

目前就讀政治學系的千萍，希望透過更多機會了解新移民婦女和移工在台灣遭受的不平等對待，也希望透過更多的社會參與，來改善新二代的學習環境。

在大一那年，千萍參與了轟動一時的課程審議委員會（課審會）學生代表遴選，原本她因關注「新住民語納入國家教育」而參選課審會學代，但她不僅只展現對新住民處境的關懷、或對母親母國文化的喜愛，更多的是因為在臺灣文學研究社的經歷，千萍想成為一個關愛在地、對公共生活抱有熱忱的政治學系學生。

千萍說，希望以自己的視角和生命經驗來參與台灣的教育改革，或許會有許多經歷與想法不同，能讓台灣有更多元文化的教育模式與走向，讓多元教育與多元文化不只是口號或選舉支票，又或者變成政治團體的行銷工具，而是能透過更多的實際參與，有更深刻的落實與把關。

被賦予期待與刻板印象的「新二代」她們

千萍也談到，並不是所有的新住民二代都願意接受「新二代」這個詞或是角色，因為這角色有時被賦予了期待，但也被賦予了一些刻板印象。

台灣社會期待「新二代」們都具有語言能力及跨文化交流的特質、能有更傑出的表現，因此那些能出現在鏡頭前光鮮亮麗的新二代，是幸運地被賦予了話語權，可能是因為受過高等教育、或有特別的經歷，使他們能擁有眾人目光，而媒體也喜愛挖掘報導優秀新二代「出頭天」的陽光勵志故事，再加上新南向政策，使得「新二代」被認為是非常有優勢的一個族群。

但同時，也有更多新移民家庭和新二代，其家庭的經濟狀況並不理想、學習環境也較不充足，因而在成果表現上不突出，被誤認為是學習能力不足、或是拉低國民素質等，這些歧視與汙名，使得另一群「新二代」在弱勢環境下變得更加弱勢，汙名再汙名。「新二代」，很多時候是被這個社會所排除和忽視的。

千萍笑說，家裡的三姊妹好像呈現了三種「新二代」的類型。

第一種是對跨文化想有更多的了解，努力積極想為「新二代」這個名詞賦予更多可能性，讓「新二代」能被看見；第二種則是不會對「新二代」這個詞感到不舒服，但也對它沒有更多興趣；第三種則是完全不希望「新二代」這個標籤貼在新二代身上，甚至不希望別人知道自己有這樣的身分和家庭，因為不知道會帶來何種眼光與挑戰。

她這麼形容自己：

東缺一塊、西缺一塊，永遠的遺失、暫時的移置，吹不走滿溢滿溢的悲傷，年復一年，缺失的拼圖的影子獵捕脆弱的載體。

千萍期盼，自己能在未來的人生能繼續努力尋找自我，拼湊出一塊塊不凡的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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