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問題多嚴重,利用「感人故事」便可愚弄人心

不管問題多嚴重,利用「感人故事」便可愚弄人心
Photo Credit: Brian Snyder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人會說,相信陰謀論是人們在面對複雜議題時,一種合乎邏輯的反應。但很重要的是,社會上大多數脆弱的人非常可能受到陰謀論的影響。而我們的大腦天生亦對強烈的情感訴求和鮮明的解釋更有反應。

文:莎拉・高曼(Sara E. Gorman)、傑克・高曼(Jack M. Gorma)

人類生性喜歡故事、奇聞軼事和可用想像力處理的資訊;也就是說,把想像的畫面或圖片附加上去的資訊,是我們最喜歡的資訊。

相較之下,我們對於抽象的概念、無以名狀又沒有人情味的機率和簡單的事實,沒多少興趣。這種思考過程讓我們發展出一種重要的情感特徵:同理心。在一個完全功利的社會裡,我們只會根據最大利益出現的機率做決定,完全不關心對我們沒有實質價值的人。生物學家和人類學家爭論過,除了人類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生物具有同理的能力;但就算其他生物也有同理的能力,我們也很難發現。

當故事變成心理陷阱

想想看,如果人類不再依賴人際關係,對個人的故事也不感興趣,我們就不會去關心那些無法自己穿越馬路的老太太,或甚至不可能一起在團體裡共事。然而,當我們遇到真正必須依賴統計機率來做決定的問題時(例如吃基改榖物可能面臨的副作用,或是出現某種危險的機會等),我們確實需要更關心數字而不是個人的故事。對我們的大腦來說,要從依賴故事轉換到仰賴數字是非常有挑戰性的事情。大多數我們認識會抽菸的人,實際上從未罹患過肺癌,所以如果我們依賴個人故事來做決定,可能會輕率地得出「抽菸很安全」的結論。只有透過人口統計數據分析,我們才知道吸菸的人罹患肺癌的機率比不吸菸的人高出25倍。我們之所以得以為人,並能在社會裡好好生存,就是因為大量依賴了這種機制;然而,當我們在理解統計和機率時,這種機制卻反而變成一種心理陷阱。

這種情況不利於我們做出健康的決定。當醫生說:「我把每個病人都當成特別的人,根據他們各自獨特的需求和狀況設計醫療計畫」,誰不喜歡聽到這種話呢?我們都希望醫生是同理心的良好楷模,但設想一下當醫生面對一個98歲、罹患阿茲海默症末期又拒絕進食的老太太時,又會發生什麼事?這個老太太已經沒有記憶了,她不知道自己或別人是誰,而且完全無法自理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功能。據統計,如果我們在她身上放一個餵食管並強迫她進食,她可以多活兩個月;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她可以多活八週。當一個人的同理心機制發揮作用時,他會很不願意在老婦人身上放餵食管,讓她受這樣的痛苦。但是,也許這位優秀的醫生會說:「我不要讓她餓死,她不會希望就這樣死去。」據康納曼所說,這種情況其實並不罕見,他說:「當人們知道某人的個人資訊時,就很少會再想知道這人的統計相關數據。這種情形很常見。」

誤判風險

我們用了很長的篇幅解釋為什麼我們的風險認知如此有瑕疵。的確,風險認知理論也許需要花很多力氣解釋,即使已有夠多證據顯示疫苗和自閉症無關,為什麼有些父母仍堅持有這樣的事?針對風險認知所做的研究顯示,人們認為疫苗有很高的風險:人為的風險比自然的風險更可怕;如果疫苗的好處不能馬上顯現出來的話,感覺上風險更大。用來對抗麻疹和腮腺炎等疾病的疫苗,其好處無法立即顯現,因為疫苗已把和這些病毒相關的疾病殲滅得差不多了(不是殲滅病毒本身)。此外,風險如果是由其他機構(在這個案例指的是政府)加諸的,感覺起來會比自願承擔的風險更大。研究顯示,風險認知是人們健康行為重要的一部分,這表示如果父母認為疫苗的風險很高,他們通常會根據這些觀念行事,選擇不讓孩子接種疫苗。

風險的可想像程度,也是「風險是否明顯」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人們常說,現代父母很少有人真的看過麻疹或百日咳,但讓人難過的是,卻有越來越多人得到被認為是疫苗導致的疾病,例如自閉症。結果,我們得說疫苗的成功反而害了它自己。1999年,陳(Robert Chen)設計了一個視覺化工具叫做免疫計畫的自然歷史,用來協助解釋這現象。免疫計畫一開始的特徵是有嫌疑的疾病導致高發病率和高死亡率,引發人們對該疾病的恐懼。當引進用來對抗疾病的疫苗時,人們歡欣鼓舞,十分樂意讓自己和孩子接種,以對抗這些讓許多人致死和受苦的疾病。只要人們對這些疾病的恐懼仍記憶猶新,這個階段就會持續很久,但只要這個記憶開始褪色,那麼從未得過或看過這些疾病的新一代,對於這些疾病的恐懼就會開始減少。

接下來,就是人們對疫苗有天差地遠的不同反應。大多數人會繼續遵守政府的規定和醫生的建議,讓自己孩子接種疫苗,但有越來越多人開始對醫療介入表現出反抗,認為這些介入既不必要也不自然。然而,儘管疫苗很少導致嚴重影響,但那些案例會被誇大然後大肆宣傳。根據近期全國代表性電話調查的數據顯示,這樣的狀況確實存在。一份針對家中有六歲以下兒童的美國父母進行的調查發現,有25%的父母認為兒童的免疫系統因疫苗而變得衰弱,另有23%的父母認為,孩子得到的免疫力超過健康所需,更有15%的家長連讓自己孩子接種起碼一種推薦疫苗都不願意。這些父母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麻疹和百日咳等疾病,所以認為沒必要讓孩子接種疫苗。他們認為要接種的疫苗太多了,沒疫苗的話,他們孩子的免疫系統會更好。換句話說,他們不害怕他們無法想像的東西。

偏好故事,無視統計

有關反疫苗運動和風險的心理認知兩者之間的關係,本章描述最清楚的一點就是人們都偏好故事而不喜歡統計數據。事實上,這個特徵也許是本書描述過的所有健康懷疑論者都具備的。故事不斷提醒我們,一個人如果假設利大於弊,可能會招致個人無法承受的痛苦和損失。仰賴個人故事做出決策的一個好例子是「小心謹慎全球疫苗機構」(Think Twice Global Vaccine Institute)網站,這網站的標題讓它聽起來好像是一個講求證據的學術機構,但實際上它只是一個網站,裡面充滿許多宣稱疫苗有副作用的個人故事。上面所有故事都用藍色大型字體為標題,並且列出孩子的名字。網站上的第一則故事是:

我最近帶著我們的孩子哈利(兩個月大)和艾希莉(兩歲大)到醫生那裡做寶貝健康檢查。除了哈利鼻塞和艾希莉感冒之外,他們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這是哈利第一次接種百日咳、白喉、破傷風混合疫苗、小兒麻痺症疫苗,以及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艾希莉則注射了她第一次的型流性感嗜血桿菌疫苗,以及麻疹、腮腺炎、德國麻疹混合疫苗,第三次的百日咳、白喉、破傷風混合疫苗,以及第四次的小兒麻痺症疫苗。注射完疫苗後,我讓孩子躺下睡午覺,後來哈利先醒來,他的大腿整隻都是紅色的。然後,我聽到艾希莉醒過來,接著聽見「碰!」的一聲,艾希莉直直摔在地上。她大哭說:「媽媽,我不能走路了!」

我檢查了她身體上上下下,並讓她站起來,但她兩隻腳都沒有力氣。我打電話給醫院,然後把艾希莉送到急診室。至於哈利,他在十天內行為出現變化,他幾乎不能睡覺,攝食困難,而且看起來越來越嚴重。5月17日早上九9,我先生起床去看哈利,然後大叫:「邦妮,快起來,叫救護車。哈利死了!」

網站利用的這些悲劇故事,說明了「可想像性」和風險認知之間的重要關係。這些故事一旦到處流傳並且擴散時,人們對疫苗的負面效果便會產生新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會製造出風險的感覺。此外,我們都同意,對大多數人來說閱讀孩子蒙受疫苗之苦的故事,要比閱讀相關的統計機率來得有趣多了。而且比起統計,我們更容易和這些故事產生連結。就像稍早所說的,能讓我們感受到自己人性的是這些故事,而不是統計。

人的反應面對類似哈利和艾希莉這樣的故事,我們該如何反應,才能一方面感受到某個家庭的喪子之痛,另一方面又不拿它來犧牲疫苗的價值?這裡的問題有部分在於大眾缺乏科學的懷疑態度,是否有人在閱讀了前述內容,並從圖片展現的悲傷回神後,會先問這故事是不是真的?真正導致哈利死亡的原因是什麼?在這個個案裡,幾乎一定會驗屍,也許還會解剖,那麼,驗屍的結果如何?哈利的死因真的是疫苗造成的嗎?

倘若如此,這種悲劇有多常見?事實上,這種情況極其罕見,更多哈利年紀的孩子死於車禍和槍傷,但孩子死於疫苗卻更能吸引前額葉皮質而非杏仁體的注意。我們來說另一則故事:一個罹患白血病的五歲孩子,因為接觸到沒有接種疫苗的玩伴,而暴露在麻疹病毒之中,導致這孩子面臨很高的死亡風險,因為白血病會摧毀能對抗麻疹的免疫能力。又一次地,問題在於公衛官員一般都很討厭用相似手法做事,他們不願用帶著感情且聳動的訊息,來說服我們遵照數據去做正確的事。然而,神經科學家、心理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所做的研究卻一次又一次顯示,情緒性訊息比起根據事實而來的訊息能產生更好的效果。

誰會買彩券?

當我們談到疫苗時,人們可能會普遍誤解利益和風險之間的關係。風險和利益通常是正相關的;也就是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風險越大則利益更大,就像滑雪的人喜歡說的:「沒有驚險,哪來刺激」。

然而研究顯示,儘管利益和風險大多數時候是正相關的,但在我們腦海裡它們卻是負相關的。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意識到的利益越大,表示風險越小;他們意識到的利益越小,表示風險越大。在疫苗案例裡,反疫苗人士倡導的假設是疫苗風險很高,由於這種內在的認知扭曲,對某些人來說疫苗沒有任何好處。

讓女性罹患子宮頸癌的病毒是人類乳突病毒,人們直到晚近才開始使用疫苗對抗這種病毒,因此反疫苗人士必須竭盡所能地捏造這種疫苗的風險。他們說,接種人疫苗會鼓勵成年女性發生性行為。這個說法顯然認為成年女性要限制性行為,這樣才能避免感染,然後罹患子宮頸癌。反疫苗人士透過捏造社會厭惡之事,即年輕女性發生性行為,以此嚇壞一些人,並從人們扭曲的風險認知中漁翁得利,製造出疫苗完全沒有好處的迷思。

但就算是最草率的調查,也未曾看過任何證據顯示少女們有這種想法,或甚至她們之中也沒多少人聽過是子宮頸癌的病因。現在雖然有這種疫苗可以用,但沒有證據顯示少女發生性行為的比例有增加趨勢。但有足以採信的數據顯示,最新感染的人數已經下降。雖然過去50年來所有證據都顯示疫苗有很大的好處,而且疫苗在醫學和公衛史上取得近乎空前的成就,但風險認知理論還是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為什麼人們這麼容易做出這種假設。如果我們讓自己暫且相信疫苗有很高風險,如反疫苗人士所說的那樣,那麼根據我們用來處理風險資訊的心理機制來說,疫苗的益處是非常小的。

阿爾哈卡米和斯洛維奇認為,這是一個很情緒性的過程。如果一個活動「受人們喜歡」,人們便傾向認為這活動的風險很低、利益很高;如果一個活動「不受人們喜歡」,人們便認為它的風險很高、利益很低。這種對風險的情緒性評估,在我們年紀大到足以為自己孩子決定是否接種疫苗時,已變成大多數人的第二天性。因此,如果我們認為疫苗風險很高,那麼就很難有人可以說服我們疫苗的好處其實很大。另一方面,若有人說過手機會增加人們罹患腦瘤風險,儘管有人選擇使用耳機,讓手機和頭部保持距離,但卻沒有組織嚴謹、聲量又大的反手機組織,攻擊手機製造商或是指控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是共犯,要求手機立即從市場上消失,這是因為人們喜歡手機,所以願意忽略任何這方面的風險。有些研究顯示,這種風險確實不存在,其他研究則認為可能有風險,但這些可能都無足輕重,因為我們就是要用手機。

我們都被擁有

我們對統計數據的認知極容易出錯,也很容易出現心理調適,以至於我們談論機率的方式會大幅影響我們對它的理解。此外,當我們在計算究竟要冒哪種風險時,也很少根據紮實的數字和機率來判斷,而是更仰賴別人談論這些風險的方式。像丹尼爾.康納曼這樣的行為經濟學家已廣泛討論過損失規避,其概念是說比起得到一個東西,我們的心理會讓我們更害怕失去與這東西等價的另一個東西。康納曼和他的同事把這觀念稱為「秉賦效果」,它是根據19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某些實驗而來。

這些實驗顯示,人們有時會非理性地緊抓著已經擁有的東西,就算有人願意用更好的東西來和他們交換,他們也不願意。在一個簡單的研究裡,受試者拿到一張彩券或是兩塊美金。之後,每個受試者都有機會把彩券換成錢,或是把錢換成一張彩券。但結果顯示,鮮少有受試者選擇接受這樣的交換。

其他更複雜的實驗則更清楚證明「秉賦效果」的存在。在某個實驗裡,有77名西門菲沙大學的學生隨機指派到三個組別。其中一組叫賣家,他們拿到50個西門菲沙大學的咖啡杯,然後研究人員問他們是否願意以0.25美金到9.25美金之間的價格販售這些咖啡杯。第二組叫做買家,研究人員問他們是否願意以上述價格區間購買一個咖啡杯。第三組叫做選擇家,他們沒拿到馬克杯,但必須選擇接受一個杯子或是上述價格區間裡的金額。研究人員表示,賣家和選擇家所處的狀況完全相同,他們都要在杯子和現金之間做決定。實驗結束後,研究人員發現選擇家的表現「比較像買家,而不像賣家」。

賣家的平均價格為7.12美元;選擇家為3.12美元;買家則為2.87美元。這個實驗有效說明了交易量之所以很低,是因為當我們要物品的擁有者把自己的稟賦(例如咖啡杯)拿去交易時,他們感受到的不自在程度,會比買家不願意把現金拿出來交易更強。

大腦內看見秉賦效果

稟賦效果也反映在人的大腦裡。柯納森和他同事在一個與前述實驗相似的實驗裡,趁受試者買東西、挑東西和賣東西的時候,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掃描了受試者的大腦。當受試者在買賣狀態下思考他們想要的東西時,依核的啟動程度是最大的。這地方有時被稱為大腦的獎勵中樞,因此只要人們意識到有利的情況出現時,大腦就會送出獎勵的反應。然而,當受試者面對低價的買賣出現時,一部分的前額葉皮質會啟動。低價對買家來說看似很有吸引力,但同時也讓他們起疑心,因此會啟動大腦的這個區域來謹慎評估狀況。最後,在賣東西時,大腦的痛苦中樞——腦島——的啟動較強,顯示出較強的秉賦效果:腦島的啟動越強,人們在面對交換目前擁有的東西時,就會感受到較強的負面情緒。

重要的是,最後的這個發現提醒我們,無論是在認知神經學的實驗中還是在真實世界裡的決定,個人差異都會對結果產生重要影響。有些人比起其他人更容易出現稟賦效果,其中原因為何目前還不完全清楚,但絕對和遺傳與生活經驗有關。不難想像,緊抓著既有的東西有演化上的優勢。

人類大腦顯然天生就有秉賦效果傾向,儘管個體之間互有差異。一旦我們認為核能、休克療法和基改很危險,我們就會把這些態度當成自己的擁有的東西,並且拒絕放棄它們—即使我們有更好的東西可以選擇,即使我們得到的證據與信念不符。還有另一個例子可以說明當我們的決策涉及複雜科學時,大腦網絡會支援上述成效不彰的功能。

操縱情緒,就能影響決定

操縱我們的情緒康納曼和他同事指出,一個經濟模型如果忽略了損失規避及稟賦效果,那麼預測出來的結果就會比人們實際的決定更加穩定、更可預測。這些現象告訴我們,不管人們的決策有多「理性」,心理學在所有決策上仍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還告訴我們,為了了解人類如何決策(尤其當人置身風險時),我們要把人們做決策時所處的情境也一併考慮進去;換句話說,做決定的脈絡很重要,有助於我們了解每個人之間的差異—了解不同的人究竟如何判斷到底什麼有風險,什麼沒有。一個人在學習新事物時的情緒狀態,會左右這個新內容如何被他的大腦處理和回憶。舉例來說,就像諾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所說的,當我們高興時,我們更有可能回想起正面記憶,而當我們傷心或沮喪時,比較容易聯想起負面記憶。

舉例來說,想想當我們第一次讀到「喝未經巴氏消毒的牛奶可讓孩子強壯又健康」的觀念時,旁邊有一張看起來身強體健的微笑嬰兒圖片。由於這張圖片會讓大多數人開心,所以之後當我們的心情感到愉悅時,就很容易聯想到未經巴氏消毒處理的牛奶這「事實」。相同地,假設我們第一次看到「有個人感冒超過十天,不給他抗生素就是不讓他擁有良好照顧」的說法時,旁邊還有一張照片,上面有個人罹患嚴重的上呼吸道感染,他流著鼻水、眼睛紅腫,露出難受的表情。這張圖片會讓我們覺得難過或不開心,因此當我們下次再陷入壞心情時,幾乎會馬上聯想到和感冒抗生素有關的錯誤資訊;換句話說,不管某個說法是真是假,我們第一次聽到時當下的情緒,都會永遠和這個說法連在一起。就上面例子來說,我們會把飲用未經巴氏消毒的乳製品和快樂連在一起,把沒服用感冒抗生素和悲傷連在一起。

任何一個精明、偏狹的人都知道這點,所以當他們把他們的觀點告訴我們時,一定會謹慎操縱我們的情緒;如此一來,之後當他們再提出這些看法時,就比較容易從我們身上召喚出他們想要的情緒,或是當他們又把我們的情緒往特定方向撩撥時,可以反過來讓我們堅信這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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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拒絕真相的人:人們為何不相信科學?》,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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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莎拉・高曼(Sara E. Gorman)、傑克・高曼(Jack M. Gorma)
譯者:周群英

《拒絕真相的人》一書,探討人們抗拒健康相關的科學背後的心理機制,以及演化上的原因。簡單來說,人類這物種一旦形成認知就很難改變想法,是演化的結果,有其演化上的優勢。但弔詭的是,現代科學總是透過擺脫先前觀點來取得進展。這麼一來,面對科學推陳出新,人類既有認知該如何融入科學新發現,是個大問題了!尤其是面對醫療、安全和健康等與生命攸關的重大議題,人們更容易固執己見。該如何突破演化限制,讓人們聽進科學家中肯的建言,對於科學家來說,是個重要的挑戰。

本書舉出幾個人們常常反對科學的例子,來說明人們最常拒絕正確知識的情況,包括:父母拒絕讓孩子接種疫苗、明明家裡擁有槍枝死亡率會增加、基改食物的安全性啟人疑竇等等,並提出了六個可能導致人們抗拒科學知識的關鍵因素:

  1. 這一切背後都有陰謀嗎?
  2. 魅力領袖訴諸人的情緒腦
  3. 一旦觀念已經成形,想要改變就很困難
  4. 人們害怕面對不確定性,總想填滿未知空白
  5. 人們天生會被簡單的說法給吸引
  6. 人腦傾向高估小風險、低估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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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

責任編輯:王陽翎
核稿編輯:鄭家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