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認清歷史,社會繁榮不應歸功「偉大領導」

如果認清歷史,社會繁榮不應歸功「偉大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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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日十九大閉幕,北京大學法學系教授強世功即發布文章〈中央治港全面進入「習近平時代」〉,彷彿回應為數不少的香港人,經常在這類「國家大日子」諷刺報告內容吹噓,只是大聲唸出抽象政治術語和思想綱領,相比香港的《施政報告》更虛更空,港人完全不當十九大報告是一回事。於是,強先生看來藉由文章強調,全因港人不熟悉黨國歷史,自然不諳習近平講話的嚴肅意義。在談談強先生這篇文章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十九大布局,預期跟最終結果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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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顧十九大形勢,再討論北大法學教授提出的「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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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ly Song / Reuters / 達志影像

十九大閉幕,同日,北京大學法學系教授強世功即發布文章〈中央治港全面進入「習近平時代」〉,大概,他要回應為數不少的香港人,經常在這類「國家大日子」諷刺報告內容吹噓,說領導人在十九大只是大聲唸出抽象政治術語、思想綱領,相比香港的《施政報告》更虛空,故此,有感港人完全不當十九大報告是一回事。看來,強先生期望藉由文章指出,全因港人不熟悉黨國歷史,自然不諳習近平講話的嚴肅意義。在談談強先生這篇文章之前,我們不妨先回顧十九大布局,預期跟最終結果有何不同。

不過幾日之前,媒體釋出的名單本來令人稍感抒懷,以為習近平除了妥協王岐山退出核心之外,還安置胡春華、陳敏爾其中一人未來「接班」,以為跟黨內充分妥協,不必疑慮集大權或個人崇拜風氣再現。殊不知到真正結果出爐,令人倍感失望(甚至絕望),妥協的地方非常少,習近平「思想」不但寫入黨章,看來回到走個人崇拜的舊路,另外,政治局常委名單不但二人有變,且職位安排幾乎跟所有媒體人士的推估有異:

  • 栗戰書(人大委員長);
  • 汪洋(常務副總理);
  • 王滬寧(主管黨的宣傳和意識型態工作);
  • 趙樂際(中央紀委書記);
  • 韓正(全國政協主席)

其中跟原初名單有別的是王滬寧、趙樂際,新局面已標誌習近平進入集大權時代,王作為學者出身,對習近平思想與傳播有重要位置;而趙則處事穩健低調循黨路線,在失去「打貪重炮」王岐山之後,如此布局非常有利習親自主導打貪。

人事布局一點也不「抽象」,港人終會感受巨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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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ly Song / Reuters / 達志影像

香港人遺憾的是,當日「相對」溫和處理烏坎村事件的汪洋,並未任「人大委員長」一職代替昔日的張德江,換來是栗戰書日後負責港澳辦事務,原本栗一直被揣測擔任中紀委一職,原因是習近平信託栗忠於他的思想理念,屬於「親僕」,現在這樣的理念轉移在「對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一事上。

的確,無論報告如何令香港人感覺再抽象無物,人事的布置相比之下確實得多,中央治港大方向有多強硬,除了慣常釋法和收緊議會自由,日後「萬一」再出現類似佔領運動的時候(不管因為甚麼議題),示威者頭上挨的警棍有多猛,從國家原本的抽象指示到具體落實,香港人感受的一切確實與別不同,一點不吹噓。

站在中央的角度,希望港人自行停止「無謂反對」、迎接習近平時代的國家計畫,忘記「一起舉傘」,轉往「一起追求中國夢」,避免惡鬥又溫和一點的做法,就是回到強先生文章流露的苦心,期盼港人盡早熟讀黨國歷史,明白了中國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如何嚴肅之後,自然會反思受西方殖民地史觀影響,認識中國文化的深厚傳承,放下「民主自由」的情意結。

強世功文章充滿「文化優越觀」,難道沒有跨文化的「真實」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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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ly Song / Reuters / 達志影像

雖然在字裏行間,筆者充分感受到強先生以「勸導」的口吻代替「批評」,並且處處顯示真心誠意相信中國文化的優越,動輒說「中國古典的政治秩序要從三皇五帝、堯舜禹三代開始」,串連起來非常宏大。

然而,真正認識歷史只有一個最大原則——真實,理應是跨越民族、跨越文化,不偏不倚,歷史既可以批評西方文化糟粕,同樣可以批評中國文化的糟粕,無須設定那種「文化優越」的標準答案,如果這麼執著民族文化起源,充滿民族起源爭議的日本人,豈不是全國人抬不起頭?可是實際完全不是,我們並不會因此「看不起」日本人在戰後的貢獻和位置,尤其在文化創意與科技產業上,連長時間佔領日本的美國人,同樣會對日本人予以尊重。

近來有不少重新認識人類文明進程的著作,當中正是既不偏西方,亦不偏東方,所以才稱得上「真實」回顧人類文明的歷程,除了筆者曾多次提及哈拉瑞、平克等人的著作,還有馬特.瑞德利(Matt Ridley)著述的《無所不在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非常值得細讀,他評論國家權力的部分,更是針對西方文化過份美化、修飾政權的正當性,西方史觀過份強調英雄領袖如何偉大令社會繁榮安定,實情近代全球文明最大的貢獻,是從民間集體智慧而來。

究竟歷史如何理解「政府、領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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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ason Lee / Reuters / 達志影像

一如早前筆者提及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政府著名的定義:「(它是)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其實,從人類原始部落到近代政府,就是透過壟斷武力以安穩秩序,否則,社會便容易化成不同細小的單位,有一段時間不停惡性鬥爭,循環不息直至下一個最大勢力以力量建立秩序為止:

「凱文.威廉森(Kevin Williamson)在《快到終點了,一切都會很棒》(The End is Near and it’s Going to be Awesome)這本書中主張,組織犯罪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比表兄弟還親,是來自同一根源。

也就是說,政府一開始就是強收保護費的黑幫,維持其對武力的壟斷,並向人民收錢(稅金),保護他們免受於外人的掠奪。這幾乎是所有政府的起源,而今天所有勒索保護費的黑幫都正在演化成政府。義大利黑手黨是在西西里無法無天的時代出現的,當時私人財產得不到保障,許多退役的士兵都樂於提供這項服務,改行當收費的保護者。俄羅斯黑幫在1990年代也是以類似方式形成,當時也是沒有法治的時代,剛好又有很多在找頭路的退役士兵。

⋯⋯今天我們一般對國家抱持良好的觀點,將其視為一個嘗試做到公平、公正的機構,其存在是為了馴服個人的劣根性。⋯⋯喬治.華盛頓說過,『政府不是原因,不是滔滔雄辯。政府是勢力。就像是火一樣,這是一個危險的僕人,一個可怕的主人。』」

緊記,馬特這樣說並非指唯獨某些民族文化建立的國家,是指「所有國家、政府」,不必再分東方的、西方的、XX的,這是為了探求人類社會真實原理的歷史判斷。

事實上,對近代經濟繁榮最大貢獻的,往往不是高高在上站在政府「指手劃腳」的英雄領袖,像是中國改革開放也要採取的「自由市場」模式,是經過無數的「小人物」爭取而來,在18世紀,政府權力「計畫」一切都成為天經地義的信仰,然而在愛丁堡一位叫托馬斯.繆爾(Thomas Muir)的人主張平等收稅,那麼人們共同負擔的稅項便會減少,即被當局控以「煽動叛亂罪」;又例如英國自由貿易者敢於冒犯政府,推動解除不必要的貿易關稅,促成經濟繁榮。而這些林林總總的繁榮壯舉,歸根結底的意義只有一種:讓社會文化繁榮訴諸每一個人的集體智慧,而非政府單方面定義一切價值與利害得失。

不止近代繁榮由小人物「集體智慧」促成,鄧小平改革開放「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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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Tyrone Siu / Reuters / 達志影像

甚至,馬特在著作中亦提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當我們看到強先生在文章,如何強調中共建國以來至今,從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進入「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三大政治時間(時期),在他們的「偉大領導」之下才可以復興民族。實情,建國以來真正「由上而下」主導中國局面的毛澤東,無法否認帶來了飢荒及文化大革命等災難,而鄧小平在70年代末推行的改革開放,真實是「由下而上」的民間智慧試驗而來的。

當我們以為一切歸功鄧小平的英明領導,反而,改革開放初期試行全國的「包產到戶」,讓農民分得收成,是由安徽省鳳陽縣人嚴宏昌冒險「試出來」的,他靜靜跟村民約定大家能一起分得收成,並收藏了合作名單,果然令全村產量大升。後來事件被人發現幾乎要收監查辦,得到區黨務主任拯救他,及後化成建議上報到鄧小平那裏,才終於「睜隻眼閉隻眼」,不反對新做法,慢慢成為全國施行的農業改革。

不錯,鄧小平沒有高壓處理,是要公允加分的,但從根本理解這段歷史,當中經濟繁榮的新開始、新起步,是這些「小村民、小人物」冒性命和時代大忌試驗出來的,是集體智慧的成果,鄧小平不妨礙它再加以採納而已,並不是從一開始由偉大的黨領袖的超然智慧能完全促成的。

當然,中西文化文明的析論,可以非常龐雜繁複,但是,不管怎樣理解歷史必須訴諸「真實」(可以因各種因素一時誤解,但勿忘原初為了「求真」),不管你是中國人、美國人、德國人、日本人、XX人,不能刻意添加乃至扭曲歷史發展和本質。說到底,中央倒不如坦承跟香港人提出,民族復興、中國夢、愛國是純粹主觀的,而不是借用歷史,將一些原本能夠跨越文化民族的歷史進程,添加太多主觀色彩,當作是客觀無比的事實告訴香港人,這樣下去,只會適得其反。

核稿編輯:歐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