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世大運原住民選手那麼厲害？揭開種族基因論點的迷思

從「相關性」推論到「因果關係」，對科學研究而言往往是困難且不容易證實。台灣90年代之後科學研究與報章雜誌開始將「原住民基因」所導致的疾病與行為形成某種關聯。從「原住民的酗酒基因」、「原住民的痛風基因」到「原住民運動基因」等等，特別是媒體再現科學研究成果的過程，不但將複雜的機轉化約到基因來理解，簡化、誇張的標題也容易加深社會大眾的誤解。

在科學的邏輯下絕對沒有科學家能夠宣稱有單一的原住民酗酒基因、痛風基因、運動基因等等，有時這些缺乏驗證的「虛構相關」更會帶來種族主義負面的效果。兩個強調種族間「虛構相關」的著名迷思，分別是黑人體育和智力能力的迷思。這種以生物決定論的取徑，強調黑人體能較好，但智力表現較差，都已被證實是一種需要反省偽科學下的種族歧視。

社會學家Alan H. Goodman（2000）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用基因變異來解釋種族差異，犯了兩項謬誤。首先，認為基因是決定行為和生物上差異的主要原因，導致了一種「基因化」（geneticization）的謬誤。其次，相信種族間的基因差異是真實的，且可被用來解釋不同種族在疾病上的差異，形成了「科學的種族主義」（scientific racialism）與一種「種族化」的謬誤，因而將種族概念的顯著性極大化，忽略某些行為特徵、疾病背後更複雜的環境因素與政治經濟過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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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對原住民不同的秉賦 要有更多元的想像

面對科技帶來的新變革，晚近科學界與人文社會科學界都強調生物過程受到社會環境所形塑，以及社會過程也會受到生物面向影響，基因vs.環境，先天vs. 後天這並不是二擇一的對立命題。例如，非裔美國人有世界最高的高血壓發病率，這個現象一向被認為與遺傳有關。公衛學者Michael Klag等人發表的一項經典的流行病學研究，更是發人深省。Klag等人（1991：599-602）指出，美國黑人的膚色越深者，得到高血壓的機會越高，但這並不是源自生物學或基因的原因，而是由於這些人取得工作機會、升遷管道、房屋居住等良好社會資源的機會較少，使他們承受較大的壓力，因而造成了表面上看起來純粹是生物性因素的結果。

在美國，膚色越深的人越難獲得稀少而珍貴的社會資源，中產階級的黑人往往比中產階級的白人承受更多的壓力。Klag等人的研究顯示，在所謂「種族」的現象上，生物的和社會的因素無法分開。種族做為社會階層不平等，這些結構運作結果所產生負面的後果，往往更不利於健康，但這些後果卻可能僅僅被當做生物性的現象來解釋。

從日治時期以來，「生蕃」被當成飛禽走獸，並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地位。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中華民國政府開始積極同化與教化原住民。1980年代，黨外運動與原住民運動結合而相互支持。此後原運在台灣追求民主、本土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1980年代後，隨著原住民族群意識的提高，越來越多原住民爭取正名。原住民正名運動終於在90年代獲得官方的回應與各界的支持，於是山地人、番等歧視性的指稱逐漸被放棄。

1994年國大修憲，正式通過了「原住民」的名稱。原住民與閩南人、客家人及外省人，在1990年代以來，被並列為台灣社會的「四大族群」之一。透過原住民在台灣歷史文化中的角色，進而重塑台灣史觀，成為台灣主體性發展的重要部分。這也是為何台灣總統就職、重要國宴與這次台灣舉辦的世大運等國際型的活動，原住民逐漸成為彰顯台灣不可或缺的重要象徵。

台灣原住民從過去被污名的認同下「酗酒基因」、「痛風基因」到世大運讓國人讚嘆的「運動基因」，也許未來會有更多原住民在「科學」、「工程」、「經營管理」、「藝術設計」的天分會被發掘出來，並在國際舞台發揚光大。重點是，過去在台灣窄化的升學路徑中，在運動競技場上為國爭光，成為原住民有限向上流動的方式之一，這樣刻板的想像與僵化的教育體制，也限制了原住民充分發揮其他潛能與成就的可能性。我們必須用心思考的是，在未來原住民教育、養成的過程中，我們是不是能創造更多良好的制度環境，讓原住民不同的秉賦，都能得到充分的栽培與發揮。

註解

[1] 見Broadberry and Lin（1999）

[2] 見Hsu et al.（2013）；許淳欣（2017）。

[3] 見Hsu et al.（2009）；Hsu et al.（2015）；許淳欣（2017）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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