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一百週年:再談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俄國革命一百週年:再談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Photo Credit: Jorge Láscar@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經常跟著列寧複誦馬克思的話:起義是一門藝術。然而,若未能以近年來累積的豐厚經驗為基礎,研究內戰的藝術的重要元素,藉此補充馬克思的說法,這句話就成了空談。

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再談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不論是在一九○五年或一九一七年,我們的勞工代表蘇維埃都是運動本身的產物,是其在鬥爭一定階段自然的組織形式。然而,或多或少視蘇維埃為「主義」、「原則」的歐洲新興政黨往往必須面對蘇維埃偶像崇拜的危險,也就是說,將蘇維埃看作革命中某種獨立而自足的因素。不過,儘管蘇維埃是爭取政權鬥爭的組織,具備極大的優勢,其他的組織形式(工廠工會委員會、職業工會)也可以是起義的基礎。如此一來,在起義的過程中,又或者甚至直到起義成功之後,蘇維埃才會出現,而且已是政權的機關。

從這個角度看來,列寧在七月事件之後發起的對抗蘇維埃組織形式偶像崇拜的鬥爭,具有極大的教育意義。既然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蘇維埃在七月成了公然驅使軍人進攻並且壓迫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勞工群眾的革命運動就必須為自己尋找其他的路線和管道。列寧曾經指定工廠工會委員會作為爭取政權的鬥爭的組織。若不是科爾尼洛夫的起事迫使妥協派蘇維埃轉趨自我防衛,並且透過右翼——也就是布爾什維克——將蘇維埃與大眾連結在一起,給了布爾什維克重新為蘇維埃注入革命生息的機會,運動極有可能會循著這一條路線推進。

如德國不久之前的經驗所示,這個問題有非常大的國際意義。正是在德國,人們好幾次建立起蘇維埃——作為起義機構,卻沒有起義;作為政權機構,卻少了政權。於是,在一九二三年,工廠工會委員會成了組織廣大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的中心,基本上具備了我們的蘇維埃在取得政權的直接鬥爭之前所肩負的全部功能。然而,在八、九月間,某些同志們提出了以下的建議:立刻著手在德國建立蘇維埃。在漫長而激烈的爭論之後,這項提議遭到駁回。這個決定非常正確。既然工廠工會委員會實際上已經是革命群眾集結的中心,蘇維埃在準備階段只會不具内容的平行組織,只會使心思自起義的物質任務(軍隊、警察、武裝部隊、鐵路等等)轉向獨立而自足的組織形式。

另一方面,在起義之前建立與起義的直接任務無關的蘇維埃無異於公然宣告:「我要攻擊你們了!」因為工廠工會委員會已經成為廣大群眾聚集的中心,政府不得不「容忍」這些組織。然而,當局會打擊首先成立的蘇維埃,視之為「圖謀」奪權的正式機構。共產主義者則不得不挺身而出,捍衛蘇維埃。對他們而言,蘇維埃是純粹的組織事業。於是,決戰將不會以取得或保衛物質單位為目的,也不會在我們選擇的時刻——當群眾運動的條件催生起義時——發生。不,爭端會是組織形式、蘇維埃的「旗幟」,戰鬥將會在敵人選擇並強迫我們接受的時刻爆發。與此同時,顯而易見的是,工廠工會委員會已經成為群眾組織,持續茁壯、鞏固,而且能夠為黨保留操作起義時間的自由。

這樣的組織形式可以非常成功地指揮起義的一切準備工作。可想而知,在一定的階段,蘇維埃必須出現。令人懷疑的是,在上述的條件之下,蘇維埃能否在戰火中出現,成為起義的直接機構。畢竟,如此一來,恐怕會在最緊要的關頭建立兩個革命的中心。英國俗諺說,勿在越渡急流時換乘馬匹。取得勝利之後,蘇維埃很可能會在國內各個重要的據點建立起來。無論如何,建立蘇維埃作為政權機關,是起義成功的必然結果。

別忘了,我們的蘇維埃早在革命的「民主」階段便已經成立,並在同一個時期大致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後來由我們繼承、利用。在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中,這樣的情況不會再次出現。在那裡,蘇維埃大都會在共產主義者的號召之下建立,因此成為無產階級起義的直接機構。當然,以下的情況也不無可能:在無產階級有能力取得政權之前,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已經瓦解得相當嚴重。建立蘇維埃成為準備起義的公開機構的條件於是成立。但這樣的情形不大可能成為通則。

最有機會出現的狀況是,直到最後幾天,蘇維埃才得以建立,成為起義群眾的直接機構。最後,蘇維埃很有可能在起義的轉折之後,又或者在其完畢之時,才終於出現,成了新政權的機關。必須將以上所有的可能都列入考量,才不會陷入盲目的組織崇拜,才不會使蘇維埃——本來應該是靈活而且具有生命的鬥爭形式——變成由外界介入運動、毀壞其正確發展的組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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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Nicolas Raymond@Flickr CC BY 2.0

最近,在我們的報刊上出現了這樣的討論。意思大致上是,他們說,我們不知道英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會循著何種途徑進行:透過共產黨還是職業工會。這樣提出問題是在賣弄虛假的大歷史角度,抹殺了近年來的重要教訓,大錯特錯而且非常危險。如果在戰爭結束之際,並未出現成功的革命,那正是因為缺少了黨。以上結論適用於整個歐洲。從各國革命運動的命運可以更加具體地觀察這個現象。

就德國而言,情況非常清楚:假如具備適當的黨的領導,德國革命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皆有可能成功。一九一七年,我們在芬蘭的例子中也看到相同的情形:當地的革命運動在絕佳的狀況下發展,得到革命中的俄羅斯的掩護和直接的軍事支援。但是,芬蘭的黨內大多數的領導者皆是社會民主派人士,他們斷送了革命。匈牙利的經驗也是相當明白的教訓。在那裡,共產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左派並未爭取政權,而是自飽受驚嚇的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政權。成功了的匈牙利革命——沒有戰鬥,也沒有勝利——在起步之初便缺少戰鬥上的領導。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融合在一起,由此可見,儘管匈牙利無產階級具有相當堅強的戰鬥精神,但這個共產黨其實並非共產黨,也就沒有能力掌握如此輕易取得的政權。不論是少了黨、自外於黨、繞過黨,還是透過黨的替代品,無產階級革命皆不可能成功。這便是近十年來的重要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