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天才並非用在科學技術,而是「政治藝術」

中國人的天才並非用在科學技術,而是「政治藝術」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西方文明時常選擇以「科學技術」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發展,這也是李約瑟以來的一貫傳統。對他們來說,即便瞭解,但也很難真正體會,中國人真正「發明的天才」從來就不是科學與技術,而是政治的藝術。

文:豬木郎馬蜂

科學技術的停滯與發明

十九世紀是西方人的世紀。歐美文明主宰世界的原因很複雜,至少包括政治上的民主或代議制度,經濟上的資本主義體制,或是科學上的工業革命等等。從西方人的角度來看,西方世界在資本逐利的機制推動下,不斷推陳出新地創造各種科學發明,是他們擊敗其他文明的主因。

因此二十世紀著名的英國學者李約瑟,才會投入畢生精力研究中國的科學技術史,他想知道這個曾經發明火藥、造紙術、指南針的中國文明,為何在近代科學發展上反而變得停滯落後?

這個問題意識以各種不同變形,長期主導了世界歷史研究的潛台詞。例如近日於台灣政大召開的潘黃雅仙講座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Benjamin A. Elman 指出,他在二十年前展開研究時的前提是「中國為什麼失敗?」二十年過去,如今他認為當初的前提根本搞錯了,今天他不得不設計一個新的出發點:必須去追問「中國為什麼成功?」他想據此重建一個有關中國的敘事。

可是,二十年前曾經受他指導、如今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的祝平一研究員,卻在討論時提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無論中國失敗或成功,都只不過是一體的兩面,這樣的修正真的算是進步嗎?我們能否提出一個跳脫成敗論的思考方向?

如果從本文的角度來看,Elman 的自我否定與修正,無疑與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的經濟成長有關。這為他在中國學術界的活躍提供了豐沛的能量與契機,因此無論出於主觀或客觀因素,他的「研究出發點」都不可能不重新校正。但更重要的是,正因他西方文明的背景,使他很自然選擇了科學技術的視角,這也是李約瑟以來的一貫傳統。對他們來說,即便瞭解,但也很難真正體會,中國人真正「發明的天才」從來就不是科學與技術,而是政治的藝術。

中國歷史上的皇帝制度

最好的例子莫過於中國的皇帝制度。這是一套純由中國社會發明,甚至外銷到異邦的「偉大發明」。皇帝制度始於秦始皇,終於滿清的溥儀,前後歷時約2100年。歷史上出現過多少皇帝?眾說紛紜,一般認為在350-400位之間。若取平均375位計算,可知平均每位皇帝在位時間不過5.6年,與一般人認定皇帝因做到死、故在位很久的印象不大相同。

之所以如此,在於少數在位特別長的皇帝「害的」。若把在位超過30年的皇帝取出,可得26人,僅占全體的7%,然而這少數7%人的統治時間長達1032年,竟佔全體的49%之多。由此可知,有93%的中國皇帝,恐怕都只能在險惡的政治鬥爭或者縱樂的生理負荷下,勉強維持相當於1.5任中華民國總統任期的統治時間。

皇帝制度外銷到異邦,最好的例子莫過日本的天皇。日本從七世紀大規模輸入中國唐朝的典章制度後,為了與中國作出區隔,所以發明了「天皇」一詞。實際上除了這個名稱外,採用的規範一律承襲唐人。但每一種民族都有自己獨特個性。日本發明天皇後,始終維持萬世一系的傳統,保持至今。中國皇帝卻屢經改朝換代,不知換了多少家姓。

更重要的區別是,當中國首先於1911年推翻滿清,建立當時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時,引起當時的日本高度震撼;接著當1945年日本戰敗後,天皇制度卻仍被保存下來,寫入憲法,成為日本國的象徵。這對日本人的意識根源產生很大衝擊。因此他們不僅研究自己的天皇,甚且對中國皇帝制度的研究,也比中國學者深入許多。

除了日本內部的因素外,二十世紀中國的現實,更是激發中國學者強力批判皇帝制度的主因。例如華裔美籍的學者余英時,在他當年最膾炙人口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與〈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兩篇文字中,就以梳理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反智因素為武器,強力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中國。

他認為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君統、官統與吏統三要素,唯有「官統」帶有理性成分,值得保留下來,至於其他部分,都應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徹底揚棄。但無論是哪一種統,都不脫離管理控制人群的技術,都是一種政治的發明。

盛世的皇帝與習近平

歷史的威力在於預測未來的能力。如果不去預測未來,歷史就只是茶餘飯後的閒聊話題;即使最是嚴肅的研究,嚴格來說也不具現實意義。如果想要預測未來,就必須建立解釋模型。解釋模型很可能會預測失準,但若不建立則無從談起。

中國人的天才並非用在科學技術,而是用在政治管理。他們最「偉大」的發明莫過於皇帝制度。儘管名義與形式上在二十世紀初已經終結,但發明與運作皇帝制度的社會土壤並未乾涸,很難預期它不會隨著季節流轉,重新開出具有皇帝顏色的花朵。

皇帝制度的特色是中央集權。其中包括國家對社會的集權,中央對地方的集權,以及皇帝對官僚的集權。由於皇帝權力來源於軍事征服,開國君主往往握有最大權力,甚至能以祖宗之法的形式規範後繼者的行動。反之,一個非開國之君的皇帝若欲集權,想要取得近似開國皇帝的地位與權力,通常反映的不單是國力的強盛,有時還是危機的加深,因此必須集中權力,才有解決困境的可能。

這也是為何歷史上的盛世朝代,往往也是中衰分水嶺的原因。例如漢武帝以後的西漢,或是宋神宗以後的北宋,又或是乾隆皇以後的清朝,大體都是盛極而衰的分界,只不過這幾位尚保留國力,不致立刻陷入動亂。例如隋朝的隋煬帝,或是唐朝的唐玄宗,在位時都是國力最為強盛之際,但卻都於有生之年中,親眼目睹了王朝的覆滅與動盪。上述類型起因各異,共同特徵都是傾全國之力,或者投入大規模的變法改革,或者投入大規模的土木工程,或者投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進而在氣力放盡、控制鬆弛後,使社會陷入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