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可以做粗活，但層峰得留給獅子的利爪」，這才是殖民地香港成功的關鍵

不過，自從名稱非常簡潔的香港會在一八四六年成立之後，殖民地社交生活的頂點便落在這裡，未曾易主。香港會共同創辦人唐納德．馬地臣（Donald Matheson）鄭重表示：「本會將成為吸引力的焦點，也必然是最受歡迎的所在，提供各種多樣的娛樂，促進成員享受文藝、科學的社交生活。」鮮少有人認為這是真話。香港會反而透過極端排外的會籍章程——嚴拒島上的小資產階級、印度人、華人與婦女入會——成為不列顛殖民地自信心的支點。成為香港會的會員，不僅能確保在島上的層峰地位，還能輕鬆打進掌握殖民地命運的政府與商務圈。就像猶太裔貿易鉅子弗里德里克．薩松（Frederick Sassoon），即便身家驚人，在香港立法會裡還有個位子，可連他也不敢冒險申請加入香港會，就怕那可怕的黑球。[1]

今天的香港會仍然帶有一絲排外氣息，不過現在只問身家，不問種族。香港會後來遷往一棟三層樓、有些單調的現代主義風格，會員融合了東南亞最有錢的一群人與一些回歸前的老中國通。會所裡，畫著歷屆主席打橄欖球或喝威士忌的有趣漫畫，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蘭德希爾 [2] 風格蘇格蘭高地景致畫作收藏，都吐露著懷舊的殖民地認同，但香港會如今顯然是靠中國大陸的錢在運作。階級體系與特權始終不動如山，但如今的入門票則是國際金融。

回到十九世紀的香港，對於氣候、疾病、缺乏女性與工作負荷的情境來說，這些俱樂部、快活谷的賽馬以及板球只供聊慰。在阿爾伯特．史密斯眼裡，香港的生活滿是乏味瑣事。「不同大房子裡的年輕人們有的是時間，讓內心憂愁腐化。」這是他的想法。品茗不需要多高的智慧，殖民地的年輕職員們只好「在房子的陽台上發呆，或者躺在竹長椅上，抽大量的菸，到俱樂部打撞球，球碰球的聲音從一大早開始都沒停過」。接著還要面對與人結怨、冷屁股、爬社會階梯，香港島的狹小只會加劇壓力鍋中的禮儀之爭。

書記阿爾弗雷德．惠勒賀（Alfred Weatherhead）如此描述一八五〇年代中期的香港：「這個小小的社群根本稱不上是一群兄弟，反倒分裂成好幾個小集團、小派系，成員從來不打算與自己小圈子以外的人交往」。這就是香港生活的甘美與苦澀：香港是個非常美麗的地方，有全球的影響力，還能帶來致富的希望，但多數時候這裡都是個造成幽閉恐懼、令人失去活力的殖民生活場景。魯德雅德．吉卜林認為香港馬上讓人聯想到「某個印度內陸駐地」，居民被遼闊的海洋與高山包圍，「抱怨自己被關在這裡，無人聞問」。「他們票戲，他們吵架，男男女女都在選邊站，整個駐地由上到下分崩離析。」

不過， 島上彼此較勁的商人、官員、軍人與眷屬， 全都相信香港是朱爾． 凡爾納（Jules Verne）所說的「英格蘭人的殖民天分」與自由貿易仙丹聯手創造的產物，是這份堅信將他們凝聚在一起。對於凡爾納的小說《環遊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主角菲利亞斯．弗格（Phileas Fogg）而言，香港的「船塢、醫院、碼頭、哥德式大教堂、總督府、碎石街道」，讓這個殖民地「因為某種施加在對蹠點 [3] 的神奇魔法，而出現肯特（Kent）或薩里的城鎮風貌」。

維多利亞時代的不列顛民族認同日益圍繞著自由貿易打轉，還帶有中國作對的深層帝國心理，就此而言，香港具有其他領地少有的紀念意義，其中有一部分總是與其地理位置蘊含的戲劇性與情感連在一塊——隨之而來的，還有渣甸與馬地臣領銜的商業冒險先驅面對強大的中國，用寸草不生的岩石鑿出一座城市國家的傳奇故事。對理雅各來說，回顧過去三十年在香港的傳教活動，這樣的轉變只意味著有一隻龐大的手在發揮作用：

每當我拿唯一的一條、開在急就章的房舍前的道路，以及貧瘠山坡上的零星建築，與成長至今的城市相比——海旁（praya）、壯觀的連棟排屋，以及許多宏偉的住宅，我想，人們得到很遠的地方，才能找到另一個人類精力與技巧大勝艱困自然處境的地方。

一八七二年，他在香港大會堂演講，以想像「不列顛尼亞站在太平山頂，懷著自豪之情往下看，看她的子嗣建立起的宏偉巴比倫」作結。魯德雅德．吉卜林對此完全認同。這位總是得意洋洋，看著繁忙新加坡航線的帝國詩人「一面在維多利亞酒店的陽台上看著香港的船隻」，一面寫出滿溢的愛國情操：「沒有哪個英格蘭人踏上香港時，不會為自己的民族身分而興奮驕傲。」寇松勛爵表示肯定：「堡壘的長鏈從西班牙到中國，環繞了半個地球，這裡就是最遠的一環。」

如今，任何一位英格蘭男女踏上香港，都很難找到多少不列顛尼亞輝煌時期的物質遺產。威靈頓街（Wellington Street）、干諾道（Connaught Street）、士丹利街（Stanley Street）與皇后大道當然還在。但隨著無情的規律節奏，舊的會拆，新的會起。留在香港的不列顛殖民足跡現在縮小到旗杆屋的茶具文物館（位於香港公園的懷抱中）、刷白的哥德復興式聖約翰座堂、舊牛奶公司寫字樓、總督府，以及一八九八年興建作為最高法院、後來成為香港立法會落腳處的皇后像廣場終審法院大樓。[4] 這跟加爾各答、都柏林或開普敦豐富的帝國遺產有著鮮明對比。島上的活動重鎮是中環的摩天樓、半山區住宅，以及往西延伸至上環、討價還價的喧嚷聲中的傳統市場。薩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筆下的殖民地落日、敞廊品酒與太平山上的社交醜聞業已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