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一百週年：再談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文：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再談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不論是在一九○五年或一九一七年，我們的勞工代表蘇維埃都是運動本身的產物，是其在鬥爭一定階段自然的組織形式。然而，或多或少視蘇維埃為「主義」、「原則」的歐洲新興政黨往往必須面對蘇維埃偶像崇拜的危險，也就是說，將蘇維埃看作革命中某種獨立而自足的因素。不過，儘管蘇維埃是爭取政權鬥爭的組織，具備極大的優勢，其他的組織形式（工廠工會委員會、職業工會）也可以是起義的基礎。如此一來，在起義的過程中，又或者甚至直到起義成功之後，蘇維埃才會出現，而且已是政權的機關。

從這個角度看來，列寧在七月事件之後發起的對抗蘇維埃組織形式偶像崇拜的鬥爭，具有極大的教育意義。既然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蘇維埃在七月成了公然驅使軍人進攻並且壓迫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勞工群眾的革命運動就必須為自己尋找其他的路線和管道。列寧曾經指定工廠工會委員會作為爭取政權的鬥爭的組織。若不是科爾尼洛夫的起事迫使妥協派蘇維埃轉趨自我防衛，並且透過右翼——也就是布爾什維克——將蘇維埃與大眾連結在一起，給了布爾什維克重新為蘇維埃注入革命生息的機會，運動極有可能會循著這一條路線推進。

如德國不久之前的經驗所示，這個問題有非常大的國際意義。正是在德國，人們好幾次建立起蘇維埃——作為起義機構，卻沒有起義；作為政權機構，卻少了政權。於是，在一九二三年，工廠工會委員會成了組織廣大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的中心，基本上具備了我們的蘇維埃在取得政權的直接鬥爭之前所肩負的全部功能。然而，在八、九月間，某些同志們提出了以下的建議：立刻著手在德國建立蘇維埃。在漫長而激烈的爭論之後，這項提議遭到駁回。這個決定非常正確。既然工廠工會委員會實際上已經是革命群眾集結的中心，蘇維埃在準備階段只會不具内容的平行組織，只會使心思自起義的物質任務（軍隊、警察、武裝部隊、鐵路等等）轉向獨立而自足的組織形式。

另一方面，在起義之前建立與起義的直接任務無關的蘇維埃無異於公然宣告：「我要攻擊你們了！」因為工廠工會委員會已經成為廣大群眾聚集的中心，政府不得不「容忍」這些組織。然而，當局會打擊首先成立的蘇維埃，視之為「圖謀」奪權的正式機構。共產主義者則不得不挺身而出，捍衛蘇維埃。對他們而言，蘇維埃是純粹的組織事業。於是，決戰將不會以取得或保衛物質單位為目的，也不會在我們選擇的時刻——當群眾運動的條件催生起義時——發生。不，爭端會是組織形式、蘇維埃的「旗幟」，戰鬥將會在敵人選擇並強迫我們接受的時刻爆發。與此同時，顯而易見的是，工廠工會委員會已經成為群眾組織，持續茁壯、鞏固，而且能夠為黨保留操作起義時間的自由。

這樣的組織形式可以非常成功地指揮起義的一切準備工作。可想而知，在一定的階段，蘇維埃必須出現。令人懷疑的是，在上述的條件之下，蘇維埃能否在戰火中出現，成為起義的直接機構。畢竟，如此一來，恐怕會在最緊要的關頭建立兩個革命的中心。英國俗諺說，勿在越渡急流時換乘馬匹。取得勝利之後，蘇維埃很可能會在國內各個重要的據點建立起來。無論如何，建立蘇維埃作為政權機關，是起義成功的必然結果。

別忘了，我們的蘇維埃早在革命的「民主」階段便已經成立，並在同一個時期大致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後來由我們繼承、利用。在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中，這樣的情況不會再次出現。在那裡，蘇維埃大都會在共產主義者的號召之下建立，因此成為無產階級起義的直接機構。當然，以下的情況也不無可能：在無產階級有能力取得政權之前，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已經瓦解得相當嚴重。建立蘇維埃成為準備起義的公開機構的條件於是成立。但這樣的情形不大可能成為通則。

最有機會出現的狀況是，直到最後幾天，蘇維埃才得以建立，成為起義群眾的直接機構。最後，蘇維埃很有可能在起義的轉折之後，又或者在其完畢之時，才終於出現，成了新政權的機關。必須將以上所有的可能都列入考量，才不會陷入盲目的組織崇拜，才不會使蘇維埃——本來應該是靈活而且具有生命的鬥爭形式——變成由外界介入運動、毀壞其正確發展的組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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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我們的報刊上出現了這樣的討論。意思大致上是，他們說，我們不知道英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會循著何種途徑進行：透過共產黨還是職業工會。這樣提出問題是在賣弄虛假的大歷史角度，抹殺了近年來的重要教訓，大錯特錯而且非常危險。如果在戰爭結束之際，並未出現成功的革命，那正是因為缺少了黨。以上結論適用於整個歐洲。從各國革命運動的命運可以更加具體地觀察這個現象。

就德國而言，情況非常清楚：假如具備適當的黨的領導，德國革命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皆有可能成功。一九一七年，我們在芬蘭的例子中也看到相同的情形：當地的革命運動在絕佳的狀況下發展，得到革命中的俄羅斯的掩護和直接的軍事支援。但是，芬蘭的黨內大多數的領導者皆是社會民主派人士，他們斷送了革命。匈牙利的經驗也是相當明白的教訓。在那裡，共產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左派並未爭取政權，而是自飽受驚嚇的資產階級手中得到了政權。成功了的匈牙利革命——沒有戰鬥，也沒有勝利——在起步之初便缺少戰鬥上的領導。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融合在一起，由此可見，儘管匈牙利無產階級具有相當堅強的戰鬥精神，但這個共產黨其實並非共產黨，也就沒有能力掌握如此輕易取得的政權。不論是少了黨、自外於黨、繞過黨，還是透過黨的替代品，無產階級革命皆不可能成功。這便是近十年來的重要教訓。

沒錯，英國的職業工會可以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強而有力的槓桿；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在一定的時間之內，這些工會甚至能代替勞工的蘇維埃。然而，只有當共產主義的影響力在工會中成為關鍵，工會才能扮演這樣的角色；工會不能將共產黨排除在外，更不能與之對立。為了這個結論——關於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角色和意義——我們付出了太昂貴的代價。因此，不能如此輕易地放棄這個結論，也不該低估其重要性。

自覺、預先的考量、計畫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遠比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應該扮演而且已經扮演的角色要小得多。資產階級革命的推動力量也是群眾，但與今日相比，組織性和自覺都要弱上許多。領導的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的各個黨派手中，而資產階級基本上支配了財富、教育和與這些優勢相關的組織（城市、大學、報刊等等）。官僚君主體制憑藉經驗捍衛自己，一面摸索，一面行動。資產階級找到時機，利用基層的運動，一舉投入自身的社會力量並取得政權。無產階級革命的差異就在於，在革命之中，無產階級不僅是主要的攻擊力量，也是——以其先鋒為代表——領導的力量。

在資產階級革命當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教育水準、市政府和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在無產階級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政黨能夠扮演。敵方的自覺大幅度地提高，無產階級政黨的角色也就更加重要。資產階級在掌權的幾個世紀以來所建立的政治學校要比舊的官僚君主政體的學校高明得多。如果對於無產階級來說，議會政治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革命的預備學校，那麼對資產階級而言，議會政治更是反革命戰略的學校。這個事實便足以說明一切：資產階級透過議會政治培育了社會民主黨，亦即今日捍衛私有財產的主要堡壘。歐洲社會革命的時代，正如其最初的步伐所示，將不僅是激烈、殘酷的鬥爭時代，更會是考量周全、經過精密算計的戰鬥時代——和我們一九一七年的戰鬥相比，其計畫又更縝密得多。

也正因此，我們必須經由完全不同於以往的途徑思考內戰問題，其中也包括武裝起義。我們經常跟著列寧複誦馬克思的話：起義是一門藝術。然而，若未能以近年來累積的豐厚經驗為基礎，研究內戰的藝術的重要元素，藉此補充馬克思的說法，這句話就成了空談。必須開門見山地說：看待武裝起義問題的膚淺態度證明了社會民主傳統的力量尚未被克服。若只看見內戰問題的表面，寄望著在必要的時刻，一切都能自然而然地以某種方法安排妥當，這樣的黨必敗無疑。一定要投入集體的力量，研究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無產階級的戰鬥經驗才行。

上文所提及的一九一七年間黨內集團組織的歷史亦是內戰經驗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在我們看來，這個經驗對共產國際的整體政治也有直接的意義。我們已經提過，並在此再一次強調，絕對不能、不應該將研究黨內的意見分歧視為對曾經施行錯誤政策的同志們的攻擊。然而，另一方面，若只是因為黨內並非所有成員都踏著和無產階級革命一致的步伐，就刪去黨史最重要的一章，也是不被允許的。黨有能力了解、必須了解自己過去的一切，才得以正確地評價，並賦予所有事件適當的地位。革命政黨的傳統並非建立在含糊、迴避之上，而是奠基於批判的清晰、明朗。

歷史賦予了本黨無與倫比的革命優勢。和沙皇政權英勇鬥爭的傳統、與地下狀態關係密切的在革命中自我犧牲的技能和方法、對全人類的革命經驗廣泛的理論思考、和孟什維克主義的對抗、和民粹主義的對抗、和調和主義的對抗、一九○五年的偉大經驗和在反革命年間對此經驗的理論研究、透過一九○五年革命教訓的視角對國際勞工運動的探討——這一切的總和以獨一無二的方式鍛鍊我們的黨，提供了高度的理論洞察力和無可比擬的革命氣魄。然而，即便在這樣的黨內，當決定性行動的時刻來臨，在黨的高層，仍然有一群經驗豐富的革命分子——老布爾什維克——自成一派，猛烈地反對無產階級政變。在革命最為關鍵的階段，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大約一九一八年二月，他們在所有根本的問題上其實都採取了社會民主派的立場。

為了保護黨和革命，避免由此情況衍生的嚴重混亂，列寧在黨內極其特殊、且在當時就已經無人能比的影響力不可或缺。如果希望其他國家的共產政黨能從我們身上學到任何教訓，無論如何都不能忘記這一點。對西歐的各個政黨來說，選舉領導者的問題極為重要。未能實現的德國「十月」就是再清楚不過的證明。但必須透過革命行動的視角進行這樣的選舉。這些年來，在德國，有相當多在直接鬥爭的時刻審視領導人物的機會。缺少了這項標準，其他的一切都不可靠。

在法國，近年來比較少有革命的震盪，即便是局部的也不多見。但法國的政治生活中依舊有些內戰的火花，黨中央委員會和職業工會的領袖們不得不積極地回應迫切、尖銳的問題（例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的流血集會）。細心地研究這類的危急事件可以提供無可取代的材料，以便評價黨的領導，以及黨個別機關和領導者的作為。忽視這些教訓，不從中取得關於選舉人才的必要結論——就是走向必然的失敗，畢竟少了具有洞察力、堅毅而勇敢的黨的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便不可能勝利。

黨，即便是最具革命精神的黨，不可能避免組織上的保守傾向，否則便會失去必要的穩定性。在這方面，一切都是程度上的差別。對革命政黨來說，些許的保守思想不可或缺，但必須與不因循守舊的全然自由、判定方向的主動態度和行動的無畏精神互相結合。這些特質往往會在歷史道路的轉捩點上面臨最嚴厲的考驗。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聽見，列寧曾經說過，就連最具革命特質的黨，在面臨形勢的劇變和由此衍生的任務改變時，經常會繼續循著昨日的路線前進，因此成為——或恐怕會成為——革命發展的阻礙。

黨的領導機關最能體現其保守傾向和革命的主動性。與此同時，歐洲的共產政黨還未遭遇最急遽的「轉捩點」——自準備工作轉向奪取權力。這是最嚴峻、最迫切、責任最重、最令人生畏的轉變。錯過這個時刻，會是黨所能遭遇的最慘重的失敗。

對照我們自身的經驗，歐洲的經驗——尤其是德國近年來的鬥爭——告訴我們，兩種領袖往往會在黨必須大步躍進時，將黨向後牽制。其中一種領導者在革命的道路上大都看到艱難、阻礙和困擾，在評估每種狀況時，儘管不總是自覺的，但都受到先入為主、迴避行動的意圖所影響。在他們看來，馬克思主義成了論證革命行動之不可能的方法。這個類型最為純正的代表就是俄羅斯的孟什維克，但就其本身而言，並不局限於孟什維克主義，而且會在最為關鍵的時刻突然出現在最具革命精神的政黨中責任重大的職位上。另一種代表的特色則是膚淺的煽動性質。在一頭撞上之前，他們根本不會看見任何的阻礙和困難。當關鍵行動的時刻來臨，他們以巧妙辭令避開真實阻礙的能力，和面對所有問題時極為樂觀的態度（「大海也不過及膝」），必然會轉向完全相反的另一個極端。

在第一種領導者，也就是本性拘泥小事的革命分子看來，奪取政權的困難不過是他在自己的道路上習以為常的一切困難的累積與擴大。對於後者，膚淺的樂觀主義者而言，革命行動的困難總是突然出現。在準備階段，這兩類領導者的行為模式各有不同：一種是懷疑論者，在革命上不能太依賴他；相反地，另一種則可能是瘋狂的革命分子。但在決定性的時刻，這兩種領導者會並肩攜手——反對起義。然而，所有的準備工作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這些工作使黨，尤其領導機構，有能力判定起義的時機並領導起義。畢竟共產黨的任務，就是取得政權以改造社會。

近來，經常有人談到或寫到「布爾什維克化」（большевизация）共產國際之必要。這項任務絕對不容爭論、確定無疑；在保加利亞和德國去年的殘酷教訓之後，這項任務更是顯得格外重要。布爾什維克主義不是一套學說（或說不僅只是學說），而是無產階級政變的革命教育系統。什麼是共產政黨的布爾什維克化？那是教育他們，是在他們之中選拔出領導者。這麼一來，當他們面臨自己的「十月」，才不會因膽怯而退縮。

這就是黑格爾，是書中的智慧，是一切哲學的意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十月的教訓：俄國革命一百週年，不論回顧或前瞻都必須讀的一本書》，網路與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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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譯者：江杰翰

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二月革命，終結了三百零四年的羅曼諾夫王朝，杜馬臨時委員會組成的「臨時政府」正式成立。二月革命是道地的民主革命，政治上它是在兩個民主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發展起來。同年十月，發生了二十世紀最重要、歷史上唯一由工人階級成功推翻臨時政府，奪取國家控制權的一場社會主義革命。這場革命最重要的領導者，除列寧之外便是托洛茨基。十月初他擔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帶領軍隊推翻了臨時政府。

《十月的教訓》寫於一九二四年，十月革命成功後七年。當時革命的熱潮在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保加利亞的起義失敗後逐漸褪色。托洛茨基堅信社會主義不能只在一國建成，要把一國的革命擴展到世界，於是他在《十月的教訓》寫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過程：「這個經驗是對過去偉大而不容質疑、反駁的審視，敞開通往未來的大門。」必須了解自己過去的一切，如此「才得以正確地評價，並賦予所有事件適當的地位。」

革命家托洛茨基親身說法，說明政變的準備工作和政變本身各方面的第一手資料，總結了革命的危機與決勝關鍵。這本篇幅不長的《十月的教訓》，是理解布爾什維克和俄國革命史的精華之作；對今天的勞動階級、社運分子和社會主義者仍是深具啟發的作品。

Photo Credit: 網路與書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