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一百週年:再談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俄國革命一百週年:再談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蘇維埃和黨
Photo Credit: Jorge Láscar@Flickr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經常跟著列寧複誦馬克思的話:起義是一門藝術。然而,若未能以近年來累積的豐厚經驗為基礎,研究內戰的藝術的重要元素,藉此補充馬克思的說法,這句話就成了空談。

沒錯,英國的職業工會可以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強而有力的槓桿;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在一定的時間之內,這些工會甚至能代替勞工的蘇維埃。然而,只有當共產主義的影響力在工會中成為關鍵,工會才能扮演這樣的角色;工會不能將共產黨排除在外,更不能與之對立。為了這個結論——關於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角色和意義——我們付出了太昂貴的代價。因此,不能如此輕易地放棄這個結論,也不該低估其重要性。

自覺、預先的考量、計畫在資產階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遠比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應該扮演而且已經扮演的角色要小得多。資產階級革命的推動力量也是群眾,但與今日相比,組織性和自覺都要弱上許多。領導的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的各個黨派手中,而資產階級基本上支配了財富、教育和與這些優勢相關的組織(城市、大學、報刊等等)。官僚君主體制憑藉經驗捍衛自己,一面摸索,一面行動。資產階級找到時機,利用基層的運動,一舉投入自身的社會力量並取得政權。無產階級革命的差異就在於,在革命之中,無產階級不僅是主要的攻擊力量,也是——以其先鋒為代表——領導的力量。

在資產階級革命當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教育水準、市政府和大學所扮演的角色,在無產階級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政黨能夠扮演。敵方的自覺大幅度地提高,無產階級政黨的角色也就更加重要。資產階級在掌權的幾個世紀以來所建立的政治學校要比舊的官僚君主政體的學校高明得多。如果對於無產階級來說,議會政治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革命的預備學校,那麼對資產階級而言,議會政治更是反革命戰略的學校。這個事實便足以說明一切:資產階級透過議會政治培育了社會民主黨,亦即今日捍衛私有財產的主要堡壘。歐洲社會革命的時代,正如其最初的步伐所示,將不僅是激烈、殘酷的鬥爭時代,更會是考量周全、經過精密算計的戰鬥時代——和我們一九一七年的戰鬥相比,其計畫又更縝密得多。

也正因此,我們必須經由完全不同於以往的途徑思考內戰問題,其中也包括武裝起義。我們經常跟著列寧複誦馬克思的話:起義是一門藝術。然而,若未能以近年來累積的豐厚經驗為基礎,研究內戰的藝術的重要元素,藉此補充馬克思的說法,這句話就成了空談。必須開門見山地說:看待武裝起義問題的膚淺態度證明了社會民主傳統的力量尚未被克服。若只看見內戰問題的表面,寄望著在必要的時刻,一切都能自然而然地以某種方法安排妥當,這樣的黨必敗無疑。一定要投入集體的力量,研究自一九一七年以來無產階級的戰鬥經驗才行。

上文所提及的一九一七年間黨內集團組織的歷史亦是內戰經驗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此外,在我們看來,這個經驗對共產國際的整體政治也有直接的意義。我們已經提過,並在此再一次強調,絕對不能、不應該將研究黨內的意見分歧視為對曾經施行錯誤政策的同志們的攻擊。然而,另一方面,若只是因為黨內並非所有成員都踏著和無產階級革命一致的步伐,就刪去黨史最重要的一章,也是不被允許的。黨有能力了解、必須了解自己過去的一切,才得以正確地評價,並賦予所有事件適當的地位。革命政黨的傳統並非建立在含糊、迴避之上,而是奠基於批判的清晰、明朗。

歷史賦予了本黨無與倫比的革命優勢。和沙皇政權英勇鬥爭的傳統、與地下狀態關係密切的在革命中自我犧牲的技能和方法、對全人類的革命經驗廣泛的理論思考、和孟什維克主義的對抗、和民粹主義的對抗、和調和主義的對抗、一九○五年的偉大經驗和在反革命年間對此經驗的理論研究、透過一九○五年革命教訓的視角對國際勞工運動的探討——這一切的總和以獨一無二的方式鍛鍊我們的黨,提供了高度的理論洞察力和無可比擬的革命氣魄。然而,即便在這樣的黨內,當決定性行動的時刻來臨,在黨的高層,仍然有一群經驗豐富的革命分子——老布爾什維克——自成一派,猛烈地反對無產階級政變。在革命最為關鍵的階段,從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大約一九一八年二月,他們在所有根本的問題上其實都採取了社會民主派的立場。

為了保護黨和革命,避免由此情況衍生的嚴重混亂,列寧在黨內極其特殊、且在當時就已經無人能比的影響力不可或缺。如果希望其他國家的共產政黨能從我們身上學到任何教訓,無論如何都不能忘記這一點。對西歐的各個政黨來說,選舉領導者的問題極為重要。未能實現的德國「十月」就是再清楚不過的證明。但必須透過革命行動的視角進行這樣的選舉。這些年來,在德國,有相當多在直接鬥爭的時刻審視領導人物的機會。缺少了這項標準,其他的一切都不可靠。

在法國,近年來比較少有革命的震盪,即便是局部的也不多見。但法國的政治生活中依舊有些內戰的火花,黨中央委員會和職業工會的領袖們不得不積極地回應迫切、尖銳的問題(例如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一日的流血集會)。細心地研究這類的危急事件可以提供無可取代的材料,以便評價黨的領導,以及黨個別機關和領導者的作為。忽視這些教訓,不從中取得關於選舉人才的必要結論——就是走向必然的失敗,畢竟少了具有洞察力、堅毅而勇敢的黨的領導,無產階級革命便不可能勝利。

黨,即便是最具革命精神的黨,不可能避免組織上的保守傾向,否則便會失去必要的穩定性。在這方面,一切都是程度上的差別。對革命政黨來說,些許的保守思想不可或缺,但必須與不因循守舊的全然自由、判定方向的主動態度和行動的無畏精神互相結合。這些特質往往會在歷史道路的轉捩點上面臨最嚴厲的考驗。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聽見,列寧曾經說過,就連最具革命特質的黨,在面臨形勢的劇變和由此衍生的任務改變時,經常會繼續循著昨日的路線前進,因此成為——或恐怕會成為——革命發展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