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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大學教授啞忍在妓院講課、被丟石、潑尿的日子

那些年:大學教授啞忍在妓院講課、被丟石、潑尿的日子
Photo Credit: Novgorod torg / Wikipedia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你今日怎麼看「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這設問?為什麼大學學院文化對「科學革命」如此重要?作者透過不同歷史與事例加以說明。

沒有良好的背景和土壤,天才、英雄什麼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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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Novgorod torg / Wikipedia

無論在探討國家政治抑或思想發展,我們長年累月深受「強人領袖、偉人救世、天才智者、傑出將領」的故事影響,理解一件歷史上的大事件,往往添加幾分神秘色彩,不知從那裏冒出來的人物,影響了一個時代,推進了一個世紀的歷史。

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經被歷史老師一個誤導的設問苦惱過:歷史的進程,究竟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

小孩子首次聽說上述設問,難以抗拒附帶「不當預設」的一個混合問題,只好依循二選一的套路思考,究竟前者對抑或後者才對?實情,歷史判斷不能只基於空洞的概念推理,只要細心連結更宏濶的歷史畫面(且泛稱「大歷史觀」),便明白英雄與時勢是發展順序的問題:先有「時勢造英雄」,才有「英雄造時勢」,並不必須二選一;猶如演化生物學經常強調環境因素、機率如何影響生物的存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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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ise of Universities Documentary / Youtube截圖

一如回顧歷史上的科學革命,當前人不斷高舉哥白尼、伽利略、培根、克卜勒、牛頓等人如何一次又一次創造科學界奇蹟,促成理論突破,卻忘記了那些成果或成就,是建基於怎樣環境土壤栽種出來——大學學院文化的形成,其重大影響力不亞於11世紀歐洲把古希臘一度斷絕的典藏,重新從阿伯拉文翻譯為拉丁文。

中世紀教會文化興盛,一切人生意義和知識的話語權被宗教組織壟斷,歐洲大致踏入11世紀左右,才陸續出現近代大學的「初型」,主要受益於一些城市的經濟繁榮,增加基本教育的水平,於是促成了地方教育改革,參考「工會組織」組成「自願(學習)協會」,自稱大學。這樣的自組單位,大約二、三百年間,相繼在意大利波隆那(Bologna)、帕多瓦(Padova)、法國巴黎(Paris)、 英國牛津(Oxford)興起,隨後數百年終於滋養出各種重大的科學發現,一處便利有識之士密集學術交流與激盪之處,才是成就科學革命的關鍵。

為何大學教授能夠容忍被學生丟石,甚或潑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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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ise of Universities Documentary / Youtube截圖

既然如此,在那段大學學院仍在自願組織和未成氣候的歲月,許多今日看來怪誕離奇的事,那些年的師生或許見慣不怪,誠如雷納.曼羅迪諾(Leonard Mlodinow)為我們整理的歷程:

「當時的教授往往沒有專屬的教室,所以常被迫到租用的私宅、教會、甚至妓院裡上課。更糟的是,教授通常是由學生直接付費,學生可以聘請及開除教授。波隆那大學還有一種如今看起來詭異的做法:

教授若是無故缺席或遲到,或是不回答難題,學生可以對教授罰款。如果上課過於枯燥,或是進行得太慢太快,學生會奚落老師,吵鬧抗議。在萊比錫,學生誇張的行徑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科學家可以忍受學生奚落之類的嘔事,或許連偶爾被潑尿也可忍氣吞聲,但他們受不了毫無學術研討會,那對他們來說實在太難以想像了。」

大概,不同時空的文化與價值,彷若分裂的兩個宇宙,相對當代任職大學教授的學者,在今天倒過來寧願缺少交流的機會,也不願意受盡學生的不同羞辱,有點難以置信的是,時間到了15世紀中葉,德國才深感大學潑尿、丟石的文化不可持續下去,決定要求大學「以校規明文禁止學生對教授丟石」。

而我們歌頌偉大的科學家牛頓,他出生的時候已是17世紀的英國,那時歐洲的大學學院文化、互相交流思考、進行學術激盪的風氣,終成氣候,建立應有的秩序了。你可以好奇設想,牛頓若天天被學生丟石甚或潑尿,乃至嫌他講課太沉悶而開除他,物理學史的進程將會如何?

哦?跟賭局有關?多年來不是說牛頓因「蘋果跌下」悟出萬有引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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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Oxford University Youtube截圖

當然,也許你仍會嘗試駁斥,記起多年前小學或中學教師,在課堂上標榜天才橫溢的牛頓,因為一次坐在蘋果樹下,被跌下來的蘋果赫然領悟出萬有引力理論,其趣味似佛祖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悟道」般神奇。然後,你用這個故事來反駁,「可能」天才牛頓即使生於11、12世紀,根本不用忍辱到大學交流,只要多在蘋果樹下逛逛,總有一天物理靈感會突然冒出來。可惜,這是學校教師另一誤導學生的說教,曾有朋友跟筆者說,他到最近還以為這個故事是真的。

事實上,是英國皇家學院的會議和交流文化,一場學人之間偶爾的「賭局」,激發牛頓仔細研究「引力的反平方定律」(〈論文體的軌道運動〉(De Motu Corporum in Gyrum))。事緣在1684年,愛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跟兩位同事推測,克卜勒未詳細說明行星運動的軌道,把距離與施力的計算證明出來,他們相信應該有辦法可以證明。當時,虎克(Robert Hooke)聲言能夠證明行星軌道背後的定律,於是一位建築師克里斯多佛.雷恩(Christopher Wren)設立獎金跟他打賭,要是虎克真能證出來,就立即給他獎金。

虎克聽後便稱即使有了答案,暫時不想揭露出來,好讓大家先試解一次,多從失敗的教訓明白他能夠作出證明,是多麼艱難的事。事情這樣一拖便相隔七個月,哈雷既然未知答案,去了探訪牛頓。牛頓知道整件事之後,也揚言能夠證明出來,更做些小動作找找之前計算的紙本在那裏,「碰巧」找不到,說找到之後會寄給哈雷看。

雖然牛頓跟虎克都有點裝模作樣,然而牛頓耍了哈雷之後認真起來,拆解期間遇上一些錯誤未有放棄,在年底終於寫上九頁「引力的反平方定律」證明,寄給哈雷。這九頁紙才是真正、全面觸發牛頓深思天體、萬物(地球)運動與力學定律的原理,得以數年後不斷修訂、增補革命性著作《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原理》的發現相比此前十多廿年的零碎研究,如脫胎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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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ww.phys.uu.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