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拚經濟的意識形態氾濫下，往往要到老屋化為磚瓦，才會發現深具價值的文化內涵不是蓋商場大樓拚得出來的。文化、美學與歷史價值才是城市發展最具價值的根本，而唯有透過群眾的關注，才能改變政策方向、保留老屋並延續其歷史。
台北市在柯文哲市長上任後，最盛大的文資大事，就是北門的重見天日。北市府花費2.8億拆除忠孝橋，讓被高架橋包圍40年的北門再現風華。但這並未讓關心文資保存的市民鬆口氣，在北門廣場完工時，其餘的老屋卻陷入困境之中。
為了完成北門廣場，三井倉庫被迫搬移，破壞了北門歷史地景的完整性；期盼多年終於重組的新北投車站，卻未依照原始工法與設計，粗糙重組被批為樣品屋。更多被遺棄的老屋，依然得不到關注逐漸凋零。
如果讀者不是「文化恐怖份子」，恐怕很難搞懂，到底文化資產保存現在是怎麼一回事？
老屋命運大不同：指定古蹟之前的「烤」驗
所謂文化資產，可不是任何老房子都算，須具備歷史、藝術與文化價值，經過政府登錄方能成為文化資產。回顧台灣歷史，最早於日本時代有《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來指定並保存文資，如台北城門、熱蘭遮城等建物，以及自然景觀如紅樹林、寬尾鳳蝶等。後中華民國於1982年通過了《文化資產保存法》，確立了戰後對歷史文物的保護、獎勵與懲罰相關法令。
雖有法條，但實際上文資保存還是遭遇到相當大的威脅。在戰後，中華民國來台初期，大多數的建築的移交並未清楚記載，在幾經轉手後，因為不符使用需求而陸續被拆除改建，許多珍貴的歷史建築因此消失。而後來出現的都市更新計畫，加速老屋的拆除，原本為了提升市容的計畫，卻意外的成了抹除歷史記憶的幫兇。
文資法的設立，其初衷是透過公權力來保護文資。但普遍民眾未必能了解文資保存的意義，因此發生過屋主或建商，怕政府突然說房子是古蹟不能改建，便趁著月黑風高的時候「不小心」拆掉了，或發生台灣特有的「自燃」現象，老屋就連文資身分都得不到就熱烈消失了。
文資法修法後，政府卻更「懶爛」了
鑒於前述的問題，加上文資法立法已數十年，法令早已不敷使用。2016年立院通過文資法修正案，大幅修訂法案內容，如放寬提報文資條件、提高毀損罰則等等。然而，修法並沒有讓文資更安全，有關單位對文資指定反而更加消極。近期引起爭議的陳茂通宅與俞大維故居都更案，就是個令人沮喪的案例。
陳茂通宅又稱紅葉園，是位於台北市三橋町的住宅，屋主陳茂通是日本時代仕紳，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其宅為台灣少見的Art Deco風格建築，舉凡窗框、門柱、磁磚，採用當時最新工藝與設計。落成時邀請台北市長、富商辜顯榮等人名流參訪，連日本官方發行的地圖，都將紅葉園作為名所標記出來，極具藝術與歷史價值。
俞大維故居則為帝大官舍，後作為國防部長俞大維的宿舍。俞大維就任國防部長時，經歷了大陳島撤退、八二三炮戰等重大事件，任內積極建設國軍，對穩定台海情勢有所貢獻。其弟俞大綱也在宿舍舉辦文化沙龍，廣邀文化人士交流，雲門舞集的起源也跟這棟建築有所關聯。
兩棟極具歷史價值的老屋，卻被北市府給踐踏。面對豐富的史料，陳茂通宅卻被以「都更已開始不便停止」、「建築粗製濫造」等理由否決其文資身分；俞大維故居不提報市定古蹟，卻違反文資法越級提報國定古蹟，將老屋當球踢。市府對文資保存竟如此消極，文資審議甚至傾向於都更，忽視史料做出荒謬的決議。時代進步，老屋連自燃都免了，直接被抹除文資價值，歷史記憶合法被拆除！
文化資產的保存，並非經濟利益可衡量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建造許多和洋建築，但隨著工業化發展面臨拆除危機。當時關切此議題的人，聚集起來成立財團法人，將老建築集中起來重建，建立了「明治村」這樣的地方。現在只要前往這裡，就可以欣賞到明治、大正到昭和時代的歷史建築，老屋的歷史得以延續，城市建設工作也順利發展。
明治村的例子依靠的不只是政府的法令、建商的良心或屋主的意志，而是所有關懷歷史與文化的公民，集眾人之力所達成的創舉。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歷史保存有時不能兩者兼顧。在拚經濟的意識形態氾濫下，往往要到老屋化為磚瓦，才會發現深具價值的文化內涵不是蓋商場大樓拚得出來的。文化、美學與歷史價值才是城市發展最具價值的根本，而唯有透過群眾的關注，才能改變政策方向、保留老屋並延續其歷史。
下次當你經過一棟老屋時，不妨停下腳步欣賞他的美、閱讀他的故事、感受台灣這塊土地上無價的珍寶。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