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穿越福爾摩沙》:英國作家參觀總督府與日治下的台北城

《1921穿越福爾摩沙》:英國作家參觀總督府與日治下的台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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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福爾摩沙是日本心愛的小母羊。多年來,日本人夢寐以求一塊屬於自己的殖民地,就像膝下猶虛的女人渴望生子般。當她終於有了殖民地,便不惜一切地溺愛,無論花費再高都要把殖民地建設成該有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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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歐文・魯特(Edward Owen Rutter)

總督府

隔天早上,我們發現外事課為我們安排了一整天令人望之生畏的行程。我花了好幾個小時漫無止盡地遞出名片,並拜會多位官員。他們每個人都遵照禮儀請我喝茶;如果他們招待我的是威士忌蘇打,我不知會是什麼下場,我一想到便忍不住打顫。

台北的總督府中樞座落於一幢美輪美奐的大廈,以大理石裝飾得富麗堂皇,造價約三十萬英鎊。越村帶我們登上總督府樓頂的一座小尖塔看風景。在我們看來,這座塔特地裝設的電梯,除了可讓觀光客少走幾階樓梯,別無其他用途,實在是太過鋪張(卻又十分典型)的裝置。我們在居高臨下飽覽台北城全景,並由越村長次(時任總督府外事課通譯)殷勤地指出重要建築及風景名勝的位置後才下樓,一走出電梯,就發現有個身穿長外衣、頭戴大禮帽的人出現在我們面前。那就像是在龐德街上遇見一個身穿和服的人般出人意表。事實上,這是我在蘇伊士運河以東遇見過的唯一一個「上流人物」,我們後來得知,這份殊榮歸於美國領事,他也是我們登上福爾摩沙島後所遇見的第一個白人。

福爾摩沙的外國白人社群很小,除了傳教士和英國領事,幾乎全都集中在台北。其中的成員除了美國領事,還有英美兩國各三家茶葉出口商的代表、英、美各一家一般進出口商的代表,以及英、美各一家石油公司的代表;此外還有兩位日本人學校的英語教師。台北有一個會員將近二十名的外國人俱樂部,但在冬天人數很少,因為茶商都離開了。

當我們抵達台北時,台灣總督田健治郎男爵(Baron Denn)[1] 正在日本,不過,越村還是帶我們去拜會他的左右手——總務長官 [2];但總務長官那時也不在台北,他正陪同台灣軍司令官進行視察。

台灣總督由日本天皇親自任命,被賦予了治理福爾摩沙的權責,後者並受到總理大臣監督。近年來,總督的權力受到大幅限縮。過去總督一職只有海軍或陸軍大將才能擔任,如今文官也能出任總督。只要是由文官出任總督,他就不被賦予台灣軍的最高指揮權,而唯有在必須維持治安的情況下,才有權請求軍司令官動用武力。經由帝國敕令規定,在日本施行的法令現在全部或部分適用於福爾摩沙,除緊急狀況之外,總督也不得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律令,即使在緊急狀況下發布的一切律令也須奏請帝國敕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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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於台北的台灣總督府,下:總督官邸。

儘管總督官邸或許並不如傳說中富麗堂皇,它仍是座氣派十足的公館。竹越先生對於總督官邸的興建有段耐人尋味的評價:

「興建官邸的花費起初雖然引起不少非議,但在我看來這項政策卻值得稱許。因為支那人 [3],即我等所統治的台灣人,是物質至上的民族,除了黃金、武力、儀文、大宅無所尊崇。唐代詩人曾詠道:『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為了建立我等威信、打破土人的戀舊懷古之情並一掃市街舊態,就得興建宏偉的官邸,以示千秋萬世統治之意。」[4]

儘管日本人就連所謂的「最高領導層」都過著簡單的生活,他們對自己前來統治的當地民族心理卻瞭若指掌。或許更恰當的說法是,他們深諳人性心理學。過去德國對於駐外代表官邸興建、生活環境整理,乃至「雄壯的武力展演」和「盛大的儀典」所費不貲,對她的外交成就無疑貢獻卓著;反觀我們自己的駐外代表——特別是領事——在外國的使館有時竟如此寒酸,不免讓人想改編中國唐代詩人的詞句並詠道:「不為使節備美宅,外人安知吾皇尊!」

另一方面,福爾摩沙島民的政治處境則仍須改進。雖然日本人宣稱將福爾摩沙視為「內地」的延長,但在帝國議會裡既不讓島民選出自己的代表,也不在福爾摩沙設立任何地方議會,讓福爾摩沙人發抒己見。自1920年起,台灣總督府評議會改由官員和非官員共同組成,儘管後者包含一些福爾摩沙島民,但評議會純屬諮詢機構,僅能對總督特別提交諮詢的事項表示意見。

有一群福爾摩沙人近來極力鼓吹設置殖民地的自治議會,但他們向帝國議會提交的請願書不出所料地遭到否決。福爾摩沙的日本統治當局似乎對這樣的處置不太滿意,於是以各種手段要這些提交請願書的人士為自己的莽撞付出代價——包括將下級官員予以免職或逼迫辭職、剝奪仕紳的特權,或是在財務上施加壓力。雖說這樣的手段在盎格魯薩克遜人看來十分令人反感,但相較於我國某些政治人物對印度煽動人士和愛爾蘭武裝暴徒的過度寬容,卻又形成強烈對比。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福爾摩沙島民即使成為官員,也只能出任從屬與次要的職位。可見日本人無意培育島民出任要職,他們認為安全和效率有賴於將一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這卻不足以造福與滿足被統治者,就連在受到精心控制的地方報刊上,被統治者都無法暢所欲言。據說,想要了解福爾摩沙的真實現況,唯一的方法是訂閱日本發行的報紙,因為新聞自由在日本所受到的限制較少。

台灣總督府的所在地台北約有173,000人口。在1922年市區合併,街道全面改用日本名稱之前,台北可分為大稻埕、艋舺、城內三區。沿著淡水河岸展開的大稻埕是茶葉市場和外商洋行的所在地,居民幾乎全是福爾摩沙人。南方的艋舺是全市最古老的地區,居民同樣以中國人和福爾摩沙人為主,既是住宅區也是商業區。城內是最繁榮的現代化地區,台灣總督府、日本銀行和商號、醫院、旅館,還有日本人的私人住宅都座落於此。

報社印刷廠及其他景點

越村催促我們乘坐人力車趕到城內附近,深怕我們錯過了在他心目中的必看景點。我們參觀了總督府博物館,那兒收藏了許多精美的原住民武器、器皿及美術工藝品,博物館主事森丑之助先生 [5] 則是研究原住民的權威。館內還有許多展品來自日本人所謂的南洋群島,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東印度和馬來亞。當越村首次跟我提到他曾被官方派往南洋群島考察時,我問他對薩摩亞有何印象,那時我才察覺他指的是爪哇和蘇門答臘。

在我特別請求下,我們來到台北最大報刊《台灣日日新報》的印刷廠,該報和島上其他報刊一樣以日文印行,並全由人工排版。我們得到以下結論:得跟幾千個象形文字打交道的日文排字工人肯定命運悲慘,而日文校對人員則更加苦命。

日本人不太可能拋棄自己的文字體系,改用西方國家更簡便的羅馬字母,但也不可否認,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守舊,使得日本帝國的現代教育推行起來更不容易。一個日本人需要八年左右才能學會流利地讀寫自己的語言,儘管他克服這項難關並完成隨之而來的其他課題足以證明自己刻苦耐勞,但外國人看來不免覺得,用在學習辨識手寫或印刷字母所花費的時間,倒不如花在其他方面上。在與西方學生的競爭上,日本人因此落後了八年。

離開印刷廠之後,我們又參觀了總督府研究所和總督府醫院,兩者都是配備現代化設施的精巧建築。醫院裡的日本護士穿著白色制服十分迷人。我們還在手術室看見一項絕非仿效西方的事物:手術室的外牆頂端裝有玻璃窗,而當外科醫生進行手術時,病患家屬可從玻璃窗觀看他們不幸的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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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北街頭,下:總督府博物館。

雖然台北的建築雄偉——加上越村先前對我們保證過,但台北的商店卻令我們大失所望。沒有任何值得購買的商品,也就是說,沒有一件東西能讓區區一個外國人感興趣。我們連一支巧克力棒都找不到。儘管專賣局有販售進口的外國香菸,但我們卻只找到福爾摩沙產的香菸,它們口味太清淡、抽起來不過癮。一想到在日本有多少商店針對歐洲人和美國人的需求而設立,機巧地投合了他們對古玩、絲綢、鑲嵌工藝的愛好,由福爾摩沙缺少足以吸引觀光客駐足的商店可知,前來島上的觀光客有多麼稀少。當我告訴越村,台北的商店不符合他先前給我們的期待,他只是別過頭說道:「我想,你最好還是等到了東京再說。」

儘管台北的商店通常規模很小,但她的規劃格局無疑比日本帝國其他任何一個城市更加完善,有寬敞的街道、廣大的公園,以及不遜於世界上任何一個首都的公共建築。日本人來到福爾摩沙之前,台北不比一座髒亂的中國村莊要好多少,如今卻成了繁華的都市。就城市人口數而言,台北的人口不算多,但她的建設卻充滿對未來的展望她在城市改造上花費了數百萬日圓,並沒有因經費拮据而蓋出因陋就簡的建築——官方決定以宏大的規模發展福爾摩沙,首府當然也得跟上全島發展的步調。

台北可說是殖民地城市應有風貌的楷模。日本人十分注重國家聲譽藉由創造一個與福爾摩沙島相匹配的首府,他們已經向世人昭告,正力圖以一切可能方式扶植這片土地。

開發與建設

總體來說,福爾摩沙島的開發如今多半已大功告成。實際上,日本人在這二十八年中創造了奇蹟。我懷疑世上有沒有其他大小相仿的殖民地能在如此短期間內脫胎換骨。日本人並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是在前人的基礎上締造出這個島嶼的繁榮。他們所擁有的只是島上豐饒的自然資源,除了偶有中國人試圖染指之外,這些資源數百年來都未充分開發。

日本人從中國人手上接管福爾摩沙時,島上的文明機構屈指可數;政府腐敗又動盪不安,島民生命財產缺乏保障,鄉間更有盜匪四出劫掠;就算有現代建築也寥寥無幾。城鎮中的衛生條件充滿了中國特色,髒亂嚴重惡名昭彰,但他們卻又自甘與髒亂為伍;疾病十分常見,而且島上沒有醫院(除了外國傳教士設立的醫院),只有一般的中國走方郎中,人口成長與繁榮因此受限;教育情況也同樣粗陋。

島上的陸路交通只有粗製濫造的62英里鐵道,此外就只有在陰雨時便通行不順的泥土路;島上的港口不曾以人工改良,貿易因而遭受損害。農產、礦藏及森林資源都未曾運用現代機器以科學方法開發,大片肥沃的土地仍未耕種,東部的山嶺絕大部分仍是未知領域,未開化部族定居其間,他們在無盡的暴政凌虐之下變得排外,因此無人願意冒險靠近,更別提試圖讓他們接受政府管轄。

以上就是這座島經過中國統治兩世紀後,在日本人到來之時的情況。新來的日本人立即面臨一項難題,比起他們接管一片完全由原住民聚居的土地更難:他們在四面八方都遭到守舊的中國裔福爾摩沙居民的頑強抵抗,起先是積極的武裝抗爭,隨後則是消極抵抗。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獲得兩項重要奧援。其一是勤奮的廣大農業人口,農民一旦被說服接受有利於他們的改革措施,就會成為開拓島嶼不可或缺的助力。

其二則是,福爾摩沙是日本心愛的小母羊。多年來,日本人夢寐以求一塊屬於自己的殖民地,就像膝下猶虛的女人渴望生子般。當她終於有了殖民地,便不惜一切地溺愛,無論花費再高都要把殖民地建設成該有的模樣。做為日本的第一個孩子,福爾摩沙獲得了一切所需的教養,它如果只是大家庭(像大英帝國這樣)的一員,恐怕就被任由自生自滅了。

日本人從一開始就對福爾摩沙的發展潛力瞭若指掌;實際上,可以確信的是,他們在取得福爾摩沙的許多年前就已清楚瞭解。他們從一開始就志在進步,而且即知即行:一旦暴起暴落的民主國瓦解、盜匪被肅清、鄉間(除「蕃地」外的全部地區)獲得綏靖,即按照日本帝國的政府組織編制島上的民政機構。設立法院,不但罪犯從此受到有效制裁、個人的冤屈獲得救濟,同時建造了現代化的監獄。建立警察制度,派出所遍及全島各地。

公共建築興建完成,並採取措施改善城鎮的街道及衛生條件,甚至耗資五萬英鎊設立醫院。修築自來水廠、抽水井和蓄水池。同時對霍亂、天花等疫病也加以防治,不讓它們擴散,如今再也沒有像以前那樣如野火般蔓延全島的病害威脅。無疑地,日本人促成了島上人口的增長,從1896年的250萬到今天的325萬。當然,增加的這些人口很大一部分來自移民。同時,死亡率也大幅降低,儘管瘧疾仍然盛行,但隨著城鎮周邊的濕地逐漸被抽乾,情況可望持續改善。

在日本統治下,島民的生命財產都得到了保障,勞動階級的經濟地位也不再那麼困苦,生活隨著開發不斷進步,薪資也不斷提高,如今他們的收入已是中國統治時期的兩到三倍;不僅如此,隨著薪資提升,農民也發現他們的作物能夠賣得近兩倍的價錢。與其說是人為操作導致物價飆漲,倒不如說是社會各階層生活水準的自然提升使然。

教育問題也受到用心關照,成效如前文所述,人們也逐漸從中獲得極大助益。日本人開始通盤研究通訊問題,並建立一套電報系統;目前全島的電報線路長度超過3,000英里,各大城鎮皆能以電話聯絡,基隆和日本之間也有無線電通訊(目前也正研議在台北總督府的中央高塔新設無線電)。此外,日本人也大力推動鐵路修建及更不可或缺的道路修築。不得不承認,日本人不擅長築路,我在日本行經的道路多半路況很差,好一點的頂多差強人意;但就算是差強人意的碎石子路,也比泥土路或完全沒路來得好。福爾摩沙早期的築路工作多半由軍方完成,通常在新平定殖民地的情況都是如此。

據說,目前福爾摩沙已有6,000英里長的公共道路,築路費用部份是由當地居民透過繳納實物的地方稅支付,但出了大城市之後路況就不甚理想。政府正研議一條由北而南、縱貫全島的主要幹道,基隆和台北之間則已動工修築一條平坦的道路,但目前台北卻沒有一座跨越淡水河的橋。許多年前曾經有一座,但被沖毀之後始終未曾重建。至今仍無路可通的山區,則透過在輕便鐵道上往來的「台車」向外界開放。

為確保海上交通服務的充分發展,總督府也投入大量資金改建現有港口,好讓大型遠洋輪船靠泊;總督府並補助了兩家日本最大的船公司——日本郵船會社和大阪商船會社,讓它們經營往返福爾摩沙與日本、中國和東印度間的定期航線。目前福爾摩沙在這方面可說四通八達:每月有十二班舒適的日本郵船和大阪商船客輪從神戶開往基隆;每月大阪商船自神戶經香港開往爪哇的航線也都會停靠基隆和高雄;基隆到上海每十天有一班船,基隆到香港則是每週一班,還有一班船每隔兩週從高雄開往廣州。本地的海運服務也持續連結著東海岸的港口、澎湖群島、琉球群島及其他離島。

日本人也竭盡所能開採島上的天然財富。時日推移下,鹽、樟腦、菸草事業都由總督府接手,成為國家專賣事業。當局不僅扶植農業,更提出獎勵辦法促進新地開墾。此前幾乎未受利用的木材資源得到經營,採礦事業也受到了關注。

註解

[1] 譯註:1855-1930,日本第八任台灣總督,也是首任文官總督。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早年擔任警務官僚,後入閣成為交通部門官員,歷任眾議院議員、貴族院議員、遞信大臣;台灣總督任內以「內地延長主義」及同化政策為治理方針,重要成果包括改革地方行政(五州二廳制)、獎勵日台共學及通婚、興建嘉南大圳等。返日後曾任農商務大臣兼司法大臣。他以漢文書寫的日記是日本近代政治史重要史料,台灣總督任內(1919-1923年)的日記已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出版,並建置數位資料庫。

[2] 譯註:原稱民政長官,1919年之後改稱總務長官,是台灣總督府政務的實際執行官僚,可說是總督的左右手。時任總務長官是下村宏(1875-1957),以幹練及開明著稱,任內廢除多項陋規而受到好評;日後曾任朝日新聞社副社長、貴族院議員,太平洋戰爭結束前出任國務大臣兼情報局總裁,不顧軍部阻撓,負責錄製昭和天皇向盟軍無條件投降的終戰詔書(玉音放送)並送往全國各地播放,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得以結束。

[3] 譯者按: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頁45,原文用詞如此。為尊重史料原貌而不予更動,絕非對中國人民有所歧視,敬請讀者諒察。

[4] Japanese Rule in Formosa, p.16。譯者按:原引文參看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頁44-45,文意與作者引述的英譯本略有不同。日文原著所稱「支那人」即為台灣人,英譯本引文則將中國人(Chinese)和福爾摩沙人(Formosan)並列為主詞。

[5] 譯註:1877-1926,日本人類學家,日本取得台灣之初即以陸軍通譯身分來台,多次走遍全島,探訪各地部落,實地研究台灣原住民,蒐集的資料涵蓋歷史學、人類學、植物學、民俗學、考古學、地理學等領域,被譽為「台灣蕃界調查第一人」。此時在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附屬博物館擔任主事。1926年7月乘船返回日本時失蹤,官方判定為投海自殺。

相關書摘 ▶《1921穿越福爾摩沙》推薦序:閱讀魯特台灣遊記的五種方法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1921穿越福爾摩沙:一位英國作家的台灣旅行》,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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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文・魯特(Edward Owen Rutter)
譯者:蔡耀緯

1921年4月,英國旅行家魯特夫婦橫越太平洋和大西洋,返國途中,他們從南到北穿越台灣(西方人稱為福爾摩沙)。由於當時英國接納日本移民前往北婆羅洲開墾,魯特得以透過殖民地官員友人的介紹,成為台灣總督府的貴賓,在總督府官員的隨行下遊覽日本的島嶼殖民地。

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日本統治台灣即將屆滿三十年,進入文官總督時期,實施內地延長主義。然而,民族自決風潮已至,台灣人的議會請願運動方興未艾;戰勝國日本雖取得世界強國的資格,但日本移民卻繼華人之後成為「黃禍」而遭到歐美排斥,且與英國的同盟關係進入尾聲,菸毒輸入中國的問題也備受質疑。在這隱隱不安的戰間期開端,台灣總督府為魯特呈現的是一幕幕產業與建設突飛猛進、朝氣蓬勃的景象。

曾經擔任英屬北婆羅洲殖民地官員的魯特,卻在讚賞進步發達之餘,憑著自身的東方知識和經驗、對於台灣歷史的廣泛閱讀,以及不受官方行程拘束的觀察力,敏銳察覺到日本殖民統治光鮮亮麗的背後眾多扞格不入、困窘挫敗之處,尤其是日本對台灣原住民理蕃政策的缺失,他都在書中一一針砭並給予建議。

西方老牌殖民帝國管理者與考察者的目光,來到了東方新興強權苦心經營的模範殖民地,雙方在美麗之島交會,究竟擦出了怎樣的火花?又是怎樣的洞察,得以穿透展示櫥窗,為1920年代的東亞島嶼留下繁麗而生動有趣的畫像?在近一個世紀後重讀這本遊記,縱使物換星移,仍宛如親臨現場般令人回味無窮。

1921穿越
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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