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不列顛血脈仍在當代城市紋理中迴盪

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不列顛血脈仍在當代城市紋理中迴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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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消逝中的殖民遺產走向崛起中國家的強大衝擊,這對過去的不列顛帝國城市來說並不容易。本書的其中一曲弦外之音,就是要呈現這段不平靜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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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斯坦・杭特(Tristram Hunt)

說起來,透過城市史來追尋帝國的故事,是種顯而易見的做法。殖民活動一開始或許是種田野間的追求,多半涉及到從異國土地上獲取礦藏或農產,但若缺乏將財富運回本國的城市基礎建設,殖民行動也發展不起來。一開始,這代表要建立口岸——例如為糖產而建的橋鎮,為漁業而生的波士頓,或是為金礦而蓋的墨爾本;接下來則是從造船業到金融服務業、食品業、娛樂業與零售業等圍繞這些口岸出現、更為複雜的經濟活動。最早的市政目標紛紛隨著這些早期的拓殖地出爐。在十六世紀作開路先鋒的阿爾斯特各個種植園間,是有個要建設新都——伊莉莎貝莎(Elizabetha)的計畫。

無獨有偶,一六一九年時倡議在維吉尼亞開闢柏克萊種植園(Berkeley Plantation)的發起人們,委託他們的代表約翰.伍德利夫(John Woodleefe)船長「設立、建造一處名為巴克利(Barkley)的城鎮,讓我們的人手與各色其他居民在裡面定居、耕種,我們希望能以此榮耀大能的神、拓展基督宗教,鞏固當地的種植園整體並獲利,促進吾輩獨享的福祉與利益,不分主人與奴僕」。這兩座計畫中的城市都沒有開花結果。但對於具備極大商業與戰略價值的殖民地,中央政府的確迅速提高撥給城市的經費,以支應建設軍營、敬拜場所,扶植產業與供應殖民者生活上衣裝所需的開銷。書中的十座城市裡,有九座是以港口經濟體展開其輝煌生命的。

這些城市裡的大多數同樣為殖民城市獨有的特色提供證明——城市史學家安東尼.D.金恩(Anthony D. King)第一個列出這些特色:權力主要掌握在非本地出身的少數人手上;這群少數份子擁有相對優越的技術、軍事與組織力量;主要由歐裔基督徒組成的移民與佔多數的本地人之間存在種族、文化與宗教上的差異。就這些條件來看,不列顛的日耳曼、西班牙或法蘭西對手,也都有一段跟不列顛帝國城市史旗鼓相當的故事,其中最常拿來對比的就是法國——像是本地治里(Pondicherry)、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或西貢的開發,同樣能為法蘭西帝國發展帶來相當的洞見。當然,每一個殖民強權的推動力都不盡相同,而在上述城市的都市計畫與建築上,也更有意識地刻畫著法國整體的「教化使命」特色。

但是,無論是香港或孟買,甚或是上海或杜拜(兩座並未納入本研究的城市),不列顛帝國都市如今在世界事務上扮演的角色,顯然都比其他曾經的歐洲強權都市來得顯著。在不列顛帝國主導權的巔峰期——亦即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早期,帝國的經濟與文化推動力就是一連串主要的殖民地城市——如孟買、新加坡與墨爾本。無論是汽船與電報網的誕生、蘇伊士運河開鑿與航運量的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全球貿易的加速發展,還是這些城市作為貨物集散地與出口中心的身分,都為這些城市在帝國階級體系中帶來強而有力的半自治位階,成為全球性成長的動力。來自倫敦、巴黎與柏林金融機構的資金投入重大基礎建設計畫——碼頭、鐵路、電車,或者用於開闢殖民地的內陸地區。

來到兩百年之後的今天,這個世界正見證著全球城市國家的復興。如今不僅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數人住在城市地區(非洲、中國與印度各地的城市都有數百萬人之譜,都市化的速度每年都在攀升),前二十三名的「巨型城市」更是憑一己之力,為全球各國貢獻了約百分之十四的國內生產毛額。都市理論家薩斯基雅.薩森(Saskia Sassen)認為「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那些「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發揮指揮中心」的功能,提供「重要據點供專業服務的公司行號之用」,以「生產活動(包括創新產品)的地點……作為產品與創新成果銷售的市場」運作的城市——是現代的金融發電廠。

全球城市的運作逐漸超越了傳統的民族國家框架,這與歐洲帝國的港口城市也頗為類似。在一個即時通訊與資本資產流動的時代,倫敦、紐約與上海等全球城市就是與生俱來的跨國實體;品牌代理商與管理顧問提供的建議,也是從城市而非國家的角度,為各家公司規劃未來的市場。假如說今天的民族國家正承受來自全球化的壓力,那世界性城市的跨國勢力便是喜迎自己的復甦,憑藉自己的文化與經濟網路在運作。

隨著二十一世紀全球城市的環伺,殖民城市式的表達方式也活了過來。近年來,史丹佛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 開始為「特區市」(Charter Cities)背書。他解釋道,「我的構想是建設數十座、或是數百座的城市,每一座城都由一個富裕國家與一個貧窮國家來聯手經營」,「窮國讓出一些土地做為城市之用,而不列顛或加拿大等已發展國家則提供可靠的司法體系,讓法治能扎根。」聽起來有點耳熟?羅默大方承認,「有些人聽到,會覺得這就像殖民主義」。但沒有什麼好擔心。「已發展夥伴國不須直接統治:只要德高望重的司法界保有最終裁量權,就可以讓城裡的居民自己執法,這就好比樞密院(Privy Council)之於某些不列顛國協(Commonwealth)成員國的關係。」

建設新一代的殖民城市看起來似乎異想天開,但不列顛帝國過去的城市裡發生的現象同樣也震驚了許多批評人士,認為惡名昭彰的不平等殖民體系又上一層樓,令人不快。[1] 差別在於,這一回塑造出城市肌理的不是種族,而是階級;殖民時期的種族隔離為現代的階級隔離提供前例,而後者正形塑著後殖民城市的城中心、近郊與郊區。人類學家兼歷史學家麥可.戴維斯(Mike Davis)一向對發展中城市重回「陳舊的帝國式支配邏輯」表示譴責。他寫道,「第三世界各地的後殖民菁英不僅繼承,而且巴不得再現殖民地城市隔離措施的有形足跡」。「儘管嘴上說著民族解放和社會正義的論調,他們卻總是積極更改殖民時期的種族區域劃分為己用,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與空間的排外性。」

殖民母國的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帝國體制結束並不代表殖民的影響就此消失。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曾在思想晚期時問說,「今天在印度或阿爾及利亞,誰能有把握將過去的不列顛或法國成分從現況中區分開來?至於在不列顛或法國,又有誰能清楚畫出個『不列顛的倫敦』或『法蘭西的巴黎』範圍,是完全不受印度或阿爾及利亞這兩個帝國城市的影響的?」利物浦的港區、格拉斯哥的船塢、布里斯托的「商人區」(merchant quarter)或伯明罕的作坊也是同樣的道理。從利物浦標誌性的聖喬治廳(St George’s Hall),到格拉斯哥的牙買加大街(Jamaica Street),再到伯明罕當地由專款支持的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蘇活宅邸(Soho House),不列顛帝國的血脈仍然迴盪在當代的城市紋理中。

不列顛人開始察覺到,帝國體制不單是「吾輩」對海外的其他民族所做的某些事情,而是一段漫長、複雜的過程,扭轉了不列顛群島的文化、經濟與認同。於是乎,尼可拉斯.B.德克斯(Nicholas B. Dirks)便主張「歐洲現代性所包含的基本概念——如道德、腐敗、民族主義、主權、經濟自由、治理機構、傳統等觀念,甚至是歷史本身,大多都源自於與帝國的相遇」。最能清楚描繪出這些轉變的地方,仍然還是我們的城市。相較於來一場說帝國是「好」是「壞」的無意義對話,我們不妨轉而深思受到帝國影響的互動過程,是如何在這幾處海岸邊發生的。

之所以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不列顛帝國最後的餘燼行將熄滅——一想到這兒,查爾斯親王內心便痛苦萬分。身為國會議員,我在國會月復一月質詢外交與國協事務大臣的現場,親自體驗這個職位的現況有多不好受。西敏宮的建築與圖像仍滿載著不列顛帝國的榮光,但質詢時間卻比無法一展抱負的演說練習好不了多少:位居後排的國會議員站起身來,要求知道女王陛下的政府對於南海緊張情勢、遭到占領的約旦河西岸或喀什米爾的狀況,打算「採取什麼行動」,彷彿派遣一艘帕默斯頓式的炮艦 [2] 還是一項可靠的選擇。一旦盡忠職守的閣員採用溫和的言詞,回答中提到歐盟或聯合國的角色,抑或詳細解釋不列顛軍事實力的嚴峻局限時,議員浮誇的言談便洩了氣。

每當不列顛政治人物無法得償夙願,正常的反射動作就是讓關於「我們的世界地位」的內心追尋發作一回。二〇一三年夏天,不列顛與西班牙之間對不列顛海外領土直布羅陀的入境問題起了爭議(時間正好是烏特列支條約〔Treaty of Utrecht〕三百周年,就是這紙合約將直布羅陀巨巖讓給大不列顛),下議院也在這時決議不支持對敘利亞進行軍事干預,這兩件事馬上被放到「丟掉殖民地」與「帝國撤守」的脈絡裡來談。

出了西敏區,帝國的末日同樣讓人觸景生情,而我出身的國會選區——特倫特河畔斯托克中部(Stoke-on-Trent Central),不過只是其中之一。十八世紀下半葉,約書亞.威治伍德(Josiah Wedgwood)充分運用特倫特與默西運河(Trent and Mersey Canal),將陶瓷餐具從這座陶瓷城(Potteries)運往利物浦的港口,之後再運往帝國各地。他的競爭者依樣畫葫蘆,斯波德(Spode)、皇家道爾頓(Royal Doulton)與帝國瓷器公司(Empire Porcelain Company)旋即用紮實設計的成果,為加拿大到澳洲等殖民地的宅院提供成套的宴會餐具。

特倫特河畔斯托克迅速發展起來的瓷器廠房,一直為不列顛帝國提供瓷器到一九六〇年代,連位置最遙遠的殖民地建築計畫,都能找到以赫伯特.明頓(Herbert Minton)為名、供美化之用的瓷磚——其中最讓人讚嘆不已的,或許是喬治.吉爾伯特.史考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在孟買大學蓋的可瓦斯吉.傑罕吉爾(Cowasji Jehangir)集會堂。但這不是特倫特河畔斯托克與孟買唯一的關聯,雕塑家約翰.洛克伍德.吉卜林(John Lockwood Kipling)就是在伯斯勒姆(Burslem)學得一身功夫,並決定用六鎮(Six Towns)[3] 北邊當地一處景點之名,將自己兒子命名為「魯德雅德」(Rudyard)。而不列顛帝國最有才華的詩人——魯德雅德.吉卜林雖然將自己的出身地孟買描寫成「我心目中的眾城之母」(Mother of cities to me),但他的名字卻是在提醒他和另一處截然不同的殖民空間之間的關聯。

戰後數十年間,帝國的衝擊力以來自巴基斯坦與印度(尤其是爭議不斷的喀什米爾米爾布爾縣〔Mirpur district〕)的大規模移民為形式,回頭影響特倫特河畔斯托克,但當地賺錢的帝國產業卻一夕瓦解。受到保護的國協市場對全球競爭毫無設防。特倫特河畔斯托克的陶瓷業連帶與曼徹斯特的棉紡織工廠、利物浦的港口一同衰頹,這都跟帝國的末日有關。不過一代人之前,特倫特河畔斯托克的社會與經濟基礎(聯合王國許多地方也是這樣)還跟某種殖民國家的認同綁在一起,而今這種認同就這麼消失了。

其實,在不到一代人之前,這種與不列顛帝國的連結都還是我家家族史與認同的中心。一九四一年,我父親出生在吉卜林的印度裡一個相當典型的地方——氣候涼爽的烏塔卡蒙德(Ootacamund),一座位於印度坦米爾納德(Tamil Nadu)尼爾吉里丘陵區(Nilgiris Hills)山崗上的火車站。人稱「打盹烏塔」(Snooty Ooty,現在叫Udhagamandalam)的這個地點,以及當地的平房、俱樂部、哥德復興建築的聖公會教堂與成群的小獵犬,是印度公務體系(Indian Civil Service)中官員與妻子為躲避平原區把人燙出水泡的高溫而造訪的地方。

我的祖父,三等勛爵羅蘭.杭特(Roland Hunt CMG),便是這類官員中的一員。經過一年的帝國研究——與坦米爾的某個地點有關,還要繞著牛津公園(Oxford Parks)學騎馬——他被派往馬德拉斯擔任下級稅務員,為了自己與同僚心中認為可預期的未來,管理著不列顛帝國體制。他的妻子寶琳(Pauline)也陪同前往。羅蘭一路走來的外交使命,正好精準反映出不列顛帝國臨終前的痛楚。當印度獨立來臨時,他正在巴基斯坦、南非與馬來亞的高級專員公署(High Commission)巡視——馬來亞轉型為馬來西亞的過渡期時,他到當地提供協助,並且(家裡是這麼傳說的)改寫班傑明.布列頓(Benjamin Britten)的曲譜為馬來西亞新國歌。和他肩並肩坐在同一張鋼琴椅上的,是馬來西亞建國首相東姑.阿布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

他最後的派任跟著國協的擴張一塊發生,在過去的殖民地烏干達與千里達及托巴哥結束了他作為高級專員的生涯。退休後,殖民地的遺留物仍然徘徊不去。拜訪羅蘭與寶琳位於柏克郡潘本(Pangbourne, Berkshire)的平房,就是踏進一場近在眼前的帝國夢境:馬德拉斯(Madras)的聖喬治堡(Fort St George)與加爾各答威廉堡(Fort William)的版畫、吉卜林與康拉德的作品精裝本,以及鼓組、厚毯、外交場合的照片與東方的手工藝品等轉瞬即逝的殖民地傳統遺風。但對我這麼個小男孩來說,這一切就彷彿是種既古老又遙遠的文明,一如阿茲提克、埃及或古典時代的希臘。

這一切並不意味著「不列顛帝國」這股全球力量已經結束。即便歐洲舊帝國的正式統治已經結束,也會有彼此競爭的國家現身來填補這個真空。二十一世紀崛起的是中國與印度,在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國際事務上呼風喚雨——兩國都在追尋其地緣上的目標,挑戰殘存的英美霸權。要從消逝中的殖民遺產走向崛起中國家的強大衝擊,這對過去的不列顛帝國城市來說並不容易。本書的其中一曲弦外之音,就是要呈現這段不平靜的轉變。畢竟,這些城市用來修復、抹去、譴責或讚揚其殖民過往的無數種方式,本身都是不列顛帝國引人入勝、綿延不斷的歷史又一階段。

相關書摘 ►「華人可以做粗活,但層峰得留給獅子的利爪」──殖民地香港成功的關鍵

註解

[1] 【作者註】帕夏.查特吉曾指出,後殖民國家中重新飄揚起殖民旋律,其實是技術官僚菁英主義新時代的副產品。他寫道,「有人告訴我們,我們終於可以承認不列顛人為我們帶來的好處,無須感到羞愧或罪惡,這可是我們民族自信心成長的標誌。」、「我相信實情並非如此。印度的大眾民主愈是深化,就有愈多菁英盼望一套體系,讓有教養的紳士們得到家父長的權力,來決定什麼對民眾有益。讓某個二十二歲的牛津畢業生出面決定某個印度行政區裡十萬農民的命運——這種構想可以在今天的中產階級印度人心中激盪出許多冠冕堂皇的想法。」見Partha Chatterjee,‘Those Fond Memories of the Raj’, in Empire and Nation(New York, 2010).

[2] 【譯註】帕默斯頓子爵亨利.約翰.坦普(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Palmerston)是十九世紀聯合王國政治人物,曾任外交大臣與首相。在涉外事務上,帕默斯頓多主張干預,並積極使用軍隊作為威嚇手段,是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知名人物。

[3] 【譯註】「六鎮」指的是斯托克周遭的六個城鎮,包括斯托克、伯斯勒姆、漢利(Hanley)、坦斯托爾(Tunstall)、隆頓(Longton)與芬頓(Fenton)。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國城市: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蔚藍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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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崔斯坦・杭特(Tristram Hunt)
譯者:馮奕達

「帝國」與「殖民」既非全然的善,亦非全然的惡。作者從擅長的城市史出發,用十個不列顛殖民城市的物質文化發展紋理,來呈現價值觀的變化、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互動、文化的融合與相互影響,以及世局的轉變。

細讀一座城市的複雜性,才能讓我們走出對於「殖民」非善即惡的辯論死胡同。

波士頓、橋鎮、都柏林、開普敦、加爾各答、香港、孟買、墨爾本、新德里、利物浦,本書透過城市佈局與其物質文化,探討那些與日不落帝國有關的意識形態如何化為現實。

本書講的不只是統治與征服的故事,而是新社會、混合社會的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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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蔚藍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彭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