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不列顛血脈仍在當代城市紋理中迴盪

建設新一代的殖民城市看起來似乎異想天開，但不列顛帝國過去的城市裡發生的現象同樣也震驚了許多批評人士，認為惡名昭彰的不平等殖民體系又上一層樓，令人不快。[1] 差別在於，這一回塑造出城市肌理的不是種族，而是階級；殖民時期的種族隔離為現代的階級隔離提供前例，而後者正形塑著後殖民城市的城中心、近郊與郊區。人類學家兼歷史學家麥可．戴維斯（Mike Davis）一向對發展中城市重回「陳舊的帝國式支配邏輯」表示譴責。他寫道，「第三世界各地的後殖民菁英不僅繼承，而且巴不得再現殖民地城市隔離措施的有形足跡」。「儘管嘴上說著民族解放和社會正義的論調，他們卻總是積極更改殖民時期的種族區域劃分為己用，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與空間的排外性。」

殖民母國的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帝國體制結束並不代表殖民的影響就此消失。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曾在思想晚期時問說，「今天在印度或阿爾及利亞，誰能有把握將過去的不列顛或法國成分從現況中區分開來？至於在不列顛或法國，又有誰能清楚畫出個『不列顛的倫敦』或『法蘭西的巴黎』範圍，是完全不受印度或阿爾及利亞這兩個帝國城市的影響的？」利物浦的港區、格拉斯哥的船塢、布里斯托的「商人區」（merchant quarter）或伯明罕的作坊也是同樣的道理。從利物浦標誌性的聖喬治廳（St George’s Hall），到格拉斯哥的牙買加大街（Jamaica Street），再到伯明罕當地由專款支持的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蘇活宅邸（Soho House），不列顛帝國的血脈仍然迴盪在當代的城市紋理中。

不列顛人開始察覺到，帝國體制不單是「吾輩」對海外的其他民族所做的某些事情，而是一段漫長、複雜的過程，扭轉了不列顛群島的文化、經濟與認同。於是乎，尼可拉斯．B．德克斯（Nicholas B. Dirks）便主張「歐洲現代性所包含的基本概念——如道德、腐敗、民族主義、主權、經濟自由、治理機構、傳統等觀念，甚至是歷史本身，大多都源自於與帝國的相遇」。最能清楚描繪出這些轉變的地方，仍然還是我們的城市。相較於來一場說帝國是「好」是「壞」的無意義對話，我們不妨轉而深思受到帝國影響的互動過程，是如何在這幾處海岸邊發生的。

之所以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不列顛帝國最後的餘燼行將熄滅——一想到這兒，查爾斯親王內心便痛苦萬分。身為國會議員，我在國會月復一月質詢外交與國協事務大臣的現場，親自體驗這個職位的現況有多不好受。西敏宮的建築與圖像仍滿載著不列顛帝國的榮光，但質詢時間卻比無法一展抱負的演說練習好不了多少：位居後排的國會議員站起身來，要求知道女王陛下的政府對於南海緊張情勢、遭到占領的約旦河西岸或喀什米爾的狀況，打算「採取什麼行動」，彷彿派遣一艘帕默斯頓式的炮艦 [2] 還是一項可靠的選擇。一旦盡忠職守的閣員採用溫和的言詞，回答中提到歐盟或聯合國的角色，抑或詳細解釋不列顛軍事實力的嚴峻局限時，議員浮誇的言談便洩了氣。

每當不列顛政治人物無法得償夙願，正常的反射動作就是讓關於「我們的世界地位」的內心追尋發作一回。二〇一三年夏天，不列顛與西班牙之間對不列顛海外領土直布羅陀的入境問題起了爭議（時間正好是烏特列支條約〔Treaty of Utrecht〕三百周年，就是這紙合約將直布羅陀巨巖讓給大不列顛），下議院也在這時決議不支持對敘利亞進行軍事干預，這兩件事馬上被放到「丟掉殖民地」與「帝國撤守」的脈絡裡來談。

出了西敏區，帝國的末日同樣讓人觸景生情，而我出身的國會選區——特倫特河畔斯托克中部（Stoke-on-Trent Central），不過只是其中之一。十八世紀下半葉，約書亞．威治伍德（Josiah Wedgwood）充分運用特倫特與默西運河（Trent and Mersey Canal），將陶瓷餐具從這座陶瓷城（Potteries）運往利物浦的港口，之後再運往帝國各地。他的競爭者依樣畫葫蘆，斯波德（Spode）、皇家道爾頓（Royal Doulton）與帝國瓷器公司（Empire Porcelain Company）旋即用紮實設計的成果，為加拿大到澳洲等殖民地的宅院提供成套的宴會餐具。

特倫特河畔斯托克迅速發展起來的瓷器廠房，一直為不列顛帝國提供瓷器到一九六〇年代，連位置最遙遠的殖民地建築計畫，都能找到以赫伯特．明頓（Herbert Minton）為名、供美化之用的瓷磚——其中最讓人讚嘆不已的，或許是喬治．吉爾伯特．史考特爵士（Sir George Gilbert Scott）在孟買大學蓋的可瓦斯吉．傑罕吉爾（Cowasji Jehangir）集會堂。但這不是特倫特河畔斯托克與孟買唯一的關聯，雕塑家約翰．洛克伍德．吉卜林（John Lockwood Kipling）就是在伯斯勒姆（Burslem）學得一身功夫，並決定用六鎮（Six Towns）[3] 北邊當地一處景點之名，將自己兒子命名為「魯德雅德」（Rudyard）。而不列顛帝國最有才華的詩人——魯德雅德．吉卜林雖然將自己的出身地孟買描寫成「我心目中的眾城之母」（Mother of cities to me），但他的名字卻是在提醒他和另一處截然不同的殖民空間之間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