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而不崩」的中國：菁英出逃、中產階級萎縮，向上流動只能「拼爹」

文：何清漣、程曉農

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社會變遷理論指出，一個國家的轉型包括政治轉型、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社會轉型又分為兩個層面，一是階層結構轉型；二是價值觀轉型。中國的近鄰日本經歷過明治維新與二戰後民主化兩次轉型，才算完成了上述三個方面的轉型。

2009年日本公共媒體放送協會（NHK）根據歷史人物拍攝的電視連續劇《坂上之雲》，通過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兩兄弟，正岡子規等明治維新時期代表人物的一生，展現了日本由一個小國成長為一個大國的過程。在國家蓬勃向上發展的過程中，秋山兄弟等幾位低級武士家庭出身的青少年通過求學、為國家服務，從社會底層成功地向上升，躋身於政治（軍人）菁英與文化菁英的行列，成為日本社會階層結構轉型過程中的受益者。

階層結構轉型是社會變遷當中最關鍵的部分。當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之後，消費結構將帶動生產結構的重大變化；如果沒有政治結構的阻礙，則文化形態、價值觀念等都將隨之發生深刻變化。當代中國社會變遷之所以不成功，就在於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1、中國中產階級的數量到底有多少？

全球化讓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富裕階層與中產階層，例如在中國，社會本應從以底層為主體，轉化為以中產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中國作為在全球化進程中最大的純受益國，卻未能完成這種轉型，源於政治失敗。

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承諾全民奔小康。從那時直到2010年，中國政府為社會階層結構轉型設定的目標是：形成以中產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為此資助了不少國家級研究課題。其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發布的結論最為權威：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約為總人口的23%左右，其規模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不斷擴大。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根據這一結論，並參考其他資料推算：中國的中產階級（家庭年收入在1.15萬和4.3萬美元之間）人數從1990年代的接近於零，增長到2010年的2.25億。

但這一情況在2011年之後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外資不斷撤出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在迅速減少。從2012年年底開始，直到2017年初，美資雅芳（Avon）、摩托羅拉（Motorola）、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匯豐人壽（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td.）、惠普（Hewlett-Packard Company，HP）、西門子（Siemens）等行業巨頭都以成百上千的規模削減員工數量。

惠普為節省成本裁掉了萬餘名員工；億貝（eBay）、美滿電子科技（Marvell）、松下（Panasonic）、日本大金（Daikin）、夏普（Sharp）、TDK等大型外資公司均計劃推進製造基地回遷本土；國際包裝、造紙行業巨頭芬蘭斯道拉．恩索集團（Stora Enso）旗下的企業蘇州紫興紙業倒閉；2017年1月美國硬盤巨頭希捷（Seagate）突然宣布解散中國蘇州工廠；美資軟件公司甲骨文（Oracle）所屬的「中國北京研發」大範圍裁員。撤資的外企給中國留下了廢墟般的工廠與大量失業人員，失去的外企工作機會被稱為「敲碎的金飯碗」，而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國曾經的外企白領菁英。

2015年9月美國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曾發表一份報告，援引中國國家統計局、高盛全球投資研究部、美國勞工統計局、美國國防部等機構的調查數據指出：中國的消費市場以一小批中產階級為主導，僅有2%的就業人口收入達到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水平，目前有大約11%的中國人口可以被定義為「中產階級」（約為1.53億人）；除他們之外，中國大多數人的收入只能滿足生活必需。

報告指出，最頂端的「高端消費者」僅有140萬人，人均年收入為50萬美元，這些人構成了在巴黎、紐約、東京、倫敦的商場裡「火拼」購物的中國人主體；處於「金字塔」最底端的是中國3.87億農村就業人口即農民，幾乎占了中國勞動人口的近一半，他們的人均年收入為2,000美元；在「金字塔」中間的是「都市白領」和「都市藍領」，他們的總數接近農村就業人口，「都市白領」的人均年收入接近12,000美元，「都市藍領」的收入為大約5,900美元。

報告進一步分析：從消費模式來看，「食」與「衣」占中國消費者個人消費支出的一半左右；中國主流消費群體的購買力不高，他們的日均消費額為七美元。與此相對照的是，美國人的日均消費額為97美元。中國消費者把近半的收入用於「衣」、「食」方面，而美國的這一比例僅為15%左右。中國3.87億農民的消費主要是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費。

隨著外資撤離中國，破產企業增多，中國的中產階級在減少，窮人在增多。2016年中國共有7,000萬人年純收入比2,300元的貧困標準還低。按照世界銀行2015年界定的日消費1.9美元的貧困線，該機構估計，中國的貧困人口人數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三。在中國，屬於社會下層的人口約占80%（清華大學李強教授的最新調查數據是：中國下層占人口比例為75.25%；再加上下層群體中與中產階層聯接的過渡群體占中國總人口比例的4.4%）。

在產生數量龐大的貧困階層的同時，中國也成為世界上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度。2015年中國的億萬富豪多達568人，首超美國（535人），成為世界之最，占全球億萬富豪2,188人的四分之一強；2016年全球68個國家的2,257名億萬富翁當中，中國的超級富豪是609人，美國超級富豪只有552人，中美之間的這一差距進一步拉大。

貧富懸殊、中產階層過少、社會底層龐大，說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政治高壓、貪腐與裙帶關係盛行、生態環境嚴重汙染，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深感「生活在中國是一場冒險」，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信心；富人與有條件的中產都想方設法移民，富商通過投資拿到菁英類型的商業移民簽證，中產階層則通過技術移民、雇主擔保與親屬簽證涌往國外。

一個國家的興衰在於人才，中上層紛紛移民，對於中國來說是巨大的損失。

2、上升通道梗阻，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因素消失

伴隨著全球化形勢逆轉，中國已經錯過了改善社會結構的時間窗口。

如前所述，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是最早看出這一趨勢逆轉的專家。在指出全球化的發展帶動世界整體收入上升的同時，他還指出，由於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狀況的加劇，全球化也許會被認為是在製造一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米拉諾維奇的研究已被美歐的現實所證實。美歐人民因為收入持續下降、生活質量變差而對本國菁英不滿，因此2016年成了「黑天鵝」頻現之年：英國退歐與美國大選川普當選總統，幾乎成了全球化趨勢逆轉的兩大標誌性大事件。2017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彌漫著一種失敗情緒，《紐約時報》的漫畫師帕特里克．恰帕特（Patrick Chappatte）將此次會議主題諷刺為「如何在一個反菁英的世界中繁榮」。

在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收入不平等狀況更加嚴重，這種狀況在中國尤其明顯。更糟糕的是，由於中國經濟衰退，就業機會減少，職場之路變得越來越艱難，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管道已經嚴重梗阻；要想得到一份好點的工作，必須要「拼爹」，即依靠父母家族的人脈資源。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不僅不可能繼續擴大，反而會漸漸萎縮。

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後果是社會結構固化：一方面，菁英選拔中，一旦「血統原則」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則」便退居次要位置，社會菁英的素質將會日益退化，遑論社會進步；另一方面，社會不公將會加劇。這種「血統原則」造就的機會不均等，體現在社會成員的身分傳承上，這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其後果較之財富分配不公更為惡劣與嚴重。在本書的第六章中，筆者已經分析過，被中國現代化列車拋棄的人群當中，有占中國一半人口以上的農民。被拋下的人不是物品，鄉村社會的墮落、農村人口的絕望與無出路，最後會像慢性毒藥一樣吞噬中國社會。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中國陷入的是何種「陷阱」

全球化鼎盛時期，中國成為全球化的最大淨得利者，如此難得的機遇，尚且未能成功地將中國轉變成一個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如今全球化形勢逆轉，中國倒T字型的社會結構將僵硬、固態化，這種社會結構注定了中國未來只會是拉美國家的同類，如果幸運，至多比非洲、中東地區略好。

1、中共政權與歐美政權的區別

認為中國獨裁政權應該瓦解，是期盼中國早日民主化人士的共同願望，也因此，「中國崩潰論」每隔一段時期就會出現。僅在近五年內，中共高層因權力繼承發生的內部鬥爭曝光以來，就有過多起這樣的論調。

除了2015年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說過的「崩潰論」（他後來修正為「衰敗論」）之外，《華盛頓郵報》社論版副主任編輯傑克遜．蒂爾（Jackson Diehl）發表過更悲觀的預言。他在美國《全球事務》2012年9／10月刊發表的文章認為，中共與俄羅斯這兩個獨裁政權都面臨瓦解命運，但是2012年美國大選兩位總統候選人卻都沒有對此作好準備。

從章家敦（Gordon G. Chang）、傑克遜．蒂爾直到沈大偉，這些外部觀察者都是用民主國家的經驗來判定中國是否會發生危機，錯以為中國政治是責任政治。必須承認，中國現在面臨的諸種危機當中，只要其中的一部分發生在美國、日本、歐盟，這些國家的經濟危機早就轉化為政治危機，導致政府垮臺（內閣集體辭職或執政黨敗選），如同2012年以來歐債危機導致希臘、荷蘭、義大利等多個政府倒臺。

現代政治是代理人委託政治，民眾只能在大選年行使權利，這數年一次的大選賦予民眾另選政府的機會。而中國不同，中共建政是武裝奪取政權，現在也是憑槍桿子說話，民眾幾乎被剝奪了一切權利。西方各國的人權早就進入了第四代，即保障同性戀、變性人、依本人心理狀態自由選擇性別者及其婚姻權利的時代，而中國人還沒能享有第一代人權，即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選舉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中共特色的政治是非民選的無責任政治，政府與黨的首腦從來不需要為自己的政策失誤承擔責任，五年一次的政府換屆也無須經過全民大選。外部觀察者們分析中國時往往會忽視這一點。

儘管中國的經濟已經病入膏肓，實體經濟一片蕭條，失業人口不斷增長，政府債臺高築，金融系統危機重重，外匯儲備下降到臨界線，但只要政府能繼續保持財政汲取能力，保證資源汲取管道暢通，能夠繼續供養政府及暴力機器（警察及軍隊），中共就不會主動下臺。中國政府超強的資源汲取能力與鐵腕統治，幾乎成了中國現在唯一的穩定因素。

2、艱難維持的「潰而不崩」狀態

世界人口增長最快的三大地區，即亞洲（中印兩國是世界第一、二人口大國）、非洲與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國家，從本世紀初開始就因青年失業率過高而引起聯合國擔憂，因此聯合國鼓勵這些地區的人口在世界範圍內遷徙。然而，自2015年開始，由敘利亞難民潮引發的中東、非洲人口向歐洲高福利國家的大遷徙，讓歐洲陷入了動盪不安，西方國家開始意識到，自身根本沒有能力接收中東與非洲想要移民西方的近六億貧困人口。自2015年開始，曾是拉美左派政治圈內翹楚的委內瑞拉陷入動盪與饑餓，更是說明，單一資源的國家無法支撐人口增長而帶來的就業與福利要求。全球化引起了西方各國的反思，就是以這次人口大遷徙為觸發點。

2017年1月26日英國首相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還非常勇敢地在美國費城演講中提到，由於英美對世界主權國家的政治干預失敗，「英美干預主權國家並試圖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世界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這話其實是正式宣告：英美將終止向外推廣民主化的政治努力；這一重要姿態本應引起世界關注，卻被大多數英美媒體與中國政府完全忽視了，而世界各國與眾多NGO更在意川普政府宣布減少對外援助。

在中東、非洲、拉美與一些亞洲國家紛紛進入動盪時期之際，相比之下，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狀態並不那麼引人注目。中國當局通過高壓維穩所營造的表面平靜，反而被西方世界看作穩定的象徵。其實，中國的青年失業率與總體失業率都非常高，底層社會的嚴重不滿、反對者的被迫消聲，以及統治集團內部因權力分配而引起的矛盾交織在一起，早就使中共政權有如坐在火山口上。「維穩」成了第一要務，「維穩」經費在有的年度甚至超過軍費，所謂「革命」早就成了中國政治話語的一個主題。

從本書作者之一何清漣動筆撰寫《中國的陷阱》至今，時光流逝已二十餘年。這段時期內中國發生了什麼變化？有人曾開玩笑地對作者說過：你所預言的一切，在中國都成了現實，只是比你書中分析的要嚴重得多；不少書中的例證只要將時間改換一下，腐敗的數額從千萬元擴大為億元或者數億元，農村的惡勢力更惡更黑一些，完全符合現狀。中國確實掉在你說的「陷阱」裡爬不出來了。當然，也有讀書不求甚解之輩，常常會氣勢洶洶在網上質問：她不是早預言中國要崩潰，中國現在崩潰了沒有？

筆者所有的研究，從來沒預測過中國（包括中共政權）何時會崩潰。我預測的只是中國將長期（20—30年）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我想告訴讀者的是：人類社會形態不只有「繁榮」與「崩潰」兩種形態，大多數時候，人類社會處在繁榮與崩潰之間的狀態；區別在於，是接近繁榮，還是更接近崩潰，如是後者，則當下潛伏著什麼樣的危機。預言中國崩潰的人士多半陷入了認識論的誤區，以為中國的現狀，不是繁榮，就是崩潰；與之相似的一種極端的認識則以為，凡指出中國弊端的人，就是預言中國崩潰。

作者的《中國的陷阱》，其實不是預言中國（政權）何時崩潰，而是指出：中國那不觸動政治體制的經濟改革，最後必將使中國陷入權貴資本主義陷阱，根本不可能將中國引領上一條健康平穩發展的道路，最後會使中國陷入一種「潰而不崩」的社會狀態。所謂「潰」即「潰敗」，指中國社會將在政治、生態、社會道德系統方面陷入全面潰敗的狀態；「不崩」則指這個掌握了政治、經濟與組織資源的政權將不會在10—20年內崩潰。中共政權的崩潰，只可能在一種危機共振的狀態下出現，即同時發生內部超大規模的社會反抗、高層統治集團發生嚴重的矛盾、財政危機出現，同時還面臨外部壓力。接下來，作者將分析這些狀況近期內是否可能在中國同時出現。

相關書摘 ►「潰而不崩」的中國：「維穩」開支超軍費，地方政府就是社會矛盾的製造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潰而不崩》，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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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清漣、程曉農

1997年轟動中國國內、香港台灣和國際社會的一本書《中國的陷阱》，（中國境內改名為《現代化的陷阱》），引發華人社會激烈討論。如今，作者何清漣悲哀地說，她當年的預測不僅全部實現，而且遠遠超過。

到《中國：潰而不崩》這本書的出版，其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重要的20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經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西方開始擔心中國崩潰，以影響到全球化進程。

本書的分析是：中國不會真正崛起，但也不會很快陷入崩潰。在未來可見的20-30年內，中國將長期陷入「潰而不崩」的狀態。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為什麼？這和中國政權的本質有關。

中國的潰敗，和中共的不崩，這個二分法，是台灣政界、商界必須理解的重點。而潰敗的中國和不崩的中共，所對台灣造成的影響是什麼，更是無法迴避，不得不嚴肅面對。這也是每一個台灣人都應該認真思考的一本重要著作，即便你不想與對岸打交道，但它絕對要和你打交道。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如果中國潰而不崩，台灣會面臨什麼樣的風險和轉機？
——何清漣新書《中國：潰而不崩》分享會

講者：張清溪（台大經濟系教授）、范疇（著名時政評論家）

活動簡介：台灣向來把中國和中共混為一談，從而跟隨英美輿論，一派是擁抱熊貓派，認為中國會崛起，而台灣不可錯失這個機會，一派屬於屠龍派，認定中國會崩潰，台灣避之唯恐不及。事實上，真正懂得中國的學者，都會把中國和中共分來解讀，故曾經在20年前寫出預測中國未來的超級暢銷書《中國的陷阱》的作者何清漣，20年得出了中國會潰敗而中共依舊不崩的結論。那麼台灣的知識界和評論界如何看待呢？潰而不崩的中國／中共，會向台灣輸出什麼？這是台灣的危機還是轉機呢？

時間：11/17 (五) pm 7:00-9:00
地點：金石堂城中店3樓 金石生活學堂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19號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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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彭振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