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而不崩」的中國:菁英出逃、中產階級萎縮,向上流動只能「拼爹」

「潰而不崩」的中國:菁英出逃、中產階級萎縮,向上流動只能「拼爹」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貧富懸殊、中產階層過少、社會底層龐大,說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政治高壓、貪腐與裙帶關係盛行、生態環境嚴重汙染,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深感「生活在中國是一場冒險」,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信心。

在產生數量龐大的貧困階層的同時,中國也成為世界上億萬富豪最多的國度。2015年中國的億萬富豪多達568人,首超美國(535人),成為世界之最,占全球億萬富豪2,188人的四分之一強;2016年全球68個國家的2,257名億萬富翁當中,中國的超級富豪是609人,美國超級富豪只有552人,中美之間的這一差距進一步拉大。

貧富懸殊、中產階層過少、社會底層龐大,說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政治高壓、貪腐與裙帶關係盛行、生態環境嚴重汙染,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深感「生活在中國是一場冒險」,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信心;富人與有條件的中產都想方設法移民,富商通過投資拿到菁英類型的商業移民簽證,中產階層則通過技術移民、雇主擔保與親屬簽證涌往國外。

一個國家的興衰在於人才,中上層紛紛移民,對於中國來說是巨大的損失。

2、上升通道梗阻,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因素消失

伴隨著全球化形勢逆轉,中國已經錯過了改善社會結構的時間窗口。

如前所述,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是最早看出這一趨勢逆轉的專家。在指出全球化的發展帶動世界整體收入上升的同時,他還指出,由於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狀況的加劇,全球化也許會被認為是在製造一個更加不平等的世界。米拉諾維奇的研究已被美歐的現實所證實。美歐人民因為收入持續下降、生活質量變差而對本國菁英不滿,因此2016年成了「黑天鵝」頻現之年:英國退歐與美國大選川普當選總統,幾乎成了全球化趨勢逆轉的兩大標誌性大事件。2017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彌漫著一種失敗情緒,《紐約時報》的漫畫師帕特里克.恰帕特(Patrick Chappatte)將此次會議主題諷刺為「如何在一個反菁英的世界中繁榮」。

在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擴大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在擴大,收入不平等狀況更加嚴重,這種狀況在中國尤其明顯。更糟糕的是,由於中國經濟衰退,就業機會減少,職場之路變得越來越艱難,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管道已經嚴重梗阻;要想得到一份好點的工作,必須要「拼爹」,即依靠父母家族的人脈資源。這種情況下,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不僅不可能繼續擴大,反而會漸漸萎縮。

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的後果是社會結構固化:一方面,菁英選拔中,一旦「血統原則」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則」便退居次要位置,社會菁英的素質將會日益退化,遑論社會進步;另一方面,社會不公將會加劇。這種「血統原則」造就的機會不均等,體現在社會成員的身分傳承上,這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其後果較之財富分配不公更為惡劣與嚴重。在本書的第六章中,筆者已經分析過,被中國現代化列車拋棄的人群當中,有占中國一半人口以上的農民。被拋下的人不是物品,鄉村社會的墮落、農村人口的絕望與無出路,最後會像慢性毒藥一樣吞噬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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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陷入的是何種「陷阱」

全球化鼎盛時期,中國成為全球化的最大淨得利者,如此難得的機遇,尚且未能成功地將中國轉變成一個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如今全球化形勢逆轉,中國倒T字型的社會結構將僵硬、固態化,這種社會結構注定了中國未來只會是拉美國家的同類,如果幸運,至多比非洲、中東地區略好。

1、中共政權與歐美政權的區別

認為中國獨裁政權應該瓦解,是期盼中國早日民主化人士的共同願望,也因此,「中國崩潰論」每隔一段時期就會出現。僅在近五年內,中共高層因權力繼承發生的內部鬥爭曝光以來,就有過多起這樣的論調。

除了2015年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說過的「崩潰論」(他後來修正為「衰敗論」)之外,《華盛頓郵報》社論版副主任編輯傑克遜.蒂爾(Jackson Diehl)發表過更悲觀的預言。他在美國《全球事務》2012年9/10月刊發表的文章認為,中共與俄羅斯這兩個獨裁政權都面臨瓦解命運,但是2012年美國大選兩位總統候選人卻都沒有對此作好準備。

從章家敦(Gordon G. Chang)、傑克遜.蒂爾直到沈大偉,這些外部觀察者都是用民主國家的經驗來判定中國是否會發生危機,錯以為中國政治是責任政治。必須承認,中國現在面臨的諸種危機當中,只要其中的一部分發生在美國、日本、歐盟,這些國家的經濟危機早就轉化為政治危機,導致政府垮臺(內閣集體辭職或執政黨敗選),如同2012年以來歐債危機導致希臘、荷蘭、義大利等多個政府倒臺。

現代政治是代理人委託政治,民眾只能在大選年行使權利,這數年一次的大選賦予民眾另選政府的機會。而中國不同,中共建政是武裝奪取政權,現在也是憑槍桿子說話,民眾幾乎被剝奪了一切權利。西方各國的人權早就進入了第四代,即保障同性戀、變性人、依本人心理狀態自由選擇性別者及其婚姻權利的時代,而中國人還沒能享有第一代人權,即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選舉權、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中共特色的政治是非民選的無責任政治,政府與黨的首腦從來不需要為自己的政策失誤承擔責任,五年一次的政府換屆也無須經過全民大選。外部觀察者們分析中國時往往會忽視這一點。

儘管中國的經濟已經病入膏肓,實體經濟一片蕭條,失業人口不斷增長,政府債臺高築,金融系統危機重重,外匯儲備下降到臨界線,但只要政府能繼續保持財政汲取能力,保證資源汲取管道暢通,能夠繼續供養政府及暴力機器(警察及軍隊),中共就不會主動下臺。中國政府超強的資源汲取能力與鐵腕統治,幾乎成了中國現在唯一的穩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