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專欄】為了回家的戲劇課:少年監獄的劇場實踐

【鍾喬專欄】為了回家的戲劇課:少年監獄的劇場實踐
Photo Credit:鍾喬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演出後不到一週,小Y的母親給劇團來了一封短訊。她帶著謙遜的口吻,遺憾地說:「很感謝給孩子這樣的機會,讓他有這樣美好的經驗......」她還說了,無法前來的原因是「家中經濟因素」,最後說了:「對小Y很內疚。」

1.

少年小Y(礙於少年矯正教育之需僅用化名)在劇中演的是主要腳色,他和所有人一樣理著一頭短髮,眼神中有一份青春的純淨,這純淨有時候在劇情的轉折下,變成難以形容的憂鬱。整場戲,在他不顯任何誇張的扮演下,讓觀眾有了比眼底下更深刻的共鳴。這是稱作:《山中樂園》的戲碼。它將安置單位(例如少年監獄)比喻作黑暗與光明間的中繼站,劇情描述少年因與醉酒的父親爭吵離家,闖入一座迷離的山林,原本想得到一人的身心休息,竟巧遇山中準備轉世投胎的少年精靈,並與他們成為相知好友,演出帶來觀眾熱烈的迴響,也引發種種深刻的反思。

這齣戲,在新竹少年矯正學校「誠正中學」上演,矯正學校是邊緣少年的觀護安置場所,日常教學活動與教育課程,仍有監獄的規矩,不宜一般性的對外開放。因此,演出僅針對校方師生、家長及劇團與相關部門的成人開放。「差事劇團」則是執行這項邊緣少年劇場教學與演出的單位。

《山中樂園》演出的彩排場,邀請了家長前來觀賞。因為,所有演出的演員都是誠正中學仁班的同學,他們質樸卻真誠的表現,反而聚焦了高度的演出品質,自然讓家長們深深感動。演出後,校方安排了懇親時間,讓少年與家長見面聊天並歡聚,歡欣與感動的淚水溢滿大禮堂。有些家長因故無法前來,其他家長便邀少年們一同吃吃點心、聊聊天,給予家庭的團聚與歡敘,小Y的家長很遺憾,當天也無法前來看孩子登台。

演出後不到一週,小Y的母親給劇團來了一封短訊。她帶著謙遜的口吻,遺憾地說:「很感謝給孩子這樣的機會,讓他有這樣美好的經驗......」她還說了,無法前來的原因是「家中經濟因素」,最後說了:「對小Y很內疚。」看了簡訊,我自然立即給予回覆,並說了些鼓舞的話,這些都出自內心,無疑。

回覆過後,我不免辛酸。首先,湧入腦海的是「經濟因素」這四個很平白的字,的確,弱勢邊緣青春的人生異變,通常來自社會構造中的貧困因素。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切入了解核心問題,一方面落入社會主流教育中,以優劣判斷少年折翼,擅自認定他們是不進入體制規訓的歧視姓價值中;另一方面,則便宜了體制教育的社會責任,任由資本積累形成的市場化教育,推諉其競奪弱勢者受教權益的責任。

小Y是不幸少年中的幸運者。怎麼說呢,他曾因碰觸了法律的禁忌而來到矯正學校,母親在經濟的困頓中,依稀張開雙手期待他在「結業」後,回返家園。我在演出後一堂結業工作坊中,讓參與演出的少年們劃一張未來願景的圖畫,在「矯正所」裡,固然出現了各式少年生理的情慾想像圖畫,小Y只畫了線條精簡的山水圖。我問他:「你是怎麼想的呢?說說你的想法吧。」他微微牽動嘴邊的酒窩說:「只想和家人過簡單的生活就好了。」這個家的訊息,是犯錯的少年最迫切的期待,也是一盞溫暖的腳燈,引領失路的羊兒回返成長的園地;更多不幸中的不幸者,仍在黑夜中探路。

誠正中學
Photo Credit:曾傑
隸屬於法務部矯正署的誠正中學,位於新竹縣新豐鄉,是台灣第一所以感化教育受處分人為收容對象的少年矯正學校,目前台灣僅有誠正中學以及高雄縣明陽中學兩所矯正教育學校。校內收容的學員為21歲以下、刑期三年內的輕刑犯,透過學校教育制度,輔導受容少年能夠繼續學業,並適應結業後的社會生活。

2.

據法務部門的粗略統計,浪跡在外、餐風露宿的少年們,至少就有兩萬人之多,他們從高風險家庭中被拋到社會陰暗的角落,生活無著落,導致生存無方向。不管他們因此接近犯罪或藥物,各有其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不容以心裡脆弱或抵抗誘惑能力下降概括他們的真實遭遇。最終,當他們走進矯正教育的安置學校或少年監獄等單位時,必須面對的管制,在不自由之中無疑獲致稍作喘息的機會。安置中接受管訓教育的少年們,從不安、仇懟的情緒中,找到紓緩的眼神(儘管還有些懷疑)以及得以真心交談的夥伴。吐露心聲,讓陪伴有了「培力」作用,這群少年們或許可能不再因此懼怕或仇視環境,進而打開自己的內在抑鬱。

他們終於開口了,對話發生了,戲劇也終於發生了!劇場就是這樣展開的......。

差事劇團漬2016年起首次在「誠正中學」進行戲劇課程,在時任「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楊渡的支持下,我提出了有別過去矯正教育的課程規劃,重視「對話工作坊」的需求。這項要求對這所性質特殊的學校而言並不簡單,在校方、戒護人員以及校長的認可下,開展了為期半年的戲劇工作坊,並嘗試進行校內的公演。今年春天,「台灣好基金會」李應平執行長的邀請下,並得到立法委員柯志恩的助力(他也是心理教育專業者),得以延續這項工作坊計畫,並完成了一齣完整的戲碼。

一般的說來,劇場皆以演出的成果,來與觀眾和社會進行價值判斷的交流,戲劇的評論或是會說:這戲好或不好;但當戲劇與教育產生關聯,就涉及了戲劇過程與結果的辯證關係。意思是,單以演出「成果」來判斷這齣戲碼的成就,並無法讓戲劇教育的「過程」被充分展現。「過程」與劇場如何在參與者身上產生「培力」、「賦權」(Empowerment)有密切關係,《山中樂園》在誠正中學的演出正需要這樣被對待。

巴西解放教育學者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提出教育終程目標時指出:以「對話」為標竿的論述,自然有豐富的內涵,他所謂的「對話」並非各自表述,而是以世界作為中介。我所指的「世界」並非抽象的形容,而是具體指向,也就是:在特殊現實環境下「改變中的世界」,也可以說成是「變動中的社會」。逆風少年的戲劇行動,其實牽涉著兩個社會:其一,做為中繼站的安置單位;再者,則是出了學校後的現實社會。這也是《山中樂園》這齣戲的重要主題,當少年完成刑期,離開中繼單位後,如何被社會接納並置入日常軌道。

在許多實際案例的經驗中,這顯然是個棘手的問題。

山中樂園1
Photo Credit:鍾喬提供
於誠正中學校內禮堂演出的《山中樂園》,這齣劇由差事劇團進行長達6個月的戲劇工作坊,帶領校內「仁班」學員一同創作、排練,並在家長與校內學員、少數受邀校外人士前演出。由於少年犯保護原則,演出所有圖像均不露出學員之面貌。

3.

網路媒體《報導者》的專題報導「廢墟中的少年」,引述社福單位的統計,台灣目前有兩萬名活在「高風險家庭」下的少年,他們「中學就輟學,從學習脫隊,也有不少的少年進入政府設立的安置體系,但在結束安置後很快被丟回社會,連社工都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因此很多因家人貧困、罹病或在監等因素,被迫再次走上歧途。當然,有些少年為了遠離家庭暴力,落入街頭後,為了糊口,只能在工廠裡當搬運工、房售舉牌人、夜市叫賣者、洗頭小妹、便利店店員或者水泥工助手,逸出保護青少勞動的法律規範外,在地下勞動體系中,被雇主或工作環境所高度剝削。,經濟問題所形成的貧困,再次成為核心議題。

這應該引發我們思考,在演出的掌聲之後,如何重新看待劇場與社會改造。「戲劇能改變世界嗎?」又或說「劇場能改造社會嗎?」我的回覆難以稱作答案,1930年代德國左翼劇作家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中國同期左翼作家聯盟的戲劇運動,又或者228前夕地下黨人簡國賢的劇作《壁》在台北中山堂的公演,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即是劇場當能改變世界的想像,它也確實立即發生了改造社會的功能。

這樣的現實與想像,在今日已在資本消費社會與虛擬世界的介入下,大大降低其可行效果,至少集體性的功能正在急速消退中。這樣,劇場的批判性功能便不再發生了嗎?答案卻又恰恰不是。相反地,它催促著我們如何在內部團體培力的前提下,進一步探索社會與劇場的辯證關係。具體來說,劇場中的「逆風少年」和在現實中舞台下的「折翼少年」相遇時,如何擦出論壇式的對話火花,才是關鍵中的關鍵!

前些時日,公共電視播放了「公視新創電影」推出的劇情片《乒乓》,該片對山區學校中的少年食用藥物事件多所著墨。片影終最具爆發力的畫面,是那位關切少年們至極的老師(吳慷仁飾),在逮到學生服食藥物的真相後,在學校一角當著學生的面,自殺式地灌下所有查扣的所有藥物,他搖搖晃晃地退了兩步,旋即暈倒在地,緊急送醫才救回性命。

這畫面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電影提供了得以被思索的美學震撼(這震撼其來有自,而非僅僅是形式性的美感經驗),於是從影劇的美學經驗,引發了社會關切偏遠學校的藥物問題,這樣的藝術與現實的辯證,具備了以劇場干預現實的條件。不論是劇場還是電影,以美學干預社會,而具備了有傾向的文化行動。《乒乓》在大眾面前如此,《山中樂園》在小眾視野前,也當如是。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