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無處可去的她/他們——讀《溫柔之歌》

致無處可去的她/他們——讀《溫柔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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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除了精鑿出保母面目,小說精彩之處也在於人物間幾要失控、但仍維持某種微妙平衡的關係,包括保母與雇主夫妻之間的、保母與孩子之間的、親子之間甚至婆媳之間的,彼此的秘密結盟或尖銳對立,是敵是友都隨機無常。

文:李欣倫(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想到保母,腦海不禁浮現好萊塢所形塑的保母形象:《推動搖籃的手》中那個為了復仇並預謀篡奪女主人位置的保母;《豪門保姆日記》裡看盡女主人臉色、讓外人知曉豪門果真深似海的年輕保母,社會新聞也總上架新鮮的保母負面形象,透過其雇主的監視錄影,我們看到了失控的保母如何虐兒,或因疏失讓嬰幼兒致死。保母一方面為雙薪家庭所渴求——距離預產期尚有半年的時刻,眾女人根據過來人經驗所提供給產婦的建議包含:「開始要找個保母了」——一方面又因她與孩子親密的互動、和雇主間微妙的關係,因而提供了神秘驚悚的元素。

即便《溫柔之歌》以保母路易絲殺嬰童為起始,然而卻不同於現有以驚悚為基底的敘事框架——當然此書的震撼力道仍強勁十足——要說驚悚,此書不是以結局駭人,在作者蕾拉・司利馬尼(Leïla Slimani)冷靜的剖析下,震驚的是終將導向慘劇的一個個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容易被忽略的動作、言語、表情,彷若紛紛雪花無聲覆蓋在已備受折磨的心靈上,最終讓路易絲抽出櫃櫥深處的刀,堅定走向準備進浴室、泡水嬉戲的孩子。

蕾拉不僅聚焦於保母,更試圖從多元角度讓不同角色的痛苦、困境和欲求躍然紙上,個別的心變成了透明水晶球,用以清晰窺見富足或貧弱外表下,不為人知的種種心跡/心機,像是汲汲於追求夢想與自我實踐的夫妻米麗安與保羅,他們盤算著如何在職場叢林中用時間換取成就;又如保母/兇手路易絲,藉由敘事時間的游移,揭露了她堪憐的歷史:失能的家庭和婚姻,在大量的忽視、譏嘲、言語霸凌下苟延殘活,讀者被邀請進入其黑暗之心,了解表面上被視為完美而神秘的白種女人(而不僅是一個總推著嬰兒車的保母)的內在,趨探她深淵般的空虛寂寞與渴求接納,如同小說最末描述米麗安在車陣中瞥見並好奇路易絲「不是保姆」的時刻,那個不斷向前的身影,讓我想到作者一開始引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話:「您能瞭解當一個人已無處可去是什麼意思嗎?」

無處可去,可用以詮釋路易絲的窘迫和寂寞感,最後她不僅將被房東掃地出門,還有即將失去待在米麗安家裡的危機(孩子大了就不需要保母),相較於安居處和地位不保,作者特別讓她「有處可去」,安排她和雇主同遊希臘,但也只是更加強化了保母的想望和妄想。除了家,保母最常去的地方還有公園和廣場,兩者皆具象徵性,尤其白領階級於辦公大樓奔忙,白晝的公園廣場成為弱勢者、邊緣人的領地:「冬日午後,廣場小公園裡總有流氓、遊民、失業者、老人、病人、遊蕩者、靠不住的人,徘徊不去。這些都是不工作的人;不事生產的人;沒有賺錢的人。」被社會淘汰的族群卑微落魄地棲身於公園,被緊湊充實的行程表排擠在外的邊緣人及各國保母,平行活在異質的時空。我也喜歡書中另一處保母遛小孩的日常:

溜滑梯四周、沙池附近,印度語、阿拉伯語、迪尤拉語、巴烏萊語此起彼落,也有人用菲律賓語或是俄語說著溫柔的話語。孩子們咿呀學語時,接觸了來自遙遠之地的語言,於是也學會了一點,而他們的父母總是興奮地要他們一說再說:「我跟你保證,他會說阿拉伯語,不然你聽聽看。」隨著時間流逝,那些孩子忘了那些語言,而保姆的臉孔與聲音也逐漸消失於記憶之中,而後,家裡再也沒有人記得「媽媽」的林格拉語怎麼說,或是那位親切的保姆所準備的異國菜餚名稱是什麼。

彷彿一個國界消失而地方語活絡的熱鬧市集,廣場成了眾保母的情報交換站,彼此訴苦、八卦,那些困擾的勞資糾紛被熱切討論,她們從大量瑣碎的家事勞動和管束孩子的緊繃中解放出來,不再是無差別化的簡約勞動力——即使有些雇主會跟蹤保母,又或者有些待產媽媽會在這裡物色保母——廣場此時不僅是孩子的天堂,也是保姆們暫時的歡樂所,她們終於有處可去;不過相較之下仍也顯出路易絲的格格不入。

此外,如同上述引文,保母的附加價值還包括異國的語言教學,不禁令我想及曾在網路上看過點閱率高的影片:一個白皮膚藍眼睛的女娃以華語背誦唐詩,好似當代版的東方主義情調。藉由保母瓦法想像孩子阿爾豐斯的光明未來,作者領讀者看見這些未來的國家棟樑和菁英分子,皆曾被貧苦的生命所哺育,充滿競爭力的人生最初階段,其實由許多無處可去也無有歸屬的心靈所奶大,那些眾多不屬於度假和夢想的保母,面目模糊甚至沒有名字的保母,蕾拉給了她名字和血肉。

除了精鑿出保母面目,小說精彩之處也在於人物間幾要失控、但仍維持某種微妙平衡的關係,包括保母與雇主夫妻之間的、保母與孩子之間的、親子之間甚至婆媳之間的,彼此的秘密結盟或尖銳對立,是敵是友都隨機無常。當然我們能從小說中多種身分與角色的互動中,歸納出長久以來普遍存在於階級、勞資、性別、親子間的對立和角力,但小說家高明、也正是小說精彩之處,遂在於讀者無法將這複雜幽微的關係網絡簡化並填入以上種種詞條裡;至少我無法很有自信的判斷,由於米麗安和路易絲身處不同社會階級;或路易絲與雇主間鬆動而曖昧的勞資關係,又或是路易絲崩壞的家庭導致她對完整家庭的渴盼……我無法快速將悲劇歸因於階級、勞資、性別種種有形可見的關係。

快速化約恐怕是當代人們面對許多社會事件的慣常反應,愈急著想找出「究竟悲劇是怎麼發生的?」「誰要為這血腥事件負責?」的同時,蕾拉愈是以極大的耐心、悠緩的口吻帶領讀者回到諸多可疑的「第一現場」——我指的不是血腥的第一現場,而是最終釀造事故的所有場景——那痛苦的源頭原來由那麼多你不經意的表情、動作、話語,出於缺乏愛、渴求認同的、無處可去而破碎如斯的心。

於是整件「保母殺嬰」便具有濃烈的普世性和象徵性,當作者不加批判的敘說事件始末,試圖從保母、雇主、親子、孩子(所照顧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先生的立場提供線索時,我看到這慢速、拼貼式的敘事策略,所要對抗的恐怕就是當下迅捷的、掐頭去尾的、去脈絡化的評斷——這存在於社群網站、佔滿人們視網膜的片段化評論業已氾濫成災——無論是何種悲劇,又無論自身對事件有多少涉獵參與,眾人隨意就他接收到的有限資訊判斷、貼標籤、攻擊、控訴,彷彿目睹了一切。

與其說小說論辯的是「究竟是誰殺了孩子」或「究竟是誰讓保母成了兇手」,我以為作者其實一再深入的恐怕是:旁觀他人的痛苦,究竟誰有權力說:「我知道這是誰的錯」?順著這個脈絡,所謂的「加害者」、「受害者」的位置相較來說便是浮動的,小說暗示了悲劇的源頭紛雜,加害/受害的分判難辨,即使是「目擊證人」恐怕都是有侷限和瑕疵的,因此當我闔上這個驚心動魄的故事,轉身面對洶湧的資訊洪流——每天睜眼,打開手機就被可怖的輿論土石流強烈沖激,好多人有話要說,好多人張嘴評斷——我是否有可能、有機會或有本事像蕾拉這般,以超卓的理智和悲憫一一析理築成悲劇高牆的粉末和瓦片?

整棟大樓裡沒有人談論那件事,可是坎伯格太太知道大家心裡一定都想著那件事。她知道每到深夜時分,在每一層樓,會有眼睛在黑暗之中睜著;會有心臟激動地跳著;會有淚水一滴滴地滑落。她知道會有身軀輾轉反側,無法入眠。

事發過後,不僅警察女隊長多次重返現場模擬並揣測犯案動機和過程(好似於她身心上銘刻了難以抹滅的血痕),同棟大樓住戶甚至全巴黎的人們啊,如劫後餘生,從此帶著新鮮的隱形傷口活下來。如同他們,我們也在經歷了諸多震驚的隨機犯案、預謀殺人等事件後,任淚水滑落、心臟激烈跳動,悄悄改變了你我的目光和輪廓。於是,驚悚的不再只是結局,真正令人傷心的是在時光之河中,鑄成悲劇結局的細小碎片;那無意間就嵌入皮膚並嚙出血路的細小碎片,恐怕還在身邊醞釀且繼續壯大,而蕾拉,拾起幽靈碎片,像哄嬰孩時輕哼的搖籃曲,溫柔的悼祭這些無處可去也無以安頓的靈魂。

相關書摘 ►《溫柔之歌》作者巴黎訪談:當代母親的家庭、職場位置,以及女性自主權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溫柔之歌》,木馬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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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蕾拉・司利馬尼(Leïla Slimani)
譯者:黃琪雯

榮獲「2016法國龔固爾文學大獎」
取材真實社會事件,衝擊人心之作!

「為什麼我們雇請別人來照顧孩子,卻又害怕那人取代我們的位子?」
她是兩個小孩的母親。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後,她決定走出家庭,重回律師的行業,卻也面臨不得不把孩子交予他人照顧的難為處境。在千挑百選下,她找到一位口碑極佳的保母。但漸漸地,她發現這個保母已跨越份際,全面掌控她與孩子的關係……

「我不想要再度成為過客,我想要永遠留在這個家庭!」
她的過去不為人知。她是雇主眼中最完美的保母;不僅深懂孩子的心,也因為能燒出一手好菜、負擔起所有的家事而深受雇主喜歡。然而,在受雇於這麼多家庭之後,這是第一次,她想要永遠留下來,成為這個家庭的一份子……

五月一個溫煦的下午,巴黎一幢公寓發生保母殺嬰慘劇。唯一活下來的,是那個自殺未遂、陷入昏迷的保母。沒有人知道,那個下午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這個關愛著孩子且深受他們喜愛的保母,又為何殘忍結束孩子的生命?

這是法語作家蕾拉・司利馬尼取材自紐約真實社會案件所寫成的作品。如此駭人的主題,小說從頭至尾卻不見任何血腥場面,作者以冷靜的筆調引領讀者回溯到最初——一對急欲托嬰的年輕夫妻,在終於找到理想保母,以為從此將擁有甜蜜生活的那一刻——逐一揭開在這悲劇背後層層疊疊的社會問題、雇傭關係,以及種種祕而不宣、我們時時刻刻為之拼搏的人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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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木馬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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