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棒球賽事錯落在5、60年代的民眾生活中,讓你不想看見棒球也難

各種棒球賽事錯落在5、60年代的民眾生活中,讓你不想看見棒球也難
戰後臺灣民眾熱衷於棒球,在尋常住屋的鄰近空地上也常舉行各種大小比賽,觀眾觀球幾乎零距離,這也反映了戰後初期民眾已將棒球結合於日常儉樸的生活中,締結了雖密切卻純為娛樂的簡單關係。|Photo Credit: 洪太山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5、60年代的台灣棒球之所以能深入庶民生活,比賽的普遍性、琳瑯滿目的棒球賽事是重要原因。平淡簡單的生活,全憑刺激、緊張的棒球賽賦予轉折,於是大大小小的棒球賽成為民眾生活中的大小事。

文:謝仕淵

棒球大小賽與生活大小事:戰後初期的棒球賽事

1950、1960年代的台灣,仍未脫農業社會色彩,一間電影院,便足以包含一切滿足感官的聲光娛樂;電影上映時的隨片登台,已是日常生活中最足以振奮人心的活動。當然,如果嫌室內活動不夠健康,或是電影中的刀光劍影、談情說愛等情節有違善良風俗,戶外體育活動也是另一個為時人所矚目的焦點。因此,在那個風氣淳良的時代裡,省運根本沒有動員觀眾充場面的必要,甚至連國小年度運動會都不用擔心場面冷清。而棒球就更不用講了。

所謂球季的觀念,在當時是不存在的,因為除了省運外,其他重要的棒球賽,大多未將比賽時間固定,但這無損於看門道球迷安排看球的時間表,小道消息、報章媒體,仍有助於忠實球迷掌握球場與球賽情報。更重要的是,沒有電視的50年代,做個棒球迷不可能安逸地在家蹺腳看球,最好的情形,也只能就著收音機「聽球」。因此,「看球」的唯一途徑,就是到現場。由於5、60年代的球賽只能服務現場球迷,因此若要掀起普遍的棒球風氣,必須依靠大量頻繁、精彩的比賽,才足以使棒球熱萌生於庶民社會。

除了省運、金像獎等比賽外,當時幾個著名的賽事有六行庫間的比賽、台中民聲盃、國軍棒球賽、主席盃,以及稍晚的中華盃。至於其他藉公共活動或市政府名義所舉行的比賽,更是不勝枚舉。

其中,華銀、一銀、彰銀、土銀、台銀、合庫等六行庫的比賽,可說是台灣棒球史上的特例。因許多行庫的行址比鄰新公園球場,行員前往現場加油,距離只是近在咫尺;每當下午比賽時,吶喊的加油聲傳進辦公室,準備結帳下班的行員總是軍心渙散、心不在焉。

六行庫的軟式棒球賽起於1948年,此後毫無間斷地舉行了12屆。另舉行過6次的硬式棒球賽,開始於1954年。銀行間的比賽之所以精彩,不僅是因棒球場地與行庫位置間的關係,行庫間更有種做生意可以輸、打球不能輸的骨氣。因此,為得到好成績,銀行行庫往往各憑本領地選秀、挖角優秀選手,著名的投手方水泉便是從台南三崁店糖廠被挖角到合庫。於是,六行庫每隊陣中幾乎都有國手級的選手助陣,例如一銀的王麗旭、彰銀的洪太山、華銀的葉清德與官大全,而至今仍屹立不搖的合庫則更不用說了。

有趣的是,在眾人熱情的加油聲中, 雖然新公園球場外野有著兩棵大樹,但這個球場從來沒有真正被嫌棄過。反而是1957、1958年台北市棒球場完成後,新公園球場被增建了中國庭園,球賽轉至台北棒球場,新公園棒球賽所凝聚的棒球風氣因此潰散,六行庫的比賽也在幾年後中斷。

斯文的銀行員喜歡打棒球,雄壯威武的國軍當然也可藉著棒球表現武勇精神。因此,為鞏固革命軍人的奮鬥精神,維持反攻大陸的高昂鬥志,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後次年,便舉行了第一屆的國軍運動會。

第一屆的國軍棒球賽參賽隊伍有4隊之多,也就是三軍加上國防部,此後有時還會有聯勤參與。同時,軍方球隊陣中多為棒球菁英,例如,海軍隊擁有黃仁惠、劉仲義、陳潤波等以機工雇員身分進入棒球隊的好手,再者如曾紀恩、宋宦勳、黃海龍,以及日後揚威田徑場的楊傳廣,都曾是三軍棒球隊的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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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黃仁惠提供
1950年代初期,三軍紛紛成立棒球隊,許多好手也被網羅於其中。

除此之外,起源於1957年的主席盃,是為慶祝省政府遷移至中部而舉辦,由於參賽隊伍以縣市代表隊為主,因此具有都市對抗性質。而在1965年開始舉行的中華盃,是由《中華日報》主辦,由於比賽採取準硬式球,參賽隊伍眾多。

雖然,不能說當時的棒球賽比今天多,但由於娛樂選擇相對較少,棒球在生活中的份量因此加重。5、60年代的台灣棒球世界中,沒有美國大聯盟也看不到日本職棒,國內大大小小的比賽、棒球新聞,幾乎錯落在台灣民眾生活中的每一天,讓你不想看見棒球也難。以1957年為例,主席盃在4月份舉辦,5月則有新鮮的日本女子棒球訪台、華銀舉行的「華銀金像獎」,以及中等學校、大專棒球,和台中的民聲盃,7月則有六行庫的軟、硬式比賽,9月的國軍棒球賽、10月有省運棒球賽、11月有金像獎,年中的高潮則是早稻田大學訪台。住在台北的球迷還可以在9月幸運地看到省運選拔賽。

總之,5、60年代的台灣棒球之所以能深入庶民生活,比賽的普遍性、琳瑯滿目的棒球賽事是重要原因。平淡簡單的生活,全憑刺激、緊張的棒球賽賦予轉折,於是大大小小的棒球賽成為民眾生活中的大小事。

BOX:從野球到棒球:舊傳統與新名稱

日治時期棒球由日本引進,因此取名為野球。戰後初期,由於實施語言與文化去日本化政策,更改野球的名稱也就勢在必行。並沒有正式的資料說明野球何以改為棒球,但因為戰前中國,已將BASEBALL稱為棒球,因此改名的過程,應該沒有太多的懸念與討論。

然而,舊傳統與新名稱的轉換,並無法如此斷然,事實上,的確曾經有段時間,舊慣尚存,例如棒球風氣興盛的台糖,就可在幾乎同一時期的通訊刊物中,見到棒球與野球共用的情況。甚至,還有段時間,棒球被誤稱為捧球,可見戰後初期棒球初獲此名之際,眾球友們似乎還在適應新名稱當中。

然而,這段野球被稱為棒球的新時代,並沒有改變其內涵,棒球的文化、價值、訓練方式與戰術,基本上延續日本時代。

台灣省棒球協會

棒球運動的推展,除了依靠球迷熱情,棒球行政制度的建立也是重要環節。1946年台灣省體育會成立後,規章中指出:「根據台灣省體育會組織規則成立的棒球運動主辦機構,……」依此規定,1948年,謝東閔、莊加恩、謝國城、顏德馨,以及一群關心棒球運動發展的人,為求棒球穩定發展,籌組台灣省棒球協會,並在1948年10月31日成立,推選時任省教育廳副廳長、台灣省合作金庫理事長的謝東閔擔任理事長,莊加恩為總幹事,謝國城則為常務理事。並於同年11月舉行首屆協會杯棒球賽。從棒協幹部的名單觀察,可了解參與者大多為服務於金融界之本省籍人士。這群棒球愛好者,多半在日治時期接觸棒球,而他們的經驗與人際網絡,也有助於戰後初期台灣與日本棒球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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