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民國，我們的台灣

文：黃錦樹（國立暨南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

住久了你會發現，台灣真是個奇怪的地方，不只因為它長期籠罩著民國的蜃影、紅色中國的陰影；飄盪著期待「穢土轉生」的日本殖民帝國、和繞著整個地球維護自己國家利益的流氓帝國「米國」的幽靈。

我們這一批十九歲赴笈台灣留學，之後就留下來工作、定居的大馬華裔，年過四十之後，在台灣的日子就長過在馬了。而且後者基本上凍結了，但居台的日子還一直累增中。身為寫作人，不管住多久，你還是會被歸類為「馬華」，即便你努力想脫掉那一身也許略嫌土氣的衣裳。

不止如此，如果不是乾脆當你不存在（管你寫甚麼，「恁爸」沒興趣看。）我們最常被問及的問題之一竟然是——為什麼不以台灣為背景，重新再出發？為甚麼不寫台灣？如果政治意識強一點，甚至會直截了當的指控——你腳踩台灣地、吃台灣米、喝台灣水、曬台灣太陽，怎麼還老是寫馬來西亞？言下之意是，你不覺得可恥嗎？被歸類為「懷鄉文學」，被愚蠢的質疑「窠臼」算是客氣了。

晚近我委婉的回答是「我的寫作本身就是台灣經驗」，嘗試把它問題化為「台灣文學裡的馬華文學難題」。後者，台灣文學本土論述的大老邱貴芬聽了即回應說，「我覺得你說的那些都不是甚麼問題」。看來似乎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鄉土・文學・主體性

然而邏輯上，台灣本土論者最引以為豪的鄉土文學，不也是一種懷鄉文學嗎？差別在那裡？所以我認為對我們而言，鄉土文學論中的鄉土/都市區分只怕不是最根本的，更根本的區分是我們的鄉土/你們的鄉土（我鄉/他鄉），二者的差別既是時間的，也是空間的。三0年代馬來亞的左翼文士藉用中國的理論資源總結出來的此時此地的現實論，適足以概括之。

彼時此時此地論的攻擊對象「僑民文學」，即是南來文人以中國經驗、以中國為背景的寫作。五0年代的台灣的反共文學，所謂的外省懷鄉文學，也幾乎是同一回事（這種異時異地雷同現象的結構性問題，我在〈無國籍華文文學〉裡曾申論過）。此時此地論當然是政治的、情感的，早期左翼文學視寫作為即時的抗爭武器，那樣的強調無可厚非，也有助於讓在地文學找到自身的位置（時下常言的主體性）。

但如今竟被調度作為一種排他性原則（譬如老朋友莊華興也用同樣的邏輯來批評我這個離鄉的人——「離鄉太久，對大馬的現實已不瞭解了」），是不是過於欠缺反思？文學的良窳和那有關嗎？——但這顯然不是他們關心的事了，因此更多人會進而選擇對我們的作品視而不見。但視而不見還是比愚蠢的胡說八道好。

我來台灣次年政治解嚴，又一年蔣經國逝世。在本土化的巨浪中，我們的「僑生」身份的正當性也倍受質疑（被認為是來佔便宜的，彼此都不知道那是大國冷戰佈局的小螺絲釘），那也刺激我們反思自身的身份處境，也嘗試抗拒那樣的身份歸屬，抗拒民國的中華文化說辭。

但那時並不知道，僑生這舊時代的身份標誌，關涉的是近代中國複雜的歷史糾結——民國的流亡，國共內戰戰力懸殊的延長賽，冷戰，馬來西亞民族國家種族政策的詭計（讓那些受獨中教育、「麻煩」的、忠誠度可疑的華裔子弟到美國卵翼下的孤島去受反共的中產階級教育，避免對紅色中國產生傾慕；再用不承認他們的大學文憑讓他們返鄉後吃盡苦頭——連考個本科的證照都很吃力）等等，甚至也必然被捲入台灣島本身族群認同鬥爭裡。

「僑生」的結構位置和外省人一樣，不是台灣的僑生，而是民國的僑生。我們一開始就被卡在台灣/民國的夾縫裡，即便主其事者有其特殊的政治考量，無可諱言的，我們仍是受民國中華民族主義廣大而破敗的屋頂的庇護（相較於馬來民族主義的踹離），而得以受高等教育，甚至進而成為作家。

甚至會對諸多民國的遺留物習以為常——繁體字、注音符號、國語、國文、國學、民國紀元、民國國旗、國歌、國慶、國父、釣魚台、南京……。但如果你繼續留下，留得夠久，或許就幾乎難以避免的被拉進民國－台灣南明般尷尬的境遇裡。不可能迴避孤島化後的民國創傷，殖民經驗給予台灣的自主想像。或許將同時感受兩種悲情：民國的悲情，台灣的悲情。

我們的民國，這樣的表述難免是誇大其詞，即使已從巨人變成侏儒，它還是擁有可觀的象徵資本，它的子民還有四海一家的想像，甚至「無名目的大志」。我們的台灣，則更幾乎是僭越了。「我們」晚近的歸類也許近於「外配」（外籍配偶）——李永平、張貴興、張錦忠、高嘉謙莫不如此，但我和我太太比較特殊，「互為外配」。來自大陸、越南、印尼，大部份出身窮困家庭，千里迢迢渡海嫁進沒有台灣女人願嫁的弱勢家庭（底層的－－收入低的，老的，甚至殘病的－－大馬華社近年也是如此），生育新台灣人，並支撐起鄉下最基礎的勞動力，譬如採茶、割茭白筍。

也許受到加入WTO的衝擊，在我居住的農村，最年輕的本土勞動力，是平均年齡六十以上的阿公阿婆。而今大部份年輕人都去唸大學（管它程度多差——一種台式平等），而唸了大學，誰還願「降格」務農？偶有，一定上報，因為稀罕。

舊袍子已成污穢緊身衣

即便是不計在台北唸書的日子，自1996年南下埔里以來，也已經十八年。這十八年裡，台灣發生了許多事。解嚴後，「民國」幾乎被凍結，台灣更其台灣——理論上它應該更民主，更自由，百無禁忌，在文學領域幾乎就是如此。然而，台灣民眾的薪水也就幾乎停在那個時刻。自李登輝「戒急用忍」的兩岸政策之後，希望走自己的路的台灣，面臨了國際政治現實的嚴酷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