譴責男性受害者的性別平等,我寧可不要

譴責男性受害者的性別平等,我寧可不要
Photo Credit:C_Scott@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這波獨立建國與性別平等究竟是否互斥的議題辯證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提問:「你會說『如果性平運動充滿種族歧視,這樣的性平我寧可不要』嗎?」老實說,會欸。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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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性受害者遭遇的譴責受害者言論,來反諷女性受害者遭遇的譴責受害者言論」,[1]這件事本身也非常諷刺。

想想看:一名遭受過性暴力的男性,或許早已習慣了「男生被摸又不會少塊肉」等話語,學會了保持沉默甚至戲謔地自嘲賺到,才能讓自己避免二次傷害。他或許也反對譴責受害者的言論。那麼,在看到這種反諷言論時,他應該一起跟著高喊「男生被摸又不會少塊肉」,來表達自己的立場嗎?

去年五月發生過類似的事情。當時,中國不斷發生女性遭到性騷擾,「直男癌」男性卻譴責受害女性自己有問題的現象;後來,山東出現一起女對男的公車性騷擾事件,成為網友反擊直男癌言論的施力點——他們模仿父權語句,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在山東事件的新聞留言中,大量使用譴責女性受害者的言論,來嘲笑男性受害者,藉以達到反諷目的。[2]

然而諷刺的是,這些譴責受害者的語句,恰好是父權社會此時仍持續用來對付男性受害者的言論;更諷刺的是,歷經了九次修正案的中國刑法,迄今依舊只認可女性才能成為「強姦」受害者。這樣的背景,使這場初衷或許是揭露社會對女性受害者的嚴厲與殘酷的反諷運動,在批判父權的同時,也諷刺地成為自己所批判的對象,讓一旁遭受類似經歷的男性受害者,陷入難堪的沉默。

就像支持勞動權益的女性主義工運份子,聽聞盟友以陰性賤斥的話語辱罵資方政府;或者支持性解放理念的無性戀者,目睹LGBT盟友為了抵禦宗教右翼的性道德鎮壓,而高舉暗藏著有性戀預設的自然化性慾言論一樣——你支持盟友的目的,但不支持他們的手段。這時候要出來嗎?還是要進去呢?

這種難堪的沉默,可能是相忍為運動的溫柔,也可能是分道揚鑣的前奏曲。上個月初,「這樣的台獨我不要」又一次地帶起討論。[3]在這波獨立建國與性別平等究竟是否互斥的議題辯證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提問:「你會說『如果性平運動充滿種族歧視,這樣的性平我寧可不要』嗎?」

老實說,會欸。

我們先暫時接受歐美中心史觀,來看待女性主義。在60年代,第二波女性主義的主流論述,認為社會將女人綁在家戶中,強迫女人成為家庭主婦與母親;因此,「家庭」是壓迫女性的場域,「母職」則是限制女性人生發展的意識形態。然而,黑人女性主義者卻有不同的看法:她們認為,從黑奴到家庭幫傭,黑人女性一直都在工作,而非被綁在家戶內。是以,「家庭」不只是壓迫的場域,而是在種族壓迫之下,凝聚族群認同的重要空間;「母職」則固然辛苦,但對黑人女性而言,也帶來了尊嚴與自我實現的可能性。

黑人女性主義者批判當時的主流女性主義,將白人女性的經驗當成所有女性的共同經驗,只見性別,未見其他壓迫力量的運作。換句話說,這一波女性主義在爭取性別平等時,並沒有察覺自身蘊含的種族歧視問題。

這些批判並非主張白人女性的訴求完全無效,而是提醒:所謂「女性的共同壓迫」,可能只是某群女性面臨的壓迫。姊妹情深,但姊妹中仍有權力和資源差異。於是,白人女性忽略了自己的種族與國族優勢,將「白人女性」的議題,偷換成「所有女性」的議題,致使黑人(及其他邊緣少數)女性在爭取性別平等的運動中,再次經歷了種族或其他歧視的傷害。[4]

現在,我們可以再想一次:如果性平運動充滿種族歧視(或其他歧視),「寧可不要這樣的性平」,又有什麼問題呢?

因為,如果在倡議A議題時,非得使用歧視或傷害B群體的方式才能推動,那麼無論爭取到多少社會正義,或者「A議題人權鬥士」的名聲再怎麼響亮,實際上它仍舊是一種對B群體的歧視啊。

讓我們再把這樣的概念,帶回來反諷漫畫中思考吧:

要批判的是「運動方式」,而非整個運動或個別倡議者

我們不認為「整個女性主義都雙重標準啦」,也不覺得「這只是某個個人的責任,他不能代言整個性平運動」會是關鍵回應,因為這些並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到底能不能接受,這種挾帶歧視或可能傷害到其他弱勢群體的倡議方式?

女性主義
Photo Credit:Leon Hernandez @flickr CC BY-NC-ND 2.0
問題不在某個言論能不能說,而是說了有什麼效果

反諷不是不行,性別翻轉也是常見的倡議策略。重點不是政治正確地禁止使用,而是在意識到這些作法可能造成的傷害後,試著改變論述方式。比如說:在最後多加一張圖,說明前面這些言論都是男性受害者時常聽到的,「這些言論我們還真的不該說,因為無論性別為何,譴責受害者都不應該」。這樣做,有沒有可能讓傷害降低一點呢?

並非主張「A議題的倡議者,必須負責推動B議題」,而是提醒「在推動A議題時,有沒有複製B議題受到的壓迫」?

我的關懷焦點是性別,因此將有限的資源、心力、時間都投注在性別平等上,這不是問題;我擅長的是性別,因此討論議題時僅從性別角度切入分析,這也不是問題。問題是:當我僅從性別切入,而忽略了其他面向、甚至說出對其他群體的歧視言論時,面對他人的提醒,我是虛心受教學習調整,還是駁斥「你們會這樣說就是因為你們反對性別平等」、「為什麼我要為其他議題負責」?

後記(2017年6月23日增補)

本文刊出後,不少朋友提出對於「這樣的台獨我不要」爭議的看法(其實比較想看大家討論性暴力受害的議題QQ)。經過線上與線下幾次討論,我們發現自己確實存在盲點,在此做出修正。

概念上,我們仍然認同文末的三個重點:

  1. 要批判的是「運動方式」,而非整個運動或個別倡議者。
  2. 問題不在某個言論能不能說,而是說了有什麼效果。
  3. 並非主張「A議題的倡議者,必須負責推動B議題」,而是提醒「在推動A議題時,有沒有複製B議題受到的壓迫」?

但有個部份,我們先前未考慮周詳:當A議題支持者的言論,強化了B議題受到的壓迫時,究竟它是與A議題有關的「運動方式」,還是與A議題無關的、僅屬於支持者的個人立場?

以台灣經驗舉例:曾有性平相關團體為了保障在地婦女的工作權益,支持「本勞外勞基本薪資脫鉤」政策。且不提外勞薪資脫鉤後,本勞恐怕只會受害,對勞動條件毫無助益;對外勞而言,薪資脫鉤更會強化其遭受剝削的弱勢處境。這個團體當然不能代表整個性平運動,但它的性平倡議路線,確實與移工遭受的壓迫鑲嵌:在爭取本地女性的需求時,他國女性(及其他性別)的需求被忽略了——也就是說,我們固然不能為此便無限上綱地主張「女性主義都在強化國族歧視」,但指出「此種性平倡議會強化國族歧視」,基本上沒有問題。

相對地,若有女性主義者或性平支持者,深信「外勞都會逃跑」、「應該嚴格控管他們的手機」等偏見,我們當然可以提醒他們注意自己的偏見,但這些偏見不必然與女性主義或性別平等有關。亦即,這些人歧視移工,並不是因為「身為女性主義者」或「性別理論的教導」,而是生命經驗難免的限囿;尤其當他們表達國族歧視言論並非是為了宣揚性平理念時,將他們的國族歧視與性平支持者身分聯結,恐怕會有問題——「倡議者身分」在此應是溝通的利基,而非偏見的成因。對方有族群歧視,不是因為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反而可以邀請對方,藉由他們對性別的關懷,來同理對族群的關懷。

同樣的概念,帶回台獨。我們確實未處理清楚,某些性別盲的言論究竟是用來推動台獨理念的諸多運動方式之一,而與台獨有關(但即使有關,也不能藉以否認整個台獨運動),還是屬於個別支持者的立場,而與台獨無涉。當混淆兩者時,就可能使提醒話語的內容,延續了現存制度下台獨運動遭受的汙名。

註釋

[1] 原畫請參見璐奇LC

[2] 參見〈當「諧擬」不再只是諷刺〉。

[3] 起因請參見ゆうしゃ yuusha

我們不敢確定「這種台獨我不要」最早出現在哪裡。由於相關討論眾多,難以窮陳盡列,僅先嘗試整理如下(閱讀時請注意不只本文,留言也有值得分析或學習之處)。有興趣補足脈絡者,可藉以下連結的分享,再行順藤摸瓜。

[4] 例如非洲的女性割禮議題。有些非洲女性主義者認為,應該區分「女性割禮」和「陰部殘割」的差異,因為「割除包皮」與「割除部分或全部性器官乃至縫合陰部」,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另外,儘管同一個民族在不同國家內有截然相反的割禮盛行率,又或在某些國家中,基督徒進行割禮的比例超過80%,穆斯林進行割禮的比例不到一半,國際間仍不斷將割禮議題呈現成「野蠻落後的非洲或伊斯蘭傳統」。

對此,非洲女性主義者大致有兩種批判:第一,雖然陰部殘割確實戕害女性身體,但部分西方女性主義者過度重視割禮議題,忽略了飲水、衛生或者其他非洲女性在意的困境,意即她們在意割禮議題,是因為它符合西方女性主義者的正義期待,而非因為它是非洲女性的迫切需求。第二,前述這種不顧現象的複雜程度,一味將割禮簡化成「野蠻非洲文化」的作法,是一種延續國族歧視的粗暴手段;尤有甚者,許多非洲女性(以及其他性別弱勢)當下仍舊面臨的物質困境,其實就是西方殖民歷史造成的惡果,而這些殖民責任,也在「野蠻非洲」的簡化詮釋下被隱藏起來了。

這種只見性別的倡議路線,解放的究竟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南方國家女人,還或優勢女性自以為情誼深厚的想像姊妹呢?

更多關於性別與文化的討論,亦可參見〈童婚議題並不遙遠,如何跳開「性別 vs. XX」的狹窄視框才是挑戰〉。雖然我們本來想寫好幾篇,但最後只寫了一篇,科科。

本文經男性解放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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