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最低工資能改善底層人民的生活嗎?它得先符合「生活工資」

調整最低工資能改善底層人民的生活嗎?它得先符合「生活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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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要真正深遠地改善勞工福利,筆者認為讓最低工資符合生活工資,是適切的做法。把最低工資提高到生活工資的水平,是為了肯定勞動者有其尊嚴,也是社會對於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集體回應。

文:李健聰

希望聯盟在2018影子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把最低工資從現有的1000令吉,上調至1500令吉。除了引起中小企業界與職工會的零星回應,並沒有帶來更多細致討論,殊為可惜。

沒有跟進馬來西亞最低工資進展的民眾,肯定無法了解今天最低工資的「理所當然」,曾經是那麽地遙不可及。

國陣與其前身聯盟政府,為各個領域設定最低工資,已經是上世紀60年代的陳年舊事【註】。自70年代開始,由於篤信發展至上的「涓滴效應」(Trickle Down Effect)(也就是只要經濟發展,最終財富亦會「滴流」到窮人身上),政府棄守勞工權益長達數十年。

直到2008年,當本國政治版圖產生結構性改變後,國陣政府重新考慮落實最低工資的必要性,在數次展延之後,歷史性地於2012年4月30日宣布落實900令吉(以及砂沙兩州800令吉)的最低工資,並且在四年後的2016年7月1日,再上調至1000令吉(以及砂沙920令吉)。

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質疑最低工資存在的必要性。當年反對最低工資的右派智庫,今天多也沈寂下來。可是,當今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最低工資是否有立法存在的必要,而是最低工資是否克服當年意欲解決的問題——即改善底層工人的生活與待遇?

要討論現在最低工資水平是否適切,我們有必要理解生活工資(Living Wage)的概念。生活工資是指一名勞工一週工作不超過48小時,有能力購買食物、付屋租、負擔醫療、衣物、交通與教育費用,同時擁有存款以在緊急時期使用之工資。

亞洲生活工資聯盟(Asia Floor Wage Alliance)以購買力平價方式計算生活負擔後,以此設定亞洲各國的生活工資水平。該聯盟假設每名勞工須負擔另外兩名成人、一名成人兩名兒童、或四名兒童。

工資的分配則是:50%分配予足夠攝取3000卡路里的食物;40%予衣服、房屋、交通、孩子教育與醫療費用;10%用予儲蓄、應急等可支配收入上。以此計算的話,馬來西亞於2015年的合理生活工資,應該處於1643令吉的水平。

別忘記,這僅是2015年的水平,兩年後的今天,生活成本節節上升,想必生活費更加高昂。再者,這項估計並沒有納入城鄉差距。

在長期貧窮與過勞死之間,您要選擇哪個?

今天馬來西亞人口70%住在城市範圍,其生活之拮据艱辛,更加不必贅述。今天,我國的最低工資僅為1000令吉,莫說要活得有尊嚴,僅是為了養家糊口,已幾乎不可能。若「響應」副貿工部張阿末馬斯蘭(Ahmad Maslan)打兩份工的呼籲,日前便發生一華裔青年疑因操勞過度而暴斃的悲劇 。在長期貧窮與過勞死之間,您要選擇哪個?

再者,在歐美需求放緩,製造業遷移到成本更低廉國家的今天,發展至上的經濟模式勢必難以維持。若要推進經濟發展,同時照顧底層人民的生活與權益,那麽我們必須從鞏固國內需求出發。只要勞工薪資提高,其可支配收入增加,將讓市場更蓬勃,也提高國人的整體生活品質。

因此,把最低工資提高到生活工資的水平,是為了肯定勞動者有其尊嚴,也是社會對於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集體回應。希望聯盟倡議把最低工資提高至1500令吉,其實仍比國際組織建議的生活工資(1643令吉)低。想來這是呼應馬來西亞職工總會(MTUC)於今年三月提出的訴求,以改善36萬名僅獲得最低工資待遇勞動者的福利。

除此之外,為了與中小型企業共同承擔這項責任,希盟也承諾執政後將撥出25億令吉,以便在提高最低工資的首幾年減緩其對中小企業的衝擊。

然而,要真正深遠地改善勞工福利,必須落實結構性改革:修改工會法令以簡化組織職工會程序、減少工會事務局對職工會的干預、改革國家薪金諮詢理事會使其更能反映生活工資、制訂更貼近現實的貧窮線、禁止勞工中介制度、終止政府外包制度以減少剝削、逐步減少移工泛濫問題等,才能避免遭到朋黨與企業利益集團的綁架,真正釋放勞動人民的力量。

而作為重要的開始,讓最低工資符合生活工資,是適切的做法。

【註】1947年工資理事會法令(Wage Council Act 1947)第三條文下設立的全國工資理事會(National Wage Council)曾為數個領域設定最低薪資,分別為:酒店業(1967年)、碼頭貨運業(1967年)、商店員工(1970年)以及戲院員工(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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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當代評論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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