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專訪香港藝術家關尚智

我不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專訪香港藝術家關尚智
Photo Credit:關尚智/馬凌畫廊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展覽以外,他幻想過在藝術家的身份以外做得更多,為自己覺得不妥當的事情發聲,例如曾經和朋友一同創立藝術組織「活化廳」、「HKADC」等,但最終因為內部紛爭和個性為他帶來的限制而告終,他說:「我不想成為一個被人留意的人、也不想影響人、不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文:Fizen Yuen

進入關尚智在馬凌畫廊的個展「藍是新的黑」,會看見藍色的封條,彷彿暗示不准進入。一邊思考如何進入展覽,一邊會發現封條背後有隻藍色的手,不斷重複做敬禮的動作。每一次敬禮,伴隨一個擊碎的聲音。這種看不見的暴力,不是很熟悉嗎?

一年前在旺角,示威者用木板、磚頭、火種、玻璃瓶、垃圾桶等雜物擲向警察。有人稱他們為暴徒,但有人說,追求正義的道路上不免沾上「邪惡」。另一方面,香港藍色的警服,曾經是安全感的來源,但暗角七警事件令我們醒覺,「正義」從來不單純。正與邪、人民與政權、雞蛋與高牆,這些昔日黑白分明的形象,似乎已經變得明昧難辨。「好像所有事都可以隨時改變,沒有一樣大家可以直接相信的事實。任何東西都可以如此明顯地虛假,」關尚智如是說。

「關」系美學:與觀眾連結

關尚智不喜歡被看見。他展覽開幕也喜歡躲起來,平日不常外出,通常會留在家中陪伴兒子。而他的作品則相反,他相信作品需要和觀眾有連繫,令每個人都有接觸點,因此從場地由什麼人營運、空間有什麼特性、甚至是展覽的題目、策展人的想法、其他藝術家會做什麼、可能出現什麼觀眾,他都會考慮。這種「關」系美學,被稱爲「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當初由法國評論家尼可拉.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提出:藝術家透過作品,營造出一個有社會性的場景,藉此場景將社會現實轉換進來,傳遞社會現實,允許觀眾進入並加入對話,從而建立觀眾和藝術家之間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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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關尚智/馬凌畫廊提供
關尚智,《四百擊(1959)》,2017,DCI 4K Cinemascope,2.39:1,彩色立體聲,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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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關尚智/馬凌畫廊提供
右邊是關尚智引爆綁在臉上的炸彈,左邊則是兒子手持旗子在海邊自由奔跑。

也因此,關尚智的展覽作品大多跟香港社會息息相關:「很早已經不斷有人勸戒我,創作不要跟一個地方太切身,不過我一直不聽,或者我覺得這樣才對。如果要討論切身的問題,為何還要如此普世(general)?我覺得錯了。當然這手法有取捨,會較難接觸其他觀眾,但我覺得不是沒有可能。」因為這份堅持,不少展覽機會因而不了了之。雖然說香港人會對展覽中的意象特別敏感,但嘗試將眼光放遠世界,了解北韓金正恩試射飛彈的原因、又看看無故槍殺黑人的美國警察、乃至近期西班牙警察武力鎮壓公投的事件,其他地方沒有正邪互相混淆的現象嗎,似乎又不然。

當年,他在上海外灘美術館的作品《水馬(茅台:水,1:999)》,開宗明義邀請觀眾一起推倒水馬,政治意味相當濃厚。他回憶,考慮觀眾的參與性,是偶然受到另一位藝術家程展緯啟發:「當年逕行請香港藝術館幫忙借「鐵馬」圍欄,我想收藏香港所有『鐵馬』圍欄在這兒 時,程展緯致電,問我可不可以爬過那些鐵馬……我從沒想過有人會想爬過去,所以從此開始思考,作品有沒有更多可能性。」

模糊,可以看得更清楚

這次展覽和以往一樣,他希望觀眾和作品可以產生一種對抗的關係-觀眾必須思考如何通過藍色的封條,才能進入展覽。不同的是,這次他再沒有作出指引,讓作品更多可能性發生。

在如今香港的政治氣候,直接表達立場,似乎更容易取得共鳴,但他卻刻意模糊作品,令人不能直接聯想到他的立場和觸發他創作的事件,「我覺得表達自己的想法,對別人沒有什麼價值。我也只是一個普通人,不見得我的理解會特別正確,或者有什麼優勝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是錯誤的。」在《Above U》中,觀眾也許會發現自己的身份亦不斷混淆,這一刻是被監察者,下一刻變成監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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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關尚智/馬凌畫廊提供
關尚智,《Above U》,2017,螢光燈、色鍵裝置、電視直撥系統、實時視頻,尺寸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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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關尚智/馬凌畫廊提供
關尚智,《VOID》,2017,防拆膠帶裝置作品,尺寸可變。

除了性格使然,模糊也有它的實際用途。模糊一點,可以讓觀眾看見彼此、思考更多;太清楚,反而會令真正重要的事失焦,「我不喜歡現在所有事情都分成派別,有些我很自然會覺得背後有目的,是為了建立自己。東西做得好不好,當然可以批評,但現在那種文化就是互相攻擊、嘲笑,好像沒什麼建樹。」

所以,他刻意選擇有多重意義的字詞和物件,像Void(同時有廢除、虛無、徒勞的意思)和膠紙,就拼湊出豐富的意涵:Void配合膠紙,彷彿在阻擋及廢除一些事情,深有權力的意味;然而,這個作品的另一層意義,在展覽完結時才會出現;因膠紙同時有可以被撕毀的特性,當被撕毀,則會令它們喪失權力,由廢除別人的權力者變成被作廢的無權者,最後剩下虛無,關尚智說道:「很多事情都只留存在記憶之中,所以不會是永恆的,記憶在有生之年也漸漸跟原本的經驗遠去和留失。」展覽結束後,畫廊很快會有新的展覽;佔領結束,夏慤道重新變得車水馬龍。現在看金鐘,也有一種虛無感。

尚智與理智

不少人形容,關尚智的展覽很聰明。聰明這個字,往往令人聯想起敏捷的思路。事實上,他用了3個月構思這個展覽,實際造作品反而只用了1個月:「我自己很想尋求一個位置,然後覺得整件事的想法是通的,要找到一個理由這樣做。」他的想法跳動往往很大,遲遲定不了題目,不能開始做作品,他打趣道:「有些想法會和太太分享,問她覺得好不好,但她知道我不會因為她的答覆去肯定行或不行,而是自己慢慢想,再決定是否可行,所以現在她會開玩笑說是垃圾。有時我給自己時間沉澱,第二天就會覺得這想法真不濟,又要花很多時間重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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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關尚智/馬凌畫廊提供
關尚智,《POWER,CORRUPTION,LIES》,2017,霓虹燈雕塑,透明塑料人體模型,不鏽鋼架,39×47×31CM、158×83×24CM、 53×33×29CM。

因為要不斷思考展覽與不同人的關係與意義,所以創作對他來說是一個困擾的狀態,他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熱愛藝術:「有些藝術家可以愉快地創作,我覺得很不可思議。我不是不享受,過程中也有愉快的地方,但談不上是一個普遍的快樂經驗,但我想我是自討苦吃。記得有導演說過電影不應該是一種娛樂,我覺得藝術也不應該是,所以覺得不應抱有做完會開心的想法。」

談到和太太黃慧妍一起創作的經歷,他說:「我不想我有一種主導性在內,既然是合作的作品,應該每一樣東西都是我們贊成的,所以每一樣東西都投票,要兩個人通過才可以,這樣的操作模式令她很痛苦。」雖然如此,他不自覺很有原則,因為自問沒有經過大的考驗。一直在照顧兒子的黃慧妍凝望他插話:「我覺得他是很有原則的人,很少會對事情沒有想法……很多人也有想法,但韌性(flexibility)很闊,他不是那種。」

生活上有時會遇見一些吹噓自己成功的人,細味下會發現其實是掩飾自己沒自信的表現。關尚智雖然時時否定自己,卻令我隱隱感覺到,他其實很有自信。由展覽堅持與香港切身、到二人創作時拒絕主導,會發現他始終選擇一條較難走的路,而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朋友阿野曾形容,他像古希臘的犬儒(與現今定義不同),放棄一切私產及物質生活,孓然一身了無牽掛,在邊緣中的邊緣,從不言奪權卻也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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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CoBo Social提供
關尚智與其妻黃慧妍同為藝術家,日常話題經常圍繞藝術創作」,兩人經常合作,也各有專長,共同製作錄像及繪畫作品。
黑色幽默最大的黑色幽默

也許是因為這份孓然一身了無牽掛的心態,令他時時可以在作品中加入一份黑色幽默。他喜歡在現成物上發揮創意,個人網站不說「All Right Reserved」,而是「Human Right Reserved」、成立的藝術組織故意叫「HKADC」,連畫廊寫新聞稿時也混淆了,寫成了「香港藝術發展局」。

他又喜歡將現成物原有的環境改變,令物件產生新的意義。上次在台灣的《嗯,你可以擁有我所剩下的》,關尚智刻意挪用了身邊藝術家朋友的作品風格;這次展覽中大量的藍色和Void,則帶有法國藝術家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的影子。除了挪用別人的作品,他甚至挪用自己的舊作品《計劃A至Z去了結我的生命》,先綁上寫有「Hong Kong Independence」的炸彈,再綁上「Hong Kong is not」的炸彈然後引爆,狀甚詼諧,同樣的藝術形式,在不同的背景下,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意義。

他形容這是希望讓自己和觀眾過過癮,因為他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帶來價值:「自己創造的作品多少年還會有人看?都不會去想像。」然而,黑色幽默最大的黑色幽默,就是人們只能看見它的幽默。他暗自希望,觀眾除了讀到趣味以外,有閱讀的層次、理解的層次。所以他更像一個工程師,掌握趣味和批判之間的分寸,令展覽做到他理想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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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關尚智/馬凌畫廊提供
關尚智,《(r)Evolution》,2017,DIBOND裱嵌、壓克力玻璃、大衛頭像雕塑損壞複製品製成的磚頭,6×10×20CM。

展覽以外,他幻想過在藝術家的身份以外做得更多,為自己覺得不妥當的事情發聲,例如曾經和朋友一同創立藝術組織「活化廳」、「HKADC」等,但最終因為內部紛爭和個性為他帶來的限制而告終:「我不想成為一個被人留意的人、也不想影響人、不想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這種個性,似乎跟做展覽的本質很矛盾,但藝術偏偏是他最擅長的事。

苦澀的是,他認為自己的作品無法改變現實:「雖然自己對藝術的定義不是這樣(應該直接帶來改變),但如果真的有一個作品,可以帶來革命,我毋庸置疑會覺得它是一個成功的作品;但在現實中就知道,根本和這個目標距離太遠,這些幸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於是就會有這種失落感,會思考到底創作有什麼價值,到底是取悅自己、或是為某些人帶來一種抽象的、精神上的滿足感。」

每次展覽,他都會幻想展覽完結時,變回什麼都沒有的模樣。雖然這聽起來很悲觀,但從他一直以黃慧妍為他造的石墳《His Resting Space》為頭像,好像隱隱感受到展覽結束、生命完結,於他也是平靜的,如橄欖樹林的一陣風。

展覽最後,他將一開始被暴力擊碎的大衛像重覆加熱,令它們像新的石膏一樣,不斷循環再用,變成新的磚頭,成為作品《(r)Evolution》;另一邊則是兒子關問,手持一支旗在海邊自由奔跑。毛澤東曾經對學生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而關尚智則完全否定自己,更相信年輕人和之後的人會有自己的堅持和力量,相信後來的人會比自己更加進步。因此,他說現時活著只是想做好目前的事情,「作為父母,希望留給他的世界是善良的。」

本文獲CoBo Social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曾傑
核稿編輯:翁世航